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楊佳案的出現,正是改革開放后與國際接軌的結果,正是《南方》們長達多年宣傳“資本主義好”的惡業。連這個常識《南方》們都要否認。這一點,司馬南先生說的很對,天下苦《南方》久矣。
作者:againair
楊佳事件,使在奧運圣火海外傳遞和汶川大地震報道中狼狽不堪的南方報系為代表的一類媒體們蘇醒了過來,幾千字的長篇通訊《殺人者楊佳青春檔案》中也不再稱采取暴力行為的人為“暴民”和“土匪”了。因為畢竟楊佳殺死的不是西方人、不是改革家、不是富豪、不是學者之類的精英基層,挑戰的不是否定社會主義、否定公有制、肯定剝削、全盤西化的大業,倒是可以借此攻擊一下社會主義制度,呼吁一下全盤西化,順便為否定公有制和肯定剝削涂上點油彩、增加點欺騙性。只有在這種時候,南方報業有也才有些人氣,是值得看一看的,甚至應該給點掌聲的。
面對反對聲,我們要冷靜反思,因為即便是別有用心者的反對聲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我們正確的東西,另一種是把我們也反對的東西編一頂帽子扣在我們頭上。后者更有欺騙性,如果我們簡單地對把對方的言論全盤否定,甚至是為我們也反對的東西辯護起來,那才是上了大當。所以,我對司馬南的《汪洋書記如何解讀楊佳殺人案》和《楊佳殺人是制度問題嗎》,是不認同的;相反,是要給《南方周末》點掌聲的。
為什么有掌聲呢?是因為《南方周末》相對于其他媒體更多地描述了部分的事實(特別是楊佳的一些個人的正面信息),提出了一個比較好的問題:“一個前程盡毀的青年,六個瞬間破碎的家庭,一場兩敗俱傷的悲劇,以及無盡的傷痛,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沉痛思考。”不過這個問題表述上本身就有瑕疵,就是楊佳的家庭也就此毀了,受傷害很深的有他可憐的母親,瞬間破滅的家庭不是六個而是七個。最重要的是《南方周末》和鄢烈山都沒有給出明確的、根本性的、正確的答案。站在他們的政治立場上不可能給出來的,并且還在有誤導的嫌疑,所以只能是一點點掌聲,因為他們畢竟沒有繼續“土匪”的論調,比《中國青年報》的《只有暴力沒有美》高了不止一個層次。而司馬南拿著外國警察對公民施暴和對華人選擇性執法的例子進行反駁,給筆者的感覺只是蒼白,須知中國的是人民公安和外國的警察是有著本質的區別的,如果我們和外國警察一樣,尤其是和外國警察干一樣的混蛋事,如此接軌,中國也就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了。
由此,我們就可以看出,楊佳事件中楊佳以外的原因出在哪里,當然不是南方報系們所提出的“制度問題”或者“政治體制問題”。中國的國體是人民民主專政,《人民警察法》第3條規定:“人民警察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持,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聯系,傾聽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接受人民的監督,維護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無論是中國的國體和中國的法律,都決定了人民警察不能更不應該象外國警察那樣將人民作為假想敵、潛在的犯罪嫌疑人,把自己定位為鎮壓者而不是服務者,就算服務也是為一部分人服務,而不是為人民服務。正是因為把人民堪稱假想敵,才會從有罪推定出發,見人就拿,動輒開槍;正是因為把自己看成鎮壓者而不是服務者,才會粗聲厲色,作威作福;正是因為只定位為一少部分人服務,所以才會有選擇性執法,所以才會幫著權貴欺壓人民。如果說,造成楊佳事件上海警方有什么責任的話,肯定是出在沒有在執法過程中貫徹“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是沒有按照《憲法》的精神去執法上,而是出在“與國際接軌”,復辟紅頭阿三舊衙門、舊巡捕的作風上,而不是實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上。在這點,南方報系是不敢說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的國體本來要求是怎樣的,因為那就不能繼續與國際接軌下去了;司馬南則滑得更遠,滑到中青報的《只有暴力沒有美》的一個層次上去了,是要滿足于于國際接軌現狀的。
是不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問題,是不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問題,怎樣堅持、如何落實,才是中國司法界和中國政界必須解決也需要常抓不懈的問題。
