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外國法院來審理楊佳案?
司馬南
今天，在南方的一家報紙上，長平（就是那位著名的長平）發(fā)表一篇很引人注目的文章，標題為《楊佳的母親哪里去了?》,文章承襲了長平寫作一貫風格，懸念式的標題像個急速舞動的花布條，讀者目光再一次地被迅速吸引過去。看來，鳳凰評論員何亮亮昨晚關于“對突發(fā)事件不要過度解讀”的忠告，確實有其現(xiàn)實針對性。
部分人已經(jīng)被帶進了一個誤讀的怪圈，長平們聲嘶力竭：“楊佳的母親哪里去了”，有人便一窩蜂地跟進，若大山般回響：“楊佳的母親哪里去了”。
楊佳母親哪里去了？長平當然不滿足于提出這樣簡單問題，后邊跟進的話才是用心所在：“新華社電訊中暗含了一種解釋：楊佳和父親關系不融洽，他只信任母親，這兩位律師手里的材料上有母親的簽名。更加戲劇性的是，扮演著如此關鍵角色的楊母，卻莫名其妙地失蹤了。”“暗含”-“戲劇性”-“莫名其妙’一類詞語的使用，長平有效地烘托了楊佳案詭異森嚴的氣氛，令看客的心猛然收緊了。
接下來，長平開始炮擊了：
“案件發(fā)生的當日下午，楊母被警方帶到北京大屯派出所配合調(diào)查，隨后就和親屬失去了聯(lián)系。親屬到派出所去詢問，得到的回復竟然是按走失人員報案。帶走她的是上海警方，但上海警方稱不知情，或曰“此案偵查階段結束，不再發(fā)布消息”。要知道，如果一個公民被警方帶走，然后就失蹤了，那么這是另一樁案子了，而不是“此案”。這一樁案子本身就非同小可，加上與“此案”的關系，自然備受關注。警方有責任向當事人的親屬和社會公眾釋疑解惑，而不能以“此案偵查結束”為由來搪塞。”
可惜，大炮轟得呼隆隆作響，細看，卻沒有什么真憑實據(jù)的東西，對警方的指責，除了表達“我根本就不信任你”之外，激情偏狹矯情有余，理性邏輯不足。我們且就甲乙丙丁戊己庚請教長平先生。
甲、依你所說，楊母去了派出所，然后與家人失去了聯(lián)系。您有什么證據(jù)支持“楊母的下落，警方必然知情”？
乙，警方回答“并不知情”何錯之有?您到底有什么理由認為，警察的話必然有詐,必然有鬼？
丙，在媒體上公開指責“警方搪塞”，那么“不搪塞的回答”應該是什么樣的？如果警方確實不知道楊母的下落，你叫他怎么來回答你們才滿意呢？
戊，如知情者所說，上海警方在與楊母了解了一些情況之后，便收兵回營了，你逼問楊母下落，非叫他對楊母的下落給出說法，豈非強人所難？
己，如果楊母自己出于某種原因不愿意會客（包括不愿意見到《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自命不凡的列為大人），自己選擇了一個地方呆著，叫警方必須說出楊母此刻在什么地方，君為警官，如何說得出呢？
庚，楊母有權利選擇自己認為合適的地點生活，有權利選擇自己認為合適的方式聯(lián)系某些人或不聯(lián)系某些人。楊佳殺人，警察殞命，偌大悲劇，報道溢沸，身為生母，心若刀割，暫避一時，不亦正常乎？
家人聯(lián)系不上楊母，擔心情有可原，如果認定楊母為失蹤，當然依照照規(guī)定應該“按走失人員報案”。您抨擊公安“按走失人員報案”說法不對，應當告訴我們不對在什么地方，說不清為什么不對，卻空喊不對，無非展示個人信念與偏好，或與事實根本無關。
“非同小可”，進而“倍加關注”，如此積極是您個人的選擇也是您個人的權利。但是，公民長平，請注意，你目前還沒有獲得授權來調(diào)度指揮上海警方具體辦案過程。警方什么時候發(fā)布消息，應由警方依法自主進行，非由閣下及其閣下所服務的媒體即興決定。
長平先生用“大詞”宣稱“楊母失蹤”屬“另一樁案子”，很有些振聾發(fā)聵。長平先生會講政治，致力于創(chuàng)造暫新的話語境界——“一個公民被警方帶走，然后就失蹤了”。長平自己未必不知道，“公民”-“警方”-“失蹤”，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并非像自己文章刻意營造的那樣，但唯有如此講話，才符合某些人的口味和個別報紙近年一以貫之的普世價值原則，這一點，我想大家能夠理解。
長平曰：“謝有明不適合做楊佳的辯護律師”，理由是“謝有明是上海閘北區(qū)政府的法律顧問”.不知長平先生依據(jù)的是那一條法律執(zhí)此高論,何妨搬出法典來，讓我們也長一點見識?謝有明若是閘北公安分局的法律顧問，此要求好象還有一點道理，現(xiàn)在，謝為政府法律顧問，為什么不能代理楊佳案?司馬南若是市政府法律顧問，全市的案子我都不能接了？簡言之，謝有明代理楊佳案并不違法，長平如此著文100篇，無礙事實與法律規(guī)定。
有人呼吁楊佳案“應該異地公開審理”，某些人某些報最近興奮異常，從法律角度說，楊佳案沒有什么理由不能公開審理，一不涉密，二無隱私，三非未成年。
但是，主張“應該異地審理”的朋友，恐怕這個“應該”的理由就不那么充分了。但凡講法治，核心當為依法辦案，長平們著文強調(diào)“應該異地審理”之前，“應該”翻翻法條，以保持對法律必要的敬畏。
有人坦白，主張異地審理，出于“技術性思維”:無非不放心上海警方，不放心上海公檢法系統(tǒng)，擔心他們官官相護。對此，我有三條回答，愿得到方家教正。
其一，筆者實在想象不出，如此萬眾矚目的大案要案，哪一位有膽量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混淆視聽顛倒黑白？非具體當事人又有什么必要，在眾目睽睽之下越過檢察院、法院眾多的辦案環(huán)節(jié)搞一場徹底埋葬自己清譽與前途的舞弊？其不得營私，又緣何舞弊？
其二,《最高法院刑事司法解釋》、《刑訴法》規(guī)定，回避制度的適用主體，僅包括偵查人員、檢察人員、審判人員、書記員、鑒定人和翻譯人等，并不包括其他主體。上海市公安局檢察院法院一并回避，干脆選擇另一個省市自治區(qū)公檢法系統(tǒng)來辦案，長平先生鼓吹的“程序正義”如此浪漫，不知在哪里曾經(jīng)踐行，筆者未之聞也。
其三，如若聽信某些媒體不負責任的宣傳，不加分析地對整個上海公檢法系統(tǒng)做整體性否定，眼下的問題非但解決不了，反而會墮入別人預先挖好的陷阱之中——“異地審理”移師北京，南報再聲稱北京靠不住怎么辦?天津又如何靠得住？廣東又如何靠得住？山西又如何靠得住?……
多米諾骨牌效應過后，讓外國法院來審理此案嗎?
