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能如此“理性”地急于為貪官辯護？

怎能如此“理性”地急于為貪官辯護？　　

——評中國青年報《高喊殺貪官與罵街何異 理性反思豆腐渣教學樓》一文　　

今天是“六一”兒童節，我所居住的城市里，街道兩旁一排排的銀杏樹、黃桷樹上都系上了淺黃色的黃絲帶。清風中，隨風飄動的黃絲帶，寄托著人們對5．12汶川大地震中死難同胞們的哀思。　　

是的，今天是“六一”兒童節了，我想到了那些在大地震中失去父母的孤兒們，尤其是那些傷殘孤兒們，今天會如何度過呢？不僅今天，包括過了今天以后的平淡的每一天里，又將如何艱難地度過呢？　　

唉——，大地震中為何會有眾多的教學樓垮塌？為何正值花季的少年們會慘死于自己求學的教室里？看著照片中那些胸前抱著自己孩子的遺相失聲痛哭的父母們，我的心情無比悲憤和壓抑，有一種胸悶窒息的感覺。可憐天下父母心哦！　　

而就在今天，就在這正值“六一”兒童節的今天，堂堂《中國青年報》居然刊登了劉瑜的《高喊殺貪官與罵街何異 理性反思豆腐渣教學樓》一文，以所謂理性的名義，公然“理性”地為貪官開脫，公然“理性”地急著為貪官們為辯護了，字里行間充滿著“理性”的冷酷無情。看完此文后，讓人不禁悲從中來。我忍不住要質問《中國青年報》和劉瑜：你們有良心嗎？你們真是“理性”的嗎？你們真能代表“理性”嗎？你們是站在誰的立場上的“理性”？是為貪官開脫的“理性”？還是關愛普通民眾的“理性”？失去子女的父母們能接受你們如此冰冷 “理性” 的所謂法治精神嗎？！　　

劉瑜，你說“我確實想不出來這事具體應該怪誰”——大地震中，許多緊挨著教學樓的房屋沒有垮掉，單單是教學樓卻瞬間垮塌了，奪走了里邊眾多孩子鮮活的生命。對這些現象為何發生？結果該由誰（或多少個誰）來承擔責任（或連帶責任）？在你在沒參與或實際經過認真調查取證、研究分析的基礎上，僅靠你坐著“想”就能“想”出來了嗎？！其次，你怎么能輕易地說“怪誰”呢？這個“怪”字的主觀意味特濃，劉瑜一用“怪”字就已經同時否定了“怪”的主體的正當合理性！面對5．12汶川大地震如此重大的災難，面對如此嚴肅的“問責”問題，你怎能輕易地用“怪”字呢？！面對著眾多失去孩子的父母們，你就忍心首先設下這“怪”字的陷井嗎？！這些悲痛欲絕的父母們在“怪”誰了？！他們只是自發地想為自己死去的兒女盡可能地討個公道，安息其在天的亡靈。同時，也是自然地為活著的孩子們爭取正當權益——但愿同樣的悲劇不要再次發生，這難道也錯了嗎？！　　

劉瑜，你在文中列舉了法律責任很容易界定的4種情況后，接著又說“不知道倒的樓里有多少合乎上述幾種情況”——你自己都承認自己連基本的情況都沒摸清楚，為何就急著要“理性”地展開對“貪官”們的辯護呢？！是急于展示你的“法治精神”和精英學識嗎？其實,現實中真不缺少象你這樣的精英。毛澤東同志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黨中央、國務院已經作出相應的安排部署，組織了專門的調查組在對垮塌的教學樓進行調查取證了。你自己若不能實際到現場去進行大面積的調查取證的話，建議你還是靜靜地等待調查結論出來了，再“理性”地為“貪官”們開脫辯護也不遲。或者，你若實在等不急的話，你也可以象我的一位退伍軍人朋友一樣，在5月12日地震的當晚就主動請纓，隨預備役團深入地震重災區，在余震與暴雨交織中，在垮塌的教學樓現場，用自己的雙手救援廢墟中殘存生命的同時，感受教學樓質量的真實情況。遺憾的是你沒有這樣真切直觀的感受，你若有這樣的直觀感受的話，相信你是不會如此“理性”地急于為“貪官”們辯護的。　　

