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平先生，是否還缺點什么？

皇甫平先生，是否還缺點什么？

鄭海泉（08年6月21日）

筆名‘皇甫平’的周瑞金先生08年4月19日在浙江人文大學演講，介紹他17年前在上海‘解放日報’用‘黃浦江評論’的諧音‘皇甫平’為筆名，寫了推動我國經濟改革的四篇非常重要文章的背景，文章闡述了鄧小平堅定改革的思想，經鄧‘南巡’講話公開肯定，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大潮沒受89之后反對改革，說改革是走資本主義的‘輿論’阻擋，所以，推進了中國市場經濟改革不斷前進，取得經濟上巨大的勝利。周先生說那些文章是得到小平同志在上海（內部）談話后‘奉邀’寫的，這樣講，讓人信服。十幾年后的06年1月，周先生以同樣的筆名寫了‘改革不可動搖’，那是在我國廣大民間‘輿論’也強烈要求對我們的改革進行‘反思’的時候，周先生文章‘提出一個基本觀點，認為市場化改革沒有錯，錯在我們沒有按市場經濟發展的規律來完善我們的法律體制和各方面體制，…。’（見‘北京青年報’，08年5月7日C2版）。06年的文章可以理解是周先生的獨立見解，也是自己認為在那個時候應該站出來寫。

我在周先生寫前四篇文章的時候，還在低頭拉車，很少抬頭看路，因為是搞機械學科的，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還是‘糊涂’狀態，今天經過有限的自學才多少有一點了解；周先生寫后一篇文章時，我對中國的經濟形勢和改革結果就不那么糊涂了，退休后，集中精力抬頭看路看了十來年。所以，看了報道周先生演講的文章后，就產生了‘皇甫平先生，是否還缺點什么？’的問題。恕我斗膽，前四篇和后一篇都缺點‘高度’。其實，我們大家不管是寫文章，還是說話、演講都很可能缺，缺是正常的，因為人既非‘圣賢’，世上又無完人，包括馬克思、列寧、毛澤東、鄧小平都在內，至于亞當 . 斯密、海耶克等也絕不例外，何況我們普通人，就怕我們不認識，最可怕是有的不承認，甚至不承認還要去找許多‘道理’。

提問前先統一一下是非標準：

1，‘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當我們在‘理論上’不能統一時，都要服從實踐做出的判斷，不能搞任何‘本本主義’，只把什么人說了什么，什么上寫了什么拿來做根據作結論，比如過去就用‘紅寶書’，今天不用它又用‘理論’，它們固然重要，但都沒有‘實踐’權威。

2，我們是堅持‘社會主義’的，如果今天對‘社’和‘資’還不清楚，總應該至少把這理解成要‘為全體公民服務’，不能只為少數人服務，不管他是‘資產階級’——富人，還是‘無產階級’——窮人，特別是無產階級的‘代表’。有人說那些‘代表’就是今天的權貴。我理解‘權貴’是我們中國老百姓心目中的特殊人物，他們既權且貴，大概與‘官僚資產階級’差不多，但不等于什么‘書記’，也不等于什么‘長’，因為社會主義社會里的‘書記’和‘長’只權不貴，而且權還是有限的，連資本主義社會里都必須這樣，社會主義就應該比他們更好才對。故一個當權者把權用于謀私，聚斂錢財，不但作威，還要作福，就必然成為權貴。

因為馬克思主義主張要解放全人類，反對壓迫和剝削，最后要消滅它們，而且并沒有說什么人就可以去壓迫別人，不在要反對之內。當然‘壓迫’是靠權勢，壓迫的內容既包括政治方面的專制，也要包括經濟上把別人合法的東西，其中特別是勞動所得，當然也包括公有的東西，依靠權勢據為己有，這樣的情況實質是侵占、剝奪，‘剝削’二字包括不了。正派的無產階級不會想去‘壓迫’、剝削別人，他們只依靠自己誠實有效的勞動，紀律和法律是全體都要遵守的，不是只針對別人的；恐怕只有‘流氓無產階級’才是單純以自己的利益為判斷是非的標準，對憑借武力獲取津津樂道。所以，過去把階級斗爭說的天花亂墜，甚至高喊‘打倒在地’，還要‘再踏上…’，那不是真馬克思主義，而是少數人的一種極端主義東西，故我理解社會主義必然是‘為全體公民服務’。社會主義更不能只為‘資本’服務，只看資本是否增加，如何增值到‘最大化’，因為我們討論的是由人構成的現代社會問題，而不是帳本上錢的數量怎樣變化，要是腦子里只有‘資本’，我看就很像‘原始資本主義’了，或者離原始資本主義很近了，離現代資本主義也相距不近了。