在楊佳的責任上,南方報系選擇的以悲情來淡化責任,而忽略了大部分受害者;《中青報》和司馬南則選擇通過暴力強調罪行,而忽略了產生暴力的原因。南方報系一不小心露出了“客觀報道”的不客觀性,那就是材料是有取舍的,作為一篇提到“六個瞬間破碎的家庭”的七千字報道,居然沒有采訪被害警員家屬的專門段落,我們只看到了七個家庭中一家的悲情,卻沒有看到另外六家的眼淚。這不唯是文字上的缺項,更是一種傾向性報道的暴露。而中青報毛建國和司馬南,這些不吝把“暴力”、“血債累累”、“毫無人性的暴徒”等詞匯施于楊佳身上的人,其實本質上和楊佳是一樣的。楊佳是不管是不是正在對他實施迫害的人甚至是不是無辜者,只要是上海閘北分局的男警察,他就揮刀殺去。毛建國和司馬南,是一看到“暴力”、一看到敢于挑戰權威,就如同見到紅色的公牛,沖將上去、一頓亂頂。如果從楊佳的攻擊對象上還有所限定的角度來說,毛建國和司馬南比楊佳更有暴力傾向。
面對楊佳案和所有這個社會的不和諧事件,我們需要反思,到底產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到底是制度問題還是執行問題,到底是那些人要分別承擔什么樣的責任,簡單地渲染悲情,簡單地符號化暴力,都不能制止暴力的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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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殺人者楊佳的青春檔案(上海襲警案深度報道)
來源:南方周末 作者:岳君 實習生 李慶雅 陳強 賈思玉 吳瑤
上海梅園招待所,楊佳行兇前最后的住所
一位權威人士透露,在一度拒絕配合警方做口供之后,楊佳首度解釋犯案動機的第一句話赫然是: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輩子背在身上,那我寧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給我一個說法,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
上海襲警案的主角楊佳,退掉了他在招待所的房子,拿一把刀走進上海閘北公安分局。臨行前他對招待所老板說:“明天不用住了。”
一個前程盡毀的青年,六個瞬間破碎的家庭,一場兩敗俱傷的悲劇,以及無盡的傷痛,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沉痛思考。
網絡日志中的楊佳,陽光,健康,活躍,渴望結交女友;現實中的他,倔強,陰郁,沉默。28歲的他如何走過自己的青春旅程?是什么原因,使得這位北京青年在長時間的深思熟慮后,選擇用如此極端的方式結束別人的生命,同時終結自己的青春?
上海閘北公安局21樓,督察支隊2113辦公室,一支槍對準了楊佳。他終于開口:“你開槍把我打死吧,我已經夠本了。”沒有任何懺悔的意思。
在緊急支援的持槍特警出現之前,被多位民警制服的楊佳暫時被反銬在辦公室內。被擒后,他沒說一句話,只是不斷喘粗氣,喉嚨里發出“嗬嗬”的低吼聲,雙眼通紅,手上粘滿鮮血,白色T恤的左半部已被鮮血浸濕。
一位權威人士透露,在一度拒絕配合警方做口供之后,楊佳首度解釋犯案動機的第一句話赫然是: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輩子背在身上,那我寧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給我一個說法,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
最終代替木訥寡言的楊佳“給出說法”的,是一柄二十多厘米長的單刃剔骨刀,是次襲警事件,六位無辜的民警成為刀下亡魂。
刀刀見血。幾乎只有一種刀法——楊佳用刀對準民警的胸腹部或者頸部動脈,猛烈插入,然后用力上挑。這會使人在5到20秒內因失血過多而斃命。這棟駐扎著大量內勤民警的綜合性警務辦公大樓在專家眼中是這個國家強力機關的“柔軟的腹部”:死亡的民警平均年齡50歲,其中有科技科民警,也有后保處服務中心主任。
在主流語境中,這把血債累累的刀的擁有者完全可以用“喪心病狂”、“窮兇極惡”、“毫無人性的暴徒”來形容;而網絡中則有一些網民給予楊佳同情以及只有近年焦點人物時常有過的那般的待遇:“刀客”楊佳有了自己的“武林列傳”:性剛烈如楊佳者,不懼死而懼受辱,一朝受辱,必流血百步,伏尸數人……在兩種截然對立的語境之外,在成為焦點之前,小人物楊佳有著怎樣的人生?