楊母下落不久自會水落石出，長平們的卓識與公正在哪里？
（200807223星期三）
附文：長平：楊佳的母親到哪里去了？
輿論普遍認為，被指派介入楊佳案的律師謝有明不適合做楊佳的辯護律師，原因有兩點：一，他是上海閘北區(qū)政府的法律顧問，與受害人單位閘北警方屬同一“老板”；二，是他發(fā)表了“楊佳精神狀況正常”、“法律意識強”、“估計是死刑”等不利于楊佳的言論。然而，事情的戲劇性在于，“法律意識強”的楊佳偏偏選中了謝律師和他搭檔，而拒絕了父親為他聘請的另一位律師。
報道這一消息的新華社電訊中暗含了一種解釋：楊佳和父親關系不融洽，他只信任母親，這兩位律師手里的材料上有母親的簽名。更加戲劇性的是，扮演著如此關鍵角色的楊母，卻莫名其妙地失蹤了。
案件發(fā)生的當日下午，楊母被警方帶到北京大屯派出所配合調(diào)查，隨后就和親屬失去了聯(lián)系。親屬到派出所去詢問，得到的回復竟然是按走失人員報案。帶走她的是上海警方，但上海警方稱不知情，或曰“此案偵查階段結束，不再發(fā)布消息”。要知道，如果一個公民被警方帶走，然后就失蹤了，那么這是另一樁案子了，而不是“此案”。這一樁案子本身就非同小可，加上與“此案”的關系，自然備受關注。警方有責任向當事人的親屬和社會公眾釋疑解惑，而不能以“此案偵查結束”為由來搪塞。
就“此案”而言，楊母是在何種情況下委托律師的，楊佳是否知道母親失蹤的消息，顯然是不容忽視的情節(jié)。
這一起慘烈的襲警案發(fā)生后，雖然網(wǎng)絡上有人為楊佳叫好，但是主流輿論無疑是同情受害民警。如果楊佳的確精神正常，那么死刑判決應該確鑿無疑。但是越是在這種情況下，司法機關越要謹慎行事，不要讓正義的伸張因為細節(jié)的不當處理而受挫。
我想起美國的辛普森案。至今還有很多美國人相信，在１９９４年夏天的那個夜晚，辛普森殘忍地殺害了他的前妻及其男友。當時警方也“人贓俱獲”，“鐵證如山”，但是最后陪審團裁定他無罪釋放。辯方首先指出，警察是“在沒有獲得搜捕證的情況下非法搜查民宅”，拿到的那些證據(jù)都應該視作無效。最要命的是，辦案主力警察福爾曼被辯方指控為種族歧視者。他在法庭上宣稱自己從來沒有用過“黑鬼”這個歧視性詞語，結果辯方找到一盒錄像帶，證明他在一個短時期內(nèi)把這個詞用了數(shù)十次。當法庭上出現(xiàn)辛普森戴不上那雙血手套的情節(jié)時，陪審團基本上相信了這位黑人明星是遭到種族歧視者的陷害了。
這一場“世紀審判”使得警方備受打擊。“在世界面前，洛杉磯警察局威信掃地。現(xiàn)在我們都得為此付出代價。”但是和我們一些輿論推論相反的是，并沒有因為可疑的辛普森沒有受到“嚴懲”，美國就殺妻成風了；此案的正面收獲應該是，警察在此后辦案的過程中不得不更加嚴守法律程序了。
中國的法律和美國并不完全一樣，楊佳也不是辛普森，上海更不是洛杉磯。然而，在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的關系上，顯然有一個我國法學界和司法界也都承認并堅持的“普世價值”。輿論呼吁此案異地公開審理，我相信任何人都不會把這種呼吁誤認為是對兇殺犯罪的支持，而會理解成是在細節(jié)上對法律尊嚴的維護，也是對警方收獲更多公眾信任的期待。（原載于《瀟湘晨報》）
http://news.163.com/08/0722/09/4HES0GPD00012Q9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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