郭海強：中國人的“愛國”究竟需要何種“理性”？

中國人的“愛國”究竟需要何種“理性”？

郭 海 強　　

說明：前不久本人發了《白巖松們應向愛國民眾和廣大志愿者公開道歉》一帖，而這個討論“愛國理性”的帖子其實才是有關“抵制家樂福”議題的首帖，當時卻忘了“首發”。現在偶然又找了出來，只好來個“舊帖新發”，也算是與前帖相互呼應。

近日，圍繞著應否抵制法資超市家樂福以及其它法國產品的爭議不僅迅速成為網絡熱點話題并蔓延至平面媒體，而且新華社及人民日報日前亦已相繼發表有關評論文章高調介入。正反雙方自然是拉足架勢、各執一詞，展開了一場在當代中國社會上司空見慣而又老生常談的口水大戰。支持者高舉愛國主義的大旗，動輒將反對者稱作“漢奸賣國賊”；反對者則抱持“理性”、“和諧”的牌子，極力論證抵制行動的不合理和不可取，更有甚者承接美國CNN評論員的“口水”，干脆將那些言行過激的抵制者稱作“暴民”（見4月19日南方都市報A31版，五岳散人《愛國不能是七傷拳》）。按照這個“漢奸VS暴民”的“文革”勢頭發展下去，恐怕不久就會如中國青年報攝影記者賀延光（發表博文反對抵制）所言，“我們中國自己就先亂啦”！　　

以往發生的歷次國內網絡爭議事件，尤其是涉及中外矛盾的國際政治問題，總是慣性地落入“爭議－升溫－情緒化”的窠臼，“愛國”與“賣國”的標簽屢試不爽地挑撥著中國人那根脆弱的神經，原本正常、嚴肅的公共爭議瞬即演變為情緒化的罵戰，甚至部分公共知識分子也照樣“同流合污”，從而逐步模糊乃至偏離了爭議的原始論點。但此次“抵制家樂福事件”，卻是從一開始就偏離了問題的焦點和本質（不排除有人故意為之）。事實上，國家主席胡錦濤已于4月12日明確指出，“我們和達賴集團的矛盾，不是民族問題，不是宗教問題，也不是人權問題，而是維護祖國統一和分裂祖國的問題”。國內外藏獨分子在外國勢力的資助下，公然采取恐怖暴力手段追求所謂“西藏獨立”；同時，藏獨分子沖擊、搶奪奧運火炬顯然并非什么和平示威，而是不折不扣的非法暴力行為，是對人類公義及奧林匹克精神的踐踏，也是對全球華人民族感情的傷害。因此，在這個維護中國國家主權及領土完整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尤其是在“314”拉薩暴亂事件之后，那些縱容、支持達賴分裂勢力并將之與北京奧運掛鉤的外國政府、媒體及組織顯然對中國采取了極不友好的敵視態度，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挑戰了中國的領土主權及干涉了中國內政。對此，全體中國人民完全有權利、有義務通過各種合理合法的途徑公開表達維護國家主權及尊嚴的正義訴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部分中國網民抵制家樂福的正當性無可置疑，這個“是否應該抵制家樂福”的爭議問題其實是一個偽命題。　　

正所謂“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反對者之所以反對此次抵制行動，原因在于他們只看到抵制行動的本身和后果，卻沒有看到抵制行動的前提及其意義（當然，不排除個別人故意忽略或視而不見）。通觀反對者所提出的各類意見，幾乎無一例外地將經濟利益列為最大的反對理由，大意是家樂福里賣的都是中國產品，家樂福里雇用的都是中國員工，因此抵制行動首先就會傷害到中國的經濟利益，“盲目抵制外國，受害的是中國（賀延光語）”。其次就是呼吁以理性的態度“確立世界公民的寬大心胸”，“為這個擁有‘有容乃大’的古老價值傳統的大國做正確的承當”（盧慕昭語）。總而言之，抵制行動一不經濟，二不理性。　　

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此類“經濟至上”的論調早已成為中國官方和民間的“最高意識形態”，當代中國人早已成了“唯利是圖的經濟動物”，因此，“經濟壓倒一切”這個“最大的理性”在這里又再“主流”一番，實在是正常不過。記得幾年前在媒體上流行過一陣“見義不應勇為”的“前衛言論”，其論據赫然是西方式的“人權理論”。論者主張平民百姓在面對持刀歹徒時應以保全性命為最高目的，不管是劫財還是劫色，一律放棄抵抗“保命至上”，旁觀者也不必見義勇為，而應該報警處理。筆者當時即撰文向有關論者提出一個問題：“如果歹徒搶劫的是你的父母兄弟，強奸的是你的妻女姐妹，你是否同樣放棄抵抗，乖乖地站在一旁等待警察的救援”？回到此次抵制爭議，大可以套用以上模式向這些“經濟至上”論者提出一個問題：如果你在大街上看到有人侮辱毆打你的父母，你上前一看才發現那人原來是你的老板，你是否隨即“理性”下來，經過一番經濟核算之后，便以“寬大的公民胸懷”包容了老板的非法行為？如果有人對以上兩個問題均作出肯定的回答，他便自動成為了　秋風　先生口中所論的“吃飯的動物”了（見4月18日南方都市報A30版，秋風《人不只是吃飯的動物》）。　　