成長檔案
楊佳從小就有的一個特點是凡事講究規則,不亂穿馬路,看不慣父母亂丟垃圾,會跑過去撿起來,“連玩丟沙包的游戲都從不作弊耍賴”。
在上海警方的案卷中記錄了這個28歲青年的檔案:楊佳,1980年8月27日生,籍貫河北省冀縣,戶籍地北京市東城區前圓恩寺胡同某號,中等專科學歷(函授,口供說是財會系),身高171厘米,體重77公斤,足長26厘米,臉型長方臉。沒有前科。
在前圓恩寺胡同內,在一個老北京普通的四合院的普通人家,楊佳度過了他的普通而不乏快樂的童年。
楊佳的父母在上世紀70年代結婚。父親是一家影院的電工,小時候會帶楊佳去影院看電影。在楊佳13歲的時候,他與妻子王靜梅離婚,很快又組建了新的家庭,然后像一個戛然而止的長鏡頭一樣淡出了楊佳的生活。
王靜梅則是楊佳一直相依為命的母親,也是從未談過對象的楊佳生命中唯一親近的女性,準確的說,是他唯一親近的人。
楊佳小學同學鄧世博對那時楊佳的印象是:成績一般,個頭一般,口才一般,各方面都不算突出,但積極參加班級活動,有時也會跟同學打打鬧鬧,但不記仇,很快就又好了。
王靜梅的好友王鐵栓形容王年輕時容貌出眾,聲音甜美,性格開朗,“沒結婚之前在勞動文化宮當解說員,那都是百里挑一的人。”王靜梅對這個獨子甚為疼愛,幼時放學后楊佳總是背著一個小書包,跟在媽媽身后回家。
鄧世博去過幾次楊佳家里玩,都是父母不在的時候。“他那時候愛看書,但基本都是小孩愛看的漫畫書之類。”
住在楊佳鄰院的李佳則是他小時候的玩伴。李佳說,那時楊佳放學后喜歡一個人躲在家里看書。“當時他父母感情也很好,覺得他家庭很美滿”。
楊佳從小就有的一個特點是凡事講究規則,不亂穿馬路,看不慣父母亂丟垃圾,會跑過去撿起來。“連玩丟沙包的游戲都從不作弊耍賴。”鄧世博說。
那個時候,楊佳的家庭完整,生活幸福,小學歲月讓他充滿懷念。據《京華時報》報道,2006年,楊佳加入網絡上的小學校友錄后,第一條發言就是希望大家能在入學20年后聚會慶祝。
1994年,楊佳父母離婚。當時,楊佳的母親王靜梅在一家洗衣機廠下屬的招待所工作。對于離婚的原因,楊父不愿多提,只是簡單說,夫妻因為懷疑對方有外遇,猜疑逐漸增多,最后導致離婚。母子兩人搬離了前圓恩寺胡同,前往東城區一處房屋居住。
此后,楊佳變得越發沉默寡言離群索居。
鄧世博回憶,青春期的楊佳顯得敏感而孤僻,尤其不愿談及自己的父母,“偶爾問起也就岔開了”。但那個時候起楊佳迷上了爬山,喜歡和老同學一起爬香山等京郊山地,在暴走中讓自己體內隨身體一樣發育的少年心事得以紓解。
“家貧百事哀”
王靜梅曾懷疑楊佳得了心理疾病,希望看心理醫生,但因經濟原因,最終還是放棄了。
相依為命的母子倆的生活可以用“家貧百事哀”來形容。
離婚沒多久,王靜梅工作所在的雪花電冰箱廠也倒閉了。楊佳跟母親搬到慧恩寺一套安置房里,這里大都住著上年紀的拆遷戶。初中畢業后,楊佳念了一所民辦技校的財會。楊父開始還來看看楊佳,給他們一點生活費,后來再沒有過來。
據媒體報道,截至案發,楊佳已經四年與父親全無聯系了。7月1日,當律師謝有明詢問楊佳單親家庭對他的心理傷害時,楊佳作出很無所謂的表情。謝有明意識到,這是一個特別倔強的人。
“楊佳不愛說話,也不肯示弱。”只有在提到他母親的時候,楊佳的態度才會柔和起來。“他說他母親很可憐,很辛苦地在養他。”
1999年技校畢業之后,楊佳在望京購物中心實習,隨后在首體家樂福工作一年多。“他覺得單位里怎么有那么多爾虞我詐的事情,看不慣就走了。”王靜梅的好友王鐵栓說。
此后,在一家公司短暫工作后,楊佳失業在家,變得越來越不愿和人接觸。
2000年,王靜梅在宣武區虎坊橋東邊的一個招待所當服務員,因為一次肢體沖突,她開始了一場影響母子二人至深的漫長上訴。