3，我們都要承認和遵循辯證唯物主義，反對任何片面性，形而上學，不能說我看到那一點，沒看到別的也可以，甚至不承認還有別的。

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應該自覺這樣嚴格要求自己，努力做到，就是正派的資產階級學者，也不能反對這三條。如果周先生認為我這三條是‘修正主義’，我們就沒有共同語言。但您仍然要聽完我的問題，您有權按您的觀點回答，讓歷史做結論，無權不聽不同的聲音。

要問周先生第一個問題是，您在寫前四篇文章的時候，您自己對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本身是不是搞清楚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是不是單一的哪種經濟，比如單純的市場經濟，特別是‘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過去說社會主義就是計劃經濟，資本主義就是市場經濟，這對嗎？真實嗎？為什么小平同志說它們都是方法不是本質，誰都可以用？是‘可以用’，比如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不用，想用哪個就用那個，還是‘必須都用’，而且還要各在其位，各施其職？…。我認為，如果不清楚這些，不管您提什么觀點，不可能是全面的、科學的，還可能有不好的，甚至是‘危險’的東西。不知道周先生承認不承認，‘真理向前再邁一步，就是錯誤’？我是承認什么事情都有‘分寸’，都有‘度’，寬度與深度。我們是在面對科學，而不是在與什么人爭高低，盡管表面看總是人與人在爭。作為搞自然科學的我，就是被這樣教育的，也是在實際工作里認真貫徹的，不然自然是無情的。我好像記得，革命導師說過，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實踐（行動），我理解成‘沒有正確的理論就沒有正確的實踐’，這可以說是放之四海皆準的，避免了對‘革命’有不同的理解。

我要問這個問題是因為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們對當時的‘改革’有很多‘看法’，也有很多‘擔心’，確實還很‘厲害’。提出這些東西的‘出發點’和根據是各式各樣的，其中當然有錯誤的，甚至說有人是‘別有用心’我都贊成；但同樣有很多是正確的，特別是‘懷疑’意見里也會包含有正確的東西，甚至這些東西對看清楚問題和保護與增進人民利益來說是非常寶貴的，對把我們的事情辦好是有益的，是符合‘三個有利于’的。我就舉幾個，懷疑市場經濟會不會丟掉社會主義的公平，特別是在市場條件下處于劣勢的人群，因為市場經濟強調競爭與‘優勝劣汰’，甚至是‘你死我活’；‘先富后富論’你沒有說明可靠的保證，人們就擔心要兩極分化，特別是在人們要‘爭取’‘利益最大化’的時候；市場經濟不能把權攙和進來，道理就太淺顯了；…。一、二十年過去了，事實做了結論，人民的擔心不是杞人憂天，您都承認有六大問題，特別是廣大工農失去、拉后太多。所以，我們那時是不是應該站得高一點，而不是僅僅要‘解放思想’、‘大膽推進’，如果您不‘謙虛，謹慎’，善于聽取和對待各種意見，都‘解放’到片面上去了，‘大膽’到‘蠻干’上去了，那能行嗎？我們過去是‘愛’這樣干的，動不動就就要大干快上，…。我們當然要抓住‘主要矛盾’，但并沒有說其他的矛盾就可以‘忽略’，一年可以，兩年可以，難道十年都可以？‘次要矛盾’是能轉化成主要矛盾的；而且事物是復雜的，不同性質，不同層面有不同的方法，您有這樣的認識準備嗎？文章里有這樣的‘暗示’嗎？您在今天談那些文章的時候，您想過這些嗎？這可不是‘學術爭論’，對錯、偏全‘無關痛癢’，而是關系十幾億人的生計！

第二個問題是，在解放思想大力推進市場經濟改革的90年代和新千年初期里，周先生是不是隨時根據中國的改革開放實踐結果，對您四篇文章提倡的思想和要求做過一些‘補充’或‘修改’？要不要在原來那樣的高度上‘再上一層樓’？一方面我們共產黨人要對人民群眾高度負責，一定要謙虛謹慎，對實踐結果要保持高度的敏感，既然是‘摸著石頭過河’就更應該如此；另一方面小平同志除講了要解放思想，大膽…，同時還講了很多話，很多‘原則’，要堅持一些東西，比如公有制、社會主義…等，還要防止一些事情，比如他說，要是搞成兩極分化就失敗了，…等等，您有沒有根據出現的大量事實要寫落實這些‘指示’的‘沖動’和責任？因為我們中國在相當長時期里話語權和實踐權是被大膽市場化一派壟斷的，而您因寫了那些驚動中國甚至世界的文章有相當高的地位，又得到小平同志的肯定，是有影響力的，也可以說是有責任的。可小平同志在97年后就不能‘南巡’，也不能‘談話’了，要靠我們自己。