劉瑜，你在文中說“不是我不想站出來罵人，實際上罵人的造型又痛快又叫座，但我覺得對于媒體和關心公共領域的人而言，承認自己無知的勇氣，和罵人的勇氣一樣重要”——我要告訴你，面對眾多死難的兒童，面對失去孩子的父母們，這首先不是“痛快”、“叫座”或“勇氣”的問題，而是你首先得摸著自己的胸口，自問你自己還有無良心、愛心和同情心的問題。還有，你怎么能把普通民眾對官員的監督定義為“罵”呢？更具體的說，你怎么能把失去孩子的父母們對貪官的痛恨定義為“罵”呢？退一步說，就縱然是“罵”了，此情此景下的這種痛“罵” 難道不值得同情和理解嗎？可是，你劉瑜一用“罵”字就把自己擺在了你所“罵”對象的對立面，就露出了你“法治精神”下冰冷無情的面容，露出了你假“理性”的真面目。　　

劉瑜，你說“理性反思和罵街反思的區別就在于，只有前者才能推導出建設性的解決方案”——劉瑜，你逼迫我告訴你這二十多年來親眼所見的一些事實：在現實中，你所謂的“理性反思”常常只能是有關專家、學者或官員們寫點不痛不癢的研討文章，選個風景名勝區開些可有可無的研討會或座談會，這些研討文章、研討會或座談會中也會提出一些建設性的解決方案，可惜常常就是僅僅停留在紙面上，落不到實處。與此相反的是，人民群眾自發的“罵街反思”還常常能集群眾智慧自然推導出一些具體的建設性建議，并以一種民眾的集體的力量，實實在在推動這些建議的具體落實。同時，人民群眾自發的“罵街反思”也會促進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具體落實，讓一些罪有應得的貪官最終受到應有的道德裁判和依法懲處，達到純潔我們的黨員隊伍和國家公務員隊伍的目的，從而促進我們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　　

劉瑜，你在文中說“那好，全中國人都可以頂在這個邏輯下面，啥也不干，干也不好好干，以罵街為職業了”——你怎能如此簡單、絕對地推理呢？難道普通的民眾監督“貪官”就真是錯了嗎？難道民眾就不該具有并行使這樣的監督權嗎？難道民眾就不能一邊好好地勞作，一邊好好地監督貪官了嗎？如果民眾不實際行使自己的監督權，你后邊接著說的“本著法治精神，我卻覺得任何懲戒都必須清晰到：什么證據表明，誰，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違反了哪條法律”會自然落到實處嗎？會有任何現實意義嗎？！不用回答了，結果是傻瓜都知道的。　　

劉瑜，你在文章的結尾特別以“法治精神”為矛，直刺“階級斗爭”，可你把階級斗爭簡單地曲解為以“某種‘集體身份’可以成為評定其‘罪行’的依據”——真不知是你無知，還是有意為之。現在，經2004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里仍然有“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的明確表述，因此談階級斗爭并不違反憲法，我就不想在這方面批駁你了，相信無數有良知的網友和普通民眾會在適度的范圍內向你請教的。可是你劉瑜也實在是做得太出格了，你居然借著“法治精神”就接著把我們有五千年光輝燦爛文明史的中華民族說成是“這個幾千年來在‘暴政’和‘暴民’之間循環夢魘的民族”——劉瑜，你還是個中國人嗎？你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嗎？在你的內心中有作為一個中國人起碼的仁慈、友愛與自信和尊嚴嗎？！　　

5．12汶川大地震后的“六一”兒童節這一天，胡總書記特意為中國少年兒童題寫了十六個字“一方有難，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務請在《中國青年報》投稿的劉瑜在抱著自己理解的“法治精神”不放的同時，務必要同時深刻領會胡總書記題寫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八個字里所內涵著的中國人的精神。　　