王鐵栓回憶那件“懸案”的起因說:王靜梅是1955年生人,屬羊,在這個年齡段算是長得出眾的,那會還顯得年輕。那家招待所的經理看上她,老想跟她套關系,她看不上。而另一個女服務員因此跟她爭風吃醋,老覺得她是眼中釘,再加上工作時候又起沖突,一次瞅準沒人的時候,那個女服務員上來就把她摁倒,啃她,腿上咬掉一塊肉,導致住院。
王靜梅把對方告上法院。“可單位沒人看見當時情況,沒見證人,雖然其診斷證明等證據都齊全,可對方說也瞧病去了,后來補充了一個假條和1352元的醫療費證明——而王靜梅也花了1352元,對方明顯是找醫院關系后補的。最后法官各打五十大板,認定雙方互毆,各自負擔。”王鐵栓說。
王靜梅對此耿耿于懷,開始了漫長上訪之路。退休之后,更是常年將主要精力放在上訪上,輾轉于北京公檢法各部門,直至北京市委、國務院信訪辦和最高法院信訪辦。她因為這個事,心里非常不痛快,后來還生了動脈瘤,大出血動手術。
“她這人本來心勁挺高的,我感覺她雖然不富裕,對錢并不在乎,但認理。”王鐵栓有一次勸她不要這么漫無止境的在官司上這么耗下去,王靜梅急了,說你這人怎么這樣,一點原則都沒有。
她打官司時結交的“訟友”郝家雋說,每次見到王靜梅,她都穿一件80年代的黃色長袖外套,無論冬夏,從不更改。
不僅因為打官司而生活困頓,王靜梅還遇上了其他不順心的事。她曾上婚姻介紹所登記,結果被一個婚托騙了一筆錢,給她介紹了一個結過婚的人。再找的話,又要再交費。
官司越發成為王靜梅生活的精神動力,但她還必須面對失業在家的兒子。“我出去打官司,必須在早晨做好一天的飯,不做我兒子就不吃。”王鐵栓曾提出幫王靜梅勸勸楊佳,但王靜梅拒絕了,她說楊佳拒絕和人交流。
有一次,王靜梅曾向朋友說起,她懷疑楊佳得了心理疾病,希望看心理醫生。這也許是一次避免日后悲劇的機會,但因經濟原因,最終還是放棄了。
“門牙被打掉了,補牙花了幾千塊錢”
去年3月時,王靜梅被拉到拘留所呆了十多天。回去時她發現門鎖著,楊佳也沒影了——他去他同學家了,沒有去找她。
楊佳一直找不到工作,整天坐在電腦前上網,唯一的外出是幫母親買個油鹽醬醋。“王靜梅的厚厚一摞申訴材料,都是讓楊佳幫她在電腦上打的。”王鐵栓說。
楊佳所住單元301的鄰居說王靜梅這個人脾氣倒是有點古怪,有點擰,較真兒,凡事非要找出個理兒來。楊佳平時看上去倒特別普通,不顯眼。也不怎么愛說話,但是挺懂事的。比如在樓道里,看見你提著很多東西,他就會給你讓道,或是問問說用不用幫你提。
待業青年楊佳不做家務,“都是他媽伺候他,出去辦事提前做好中午飯,回去帶晚飯,不理他都不吃飯。”
偶爾跟鄧世博等老同學聚會,楊佳也經常一言不發,僅僅是問候一下最近好不好。
去年3月,王靜梅上訪找人大代表反映問題,后因故被拘留十幾天。回去時她發現門鎖著,楊佳也沒影了——他去同學家了,沒有去找她。
王靜梅1500元的退休工資是全家唯一的經濟來源。不得已,她經常找些促銷或是小時工的活兒打散工,她還曾到民政部門給兒子申請低保,但遭拒絕。“民政部門說王靜梅有退休金,不符合低保標準。”
王靜梅變得易怒,鄰里矛盾漸多。她希望兒子的人生不要像她那樣越走越窄,鼓勵楊佳多出去走走,散散心,并把自己攢下來的退休金交給兒子外出旅游。
網絡和戶外運動是楊佳宣泄郁悶的出口。網絡之中,楊佳的精神是健全而活躍的。
他在校友錄上熱情招呼新注冊的老同學。他還是班級QQ群的管理員,沒有工作的他上線最為頻繁。
楊佳有一個博客,博客名為“非常地妖”,沒有戀愛史的他在交友目的一欄上寫道,“社交,約會,認真交往,交友”。他說,“一個大齡光棍現在最想結交的就是美女”。
楊佳在綠野INFO等多個戶外旅游論壇注冊了賬號。鄧世博說,楊佳喜歡在校友錄和QQ上發他在野外時所拍攝的景色照片。很少見面的楊佳就這樣在照片中朝他們微笑。
在驢友圈,楊佳參加活動時很主動,話不多,但樂于助人,見到漂亮女孩很靦腆。在郎八拉之行和楊佳始終走在一塊的KEEM對他印象很深:“休息的時候他兩次給大家買冰棍,我們都挺意外。”