第三個問題是，06年您寫‘改革不可動搖’是因為人們‘反對改革’，還是‘反對那樣的改革’提出別的改法？是反對某些具體內容，還是反對整個改革要退回到30年前？…。這是一個非常原則性的問題，也是一個非常嚴肅、非常細致的問題，判斷錯了，簡單化了，問題就非常之大。我可以大膽地說，我們過去半個世紀里，犯這樣的錯誤不是一次兩次，頭腦里非黑則白，全黑全白，而且幾乎成為‘老虎屁股’，或者是‘拉大旗做虎皮’。不是把不同意見看成是提高的臺階，而是當成‘前進’的絆腳石；不是‘聞過則喜’，常常是聞過則怒，甚至采取非常錯誤的態度，而且從來就沒有‘認真’反省過。因為犯錯誤的人不但官位牢固，總能找出客觀理由，而且造成的損失都是由人民群眾去‘交學費’。我不知道，您是否考慮過，那六大問題的產生，與您四篇文章的寫法和表露的觀點里可能存在的不科學性或不太完美有沒有丁點關系？因為我們很多人一直是表面‘理解’或主觀‘揣摩’上面精神辦事的，很多人是跟著‘風’走的，甚至有的人是按‘為我所用’作為的，而把那些根本原則常常放在腦后，辯證唯物主義也可以說更束之高閣，追求的是‘干脆’、‘痛快’、‘氣勢’，甚至是‘風頭’，…，‘有嘩眾取寵之心，無實事求是之意’。這您比我這個普通老百姓看得更多，看得更清楚。

我同意您06年文章里承認改革開放實際產生了六大問題，因為事實都擺在那里；我也同意‘法律體制和其他體制’沒有跟上市場經濟規律是重要原因，但我不認為就是根本原因。我對這要提的問題是，如果我們不認識市場經濟要有那些‘體制’才可能是‘良性市場’，才能產生好的結果，比如像今天的北歐那樣；否則就必然成為‘惡性市場’，產生丑惡、殘酷、…，就像‘原始資本主義’那樣，（我當然不相信您會像有的人，認為別人先走惡性市場，我們也非要那樣走），我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解放思想，大膽推進市場經濟，甚至有的人都鼓吹到‘市場萬能’，認為犧牲幾千萬人（當然是普通勞動者）的利益都可以，這樣的態度可取，還是不可?。啃璨恍枰词∩顚哟卧蚴鞘裁?？與此有關的是，那些‘體制’的認識與建立，是經濟學家的責任還是法學家、政治家的責任，或者是政府的責任，我經濟學家就只管‘推進市場經濟’就行，甚至體制、法制愈不完善我市場經濟發展愈自由，愈快愈得利？甚至這還能得到政權的支持，推進市場經濟需要的‘資本積累’和‘私有化’程度才能遠比資本主義國家快速完成（兩百年與二十年比），這可是中國二十來年鐵的事實！我認為您在演講的最后，說了‘那時我以為市場經濟就…，原來也有兩種…，’。這當然是應該的，也能得到大家歡迎。但我仍然認為對于像您這樣地位的人來說，僅僅說到這個程度，還是站得低了點，如果僅是這樣，沒有把自己產生‘以為’的原因告訴我們，今后就很難說在其他的問題上就不再‘以為’…了。因為在您寫四篇文章的時候，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兩種早就在那里擺著了，我甚至認為，如果沒有惡性市場經濟，很可能就沒有馬克思主義。只有解決了原因問題，今后才可能不再‘以為’，才能使‘主觀以為’與‘客觀結果’一致起來。當然，要真正能保證，還得靠嚴格的民主制度，不能寄希望于任何個人！不管是神仙、皇帝還是‘救世主’！我愿意告訴您，我們搞自然科學的，是不敢‘以為’的，更不敢忽視‘條件’，否則是要出‘大亂子’的！甚至要‘身敗名裂’的！