附：2008年6月1日《中國青年報》所刊登的劉瑜的文章《高喊殺貪官與罵街何異理性反思豆腐渣教學樓》　　

高喊殺貪官與罵街何異 理性反思豆腐渣教學樓　　

家長為孩子之死心碎，呼吁查豆腐渣工程元兇。　　

中央政府說要嚴查。　　

查到校長，校長說我們早把教學樓檢修建議上報教育局了。　　

查到教育局，教育局說，我們早把檢修報告上報市縣領導了。　　

查到市縣領導，領導說，我們也沒錢啊，某某文件上說蓋教學樓的費用就是×××元一平方米，教育經費就那么點兒，我們能怎么辦啊，跟省里要省里也不給啊。　　

查到省領導，領導說，中央本來就規定教育經費是市縣級自理嘛。　　

查到建筑設計師，設計師說，本來本地教學樓抗震標準就是7級，它來個8級，我有什么辦法。　　

查到施工隊，施工隊說預制板是容易塌，它不是便宜嗎？預算就那么點兒，我們能怎么辦。　　

查到驗收員，驗收員說甲方催著要貨，哪有那么多時間仔仔細細地查？　　

我寫這些，并不僅僅是嘲諷“官僚推諉”，而是我確實想不出來這事具體應該怪誰。校方、教育局、縣市領導、省領導、設計師、施工隊、驗收員……好像都有道義責任，但卻說不清誰應該負法律責任。歸根到底，長期輕視基礎教育投資，倒真是一大“罪過”。　　

以下幾種情況下法律責任很容易界定：1)施工方刻意“偷工減料”以提高利潤，那么施工方和驗收方應該付法律責任；2)設計方馬馬虎虎，沒有按照法定抗震標準設計，那么設計方和驗收方應該負法律責任；3)教育局和地方政府貪污或者挪動校舍建設資金，或者接受賄賂將工程包給不合格的建筑商，那么相關官員要負法律責任；4)在具有資金和能力的情況下，官員面對下級的“危房”報告采取“不作為”行為，那么他們也應該負法律責任。　　

不知道倒的樓里有多少合乎上述幾種情況。　　

很多人在“豆腐渣教學樓”問題暴露之后群情激憤，這種心情在災民，尤其是有孩子傷亡的家長當中，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對于媒體和“公共知識分子”而言，既然要反思，就要理性反思。不少人簡直像親眼見到“貪官”從“施工隊”手里收取賄賂似的言之鑿鑿，但我寧愿在以下事實清楚之前暫緩定論：校舍倒塌面積和當地其他大型建筑倒塌的比例比較；倒塌校舍的建校時間和當地抗震標準出臺時間的對比；當地抗震標準和倒塌建筑實際抗震標準；當地校舍建筑投資標準和實際投資數額。不是我不想站出來罵人，實際上罵人的造型又痛快又叫座，但我覺得對于媒體和關心公共領域的人而言，承認自己無知的勇氣，和罵人的勇氣一樣重要。　　

理性反思和罵街反思的區別就在于，只有前者才能推導出建設性的解決方案。比如：是否要修改抗震標準；是否要改變教學樓的建筑格局；是否要改變各級政府間的教育投資結構；如何提高公共建筑“施工隊”的招標透明度和“驗房員”的資格審核標準；如何加大基礎教育資金投入及其使用的透明度；如何盡快系統檢修地震帶現有的教學樓……而罵街反思的結論一般只有一個：殺一批貪官。　　

很多人遇事喜歡籠統地高呼“殺貪官”，我卻覺得這些個豆腐渣工程，反映出中國各行各業都缺乏職業道德。一個驗房員不盡職盡責地好好驗房，也要怪“貪官”嗎？您可以說“歸根結底來說還是要怪貪官……”，那好，全中國人都可以頂在這個邏輯下面，啥也不干，干也不好好干，以罵街為職業了。很多人還常常覺得“殺幾個貪官”就能解決問題，當年朱元璋殺那么多“貪官”，最后殺出一個無比腐朽的大明王朝。本著法治精神，我卻覺得任何懲戒都必須清晰到：什么證據表明，誰，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違反了哪條法律。　　

法治精神和“階級斗爭精神”的區別在于，只有個體的行為、而不是他所屬的某種“集體身份”(“地主富農”、“當官的”、“房地產商”、“經濟學家”、……)，可以成為評定其“罪行”的依據。只有真正的法治精神，才能拯救這個幾千年來在“暴政”和“暴民”之間循環夢魘的民族，只有法治。(劉瑜)                 (來源：中國青年報 08/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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