然而,前年冬天楊佳在山西旅游時,不期然地跟當地警察發生了一場沖突。
王鐵栓說:“楊佳在太原火車站被警察打了。排隊進站,前后人擠人,他怕別人偷東西把包挎在胸前,警察說他不好好排隊,他頂嘴說排著隊呢,結果被請到派出所,在派出所被打了。門牙被打掉了,補牙花了幾千塊錢。”
母子倆又一次不斷上訪告狀,告到公安部,“那回人家承認錯誤,的確是打了,賠禮道歉。還賠了三萬塊錢,但打他的事情在心理上肯定有陰影。”
與自行車相關的仇恨
接近楊佳的權威人士稱,楊佳指控當日在派出所遭到“七八個警察的毆打”。上海市公安局對于楊佳在訊問期間被毆打的說法給予了否定。
楊佳的仇恨似乎總來源于自行車。楊佳的姨媽說,剛工作時楊佳攢錢買的新自行車被偷。結果在冬夜,楊佳在大雪中走了近6個小時才回到家。從此,楊佳特別痛恨偷自行車的人。
據楊佳陳述,他對警察的仇恨,亦源自涉嫌偷盜自行車一事。
2007年10月5日傍晚時分,上海市閘北區普善路口。楊佳為了旅游方便租用的自行車被警察攔下。
上海市火車站在閘北區,黑車肆行,治安相對混亂,警方查證很嚴格:一般說來,沒有車牌,警察即有權攔車詢問。楊佳正在上海旅游,騎著租來的一輛無牌無證的自行車,受到巡邏民警盤查。
楊佳對于盤查的民警十分抵觸:“你為什么要當著這么多人的面查看我的證件,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你為什么不攔(他們),就攔住我一個……”
這樣的對抗在路口一直持續了40分鐘。根據上海警方公布的錄音,場面更像是楊佳在盤問警察:“你有什么理由在這占用我的時間?這是法律規定的嗎?你把法律拿過來,你會背!你就這樣子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你有什么理由?”
“法律?什么叫法律?法律哪一條規定你臨檢無緣無故要這樣地搶我的證件。你怎么可以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楊佳被帶回芷江西路派出所繼續接受訊問。此后所發生的事并沒有被公布。
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律師謝有明在聽完楊佳的陳述后,表示自己完全能夠理解楊佳。但他說不方便透露具體內容,因為那只是楊佳的一面之辭,有待核實。
接近楊佳的權威人士稱,楊佳指控當日在派出所遭到“七八個警察的毆打”。上海市公安局對于楊佳在訊問期間被毆打的說法給予了否定。
有消息人士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進一步透露:當時楊佳和民警們發生了誤會,楊佳說自己只是舉起手做了一個防護的動作,民警卻以為他要反抗,將他按倒在地,“他說民警們搜查了他的包,還把他的衣服都搞臟了”。
在楊佳的要求下,督察到場。但督察并沒有給他滿意的答復,相反激起了他更大的怒火。
被釋放回到北京之后,像前次狀告太原警方一樣,楊佳多次通過信訪件、電子郵件等形式,向上海市公安局和閘北公安分局督察部門投訴,提出開除相關民警公職、賠償其精神損失費的要求,認為不應對他進行盤查。
對此,公安督察部門經過核查,認為民警執法依法有據,無不當之處。兩次赴京對楊佳進行法制宣傳和疏導勸解,但楊均不予理睬。
上海權威人士稱:當時確實發生了肢體沖突。為了息訪,警方二次派人去北京做工作。
亦有可靠人士透露:十七大期間,上海警方曾在京找過楊佳,跟他商量1500元數額的賠償,但楊佳不肯罷休。6月份,上海警方給楊佳去了電話,“你不要把這件事情搞大了。”
幾乎與此同時,6月底,王靜梅持續8年的上訪終于又有了一個說法。“法院信訪辦答復她,按理說這個案子應該重審,但案子實在太小了。還是決定不予審理了。”王鐵栓說。
王靜梅大怒:“你這事小了的話非得鬧大了才管啊?!”