另外一個問題是，政府在社會經濟問題里應該是什么角色？我們今天的主流經濟學家是把政府排除在經濟領域之外的，否認‘上帝之手’ 應該起作用，甚至說它只能起壞作用，把‘資源’配置不好，（我不認為這僅僅是學術見解問題，）這與您今天認為‘政府不應該走在經濟第一線’有沒有區別？怎么區別？政府在社會經濟的‘參謀部’里是什么地位？請注意我說的是‘社會經濟’，是整體、全局，不單是‘市場經濟’，那是具體，只是局部，更不是市場經濟第一線。參謀部與第一線像軍隊那樣是既不能分割又不能混淆的統一體。在我看來，這二十來年經濟改革出的六大問題，其原因之一不是因為政府走在了經濟的第一線，您沒必要對政府簡單提‘不應該走’的‘建議’，我認為是應該怎樣走的問題。單就市場經濟第一線，過去的問題是，政府應該走的沒走，叫‘缺位’，不該走的亂走，叫‘錯位’，不需要去走的也要去走，叫‘重位’或‘越位’，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就是在市場經濟第一線里，我看政府今后還要‘走’得‘勤’點，不然你怎么知道在第一線實際‘干’的人，規不規矩，‘體制’已經定的東西落實沒落實，定得夠不夠、完善不完善？就說政府的責任里屬于‘服務’的內容，你就不應該主動去看看自己服務得如何，還要在衙門里當老爺？第一線里的‘自發’傾向是什么，我們大家都清楚，我們，特別是政府可不能再掉以輕心！尤其是我們那些‘體制’建設還遠遠沒有完成的時候，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還幾乎沒走幾‘碎步’的時候，我們眾多‘企業家’的‘修養’還不那么高的時候，我們廣大群眾應該有卻還沒有什么發言權的時候，…。何況第一線的公有制企業政府也能像對私有制企業那樣不多去走走？看看作為公有制單位它們應該擔負的責任盡職沒有？他們在市場經濟里走得怎樣？他們有沒有把‘主人’放在眼里？…。如果需要，我可以舉出一大堆問題，這些問題它們自己很難處理好。比如工資怎么定，‘老板’拿多少，工人拿多少？‘福利’怎么定，獎勵怎么定？…；利潤怎么處理，能與私人企業一樣，上交25%利潤稅后，‘老板’可以隨意…？這些政府以外誰又‘管不著’（故有人說不是公有制而是‘官有制’）。所以問題是，應該怎樣個‘走’法，‘走’什么內容，不去‘走’，我這個老百姓——公民非常擔心！很可能您又在‘以為’了！以為政府把得到的稅收分配‘好’，把公共服務做‘好’就行了，那還差得很遠！很不稱職！我認為追求‘大’政府錯誤，追求‘小’政府只不過是另一極端，就是現代資本主義的政府也并不是那樣！幾百年的世界經濟歷史，沒有證明民主社會里市場自己能夠完全解決市場的問題，何況我們！依本人愚見，建議政府官員‘聽今天中央的話，提高思想覺悟，提高理論水平，提高執政能力’或許更好，這些解決了，政府就能夠在經濟領域里扮演應有的精彩角色；或者提‘搞清楚、搞準確政府的職責，有所為，有所不為’更恰當。當然，這很不容易，但又只能這樣辦。

我之所以要對您提這么多問題，因為您的社會地位在那里，不像我，就是‘胡說八道’實際對國家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比如我對‘先富后富’很早就是理解的，認為‘大鍋飯’齊步前進是荒唐的，既不可能，又不應該，甚至都與社會主義‘按勞取酬’精神不符，那是假社會主義，說那實際在反社會主義都可以！但怎么保證先富能帶出后富，最終能達到共同富就有很多疑問。我有一個地位相當高的商業領域的經濟學家親戚，那時與我爭論，他拿出所得稅手段也說服不了我，當然的結果是我的疑問等于零，人微言輕；如果您當時也有我這樣的疑問就有可能‘上達’，或許就不至于等于零，或許中國今天的貧富差距能小點。當然更重要的還是，如果我們大家在立場和觀點方法上真正提高一步，不是停留在主觀愿望如何，而是實實在在如何，特別是地位高的人，就不知道中國人民要少交多少冤枉錢‘學費’！

我也七十多歲了，和您做這樣的‘同志式’交流，不知您能不能歡迎？您可以看出，我不是您的‘粉絲’，沒有崇拜之心；也不是您的‘朋友’，今天的朋友要夠‘意思’，我這就不夠意思；也不是反對者，只希望您站得再高點，看得全面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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