實際上，這種“經濟掛帥論”和“理性態度論”顯然沒有認清如下事實：中國在今天所面對的不是一個普通的國際貿易糾紛，而是一個事關維護國家主權及尊嚴的重大原則問題。與中國的領土主權以及十三億中國人民的切身權益相比，有關法資企業的中國員工和供應商的經濟利益根本不可同日而語，難道說這少數人的經濟利益居然就可以凌駕于中國的國家主權以及全體中國人民的尊嚴之上？那么中國的國家主權以及民族尊嚴也實在太不值錢了。如果中國人在這個重大原則問題面前出于經濟理由而不愿或不敢明確地公開表態，顯然就是毫無原則的見利忘義和麻木不仁。中國人若連如此基本的維權意識都付之闕如，又有何資格自居全球化時代的“大國公民”？眾所周知，對內表達民主自由訴求和對外表達國際政治訴求其實屬于一個現代公民的合法權利及應有責任的“一體兩面”。然而不知何故，中國國內的“民主自由人士”一面將面對執政當局的政治訴求視為不容置疑的“公民權利”，另一面卻將針對外國政府的政治訴求一慨定性為“非理性的愛國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使用一種顯而易見的雙重標準強行撕裂了現代公民政治的完整性。正如中國政法大學　何兵　教授所質問的，“我確實不能理解，那些口口聲聲認同言論自由的人們，為何葉公好龍，對人民這種自由表達行為深惡而痛絕”（見4月19日南方都市報A31版，何兵《抵制是民意的和平表達》）？自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以來，世界各國民眾均曾舉行過聲勢浩大的反對美國侵略戰爭的和平示威活動，唯獨中國自媒體至精英都是一片沉默，那種“世界公民”所應有的道義感和責任感完全無影無蹤。個中原因，恐怕是這種來自“西方先進國家”的“民主自由”只能施諸中國政府和人民身上，卻萬不能反作用于西方政府的頭上，這是一個多么絕妙的“普世價值”啊！　　

07年11月底，新任法國總統薩科齊首度訪華，展開了由他親自定調的“和諧之旅”，結果從中國方面獲得了價值300億美元的巨額訂單。訪華期間，薩科齊在胡錦濤舉行的歡迎晚宴上提到臺灣和西藏問題，代表法國政府承認只有一個中國，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由此可見，在不到半年的時間里，法國總統的對華姿態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轉。如果說這是出于法國尊重自由人權的文化傳統和“政治正確”，那么同樣是這個薩科齊，當05年10月移民與窮人聚居的巴黎郊區爆發長達三個星期的打砸搶騷亂之時，當時身為法國內政部長的他公開將參與鬧事的穆斯林和黑人青年指斥為“人渣”，最后動用強大警力實施鐵腕鎮壓來結束了這個暴亂事件。請問：究竟應該如何解釋法國的此類“民主自由人權”？　　

自改革開放以來，一部分善良的中國知識分子總是以無比推崇的眼光看待西方文化光明的、優秀的一面，卻有意無意地忽略掉與之伴生的、以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為代表的、黑暗罪惡的另一面。其后果就是在推動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逐步喪失了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和自覺性，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各個公共層面有意識地以西方的標準為標準，以西方的是非為是非，所謂“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日漸淪為鸚鵡學舌般的生搬硬套，“中國現代化”也就蛻變為“中國西方化”。圍繞此次抵制行動所表露出來的各種反對意見，充分顯示了當代中國社會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是何等的混亂。例如央視主持人白巖松在其評論文章內稱，“奧運火炬并不是北京的，它屬于世界也屬于全人類，有人搗亂，它搗的也是全世界的亂”（言下之意就是中國人大可不必為一個不屬于自己的東西生閑氣）；“如果你不生氣，并繼續執著地做好自己該干的事”，“那么搗亂者就會被人們以小丑的方式留在記憶深處”（如果白巖松運用這種深具中國傳統特色的明哲保身來處理人際關系，實在不失為一條精明的處世之道，可惜他用錯了地方）；最為出彩的是，白巖松認為家樂福的職工大部分是中國人，因此抵制家樂福就像是中國人之間的“內訌”（白巖松在這里完全將中國雇員視為家樂福的老板兼法人代表）。堂堂央視的“著名主持人”居然是這般見識，也就可以想見其余了。　　

當然，筆者并非無條件地支持抵制者的所有主張和行為，尤其是他們應該尊重不同意見。事實上，抵制行動本身并非此次愛國活動的最終目的或唯一成果，而是力圖通過這個抵制行動向法國方面以及其它國家發出明確的政治信息，理直氣壯地表示中國人民堅決反對國際上的各種反華言行。因此，此次抵制行動應該遵循“有理有力有節”的原則，采取合理合法的和平方式進行有關活動，一旦達到充分展示中國民眾政治訴求的目的，就應該適時結束此次行動。另一方面，正如　何兵　教授所指出的，“在中國與西方的合作與抗衡過程中，執政黨和政府應當充分利用民眾資源，奮起的民間社會是政府力量的重要源泉”。　　政府有關部門應該充分保障民眾的政治參與權和表達權，采取各種積極措施引導抵制行動有序進行。以往個別民眾的過激言行實際上都是由于缺乏適當的政治參與和表達途徑才造成的，政府有關部門應對此作出檢討并盡快出臺補救措施，尤其是放寬民眾舉行游行示威的管制尺度，并提供適當的公眾示威場所。　 　　 　

                    08、04、20、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