幾天后,一語成讖。
旅社的最后時光
他曾在家得利和聯華兩家超市里流連,并對各類促銷廣告饒有興趣。即便已向不歸路,仍竭力維持著基本的生活質量,比如薯片等零食,洗滌所需的消毒液,驅蚊用的花露水,還有一套整齊的牙具。
6月12日,28歲的楊佳在上海市芷江西路165弄深處的“德保旅社”入住,房間號111,在一條昏暗走廊的盡頭。
楊佳這次仍騎著一輛成色尚新的自行車而來,車鎖尚未安裝。老板曾善意提醒他提防偷盜。
盡管旅館老板堅稱,這是楊佳第一次入住,但仍有近旁的鄰居對南方周末記者言之鑿鑿,稱去年的10月間,曾目睹楊佳亦曾來此,“還有警察陪伴”。
德保旅社距離芷江西路派出所咫尺之遙,分列弄堂兩端,系居民住宅樓的一樓改造而來。警方事后調查稱,其在此處曾用望遠鏡窺伺派出所數日。
在閘北,類似的隱身于住宅區中的私人旅館,比比皆是。盡管條件簡陋,但房費便宜。楊佳以找工作為名,登記入住,原本68元的房價在幾番商量后,優惠至40元。
這是一間只有4平方米的簡易房間,一張窄床和一臺破舊彩電。因為時逢黃梅天,天氣涼爽,屋內的空調從未啟用。房間內并無正規窗戶,僅有的陽光來自東墻上A3紙大小的窗洞。“他有一天想換一間有窗戶的房,也沒換成。”服務員說。
其間,因不適應南方飲食,楊佳曾試圖向老板借用廚房設施自起爐灶,但被拒絕。此后,仍以盒飯度日。
楊佳在這里整整住了12天,在老板眼里是一位守規矩的房客,每隔一兩天按時交納房費,從無拖延。時間久了,老板曾詢問其找工作情況,他總是寥寥數言,“還沒呢”。
6月23日,楊佳乘火車返回北京。警方稱其將旅游及登山裝備放回家中,兩日后再度折回上海。這次他將住處選在了長安路上的梅園招待所,同樣深棲于弄堂深處。襲警案案發地閘北公安分局大樓,正在五分鐘路程之外的街口。
楊佳入住的二樓的202-2房間被一道新鎖鎖著。旅館老板稱,系警方所為,以阻止外人進入。他一去不返的房間里,如今還殘留著一盒蚊香、一把雨傘,一件白色T恤,已經晾干并疊好放在床邊。
一聽八寶粥和一袋牛奶仍放在電視機柜上,這也許是他當天未竟的早餐。
他曾在家得利和聯華兩家超市里流連,并對各類促銷廣告饒有興趣。即便已向不歸路,仍竭力維持著基本的生活質量,比如薯片等零食,洗滌所需的消毒液,驅蚊用的花露水,還有一套整齊的牙具。
一墻之隔的來滬打工的河北邯鄲姑娘李娟(化名),總是在早晨六點被其出門時甩門聲驚醒,她頗有微詞,但卻從未與這位鄰居照面——幾乎每天都是深夜一時,又一聲關門聲,才提示主人回來了。
李娟的房間與楊佳的房間只隔一道紙板墻,隔音效果很差,幾乎隔壁的一舉一動都能清晰聽見。但這最后的五天里,她除了深夜對方的呼嚕聲外,什么聲音都沒有聽到。
甚至連電視都從沒開過,沒有電話聲,沒有會客聲。她的男朋友在一次深夜,與夜歸的楊佳在過道里照面,一樣不吭聲。
最后的五天里,這個幾乎不呈現任何生活氣息的隔壁房間,令這對小青年驚恐。
7月1日上午9時左右,楊佳從梅園招待所退房,說“明天不用住了”。
40分鐘后,他快步走進閘北公安分局,手上的刀閃著寒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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