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4月2日，本版刊發《民粹一咳嗽 大眾就發燒》一文后，許多讀者打電話到編輯部，表達了自己的意見和態度，其中持贊成觀點與批評觀點的都有，陣線涇渭分明。與此同時，該文在網上也引發了激烈交鋒，雙方意見大相徑庭。遵從媒體客觀、公正、平衡的報道原則，我們特從批評文章中選出有代表性的三篇，略為刪節，以饗讀者。

    民粹與民主

    月落如煙

    4月2日的《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刊發了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吳稼祥研究員的文章《民粹一咳嗽大眾就發燒》。我一氣讀完，應該說分析是深刻而精辟的，作者對中國當代社會的問題的了解也是較深的。然而，作者在文中的一些不經意流露出的觀點，特別是最后，認為憲政民主是解決這一切問題的最終方法，恕我不能同意，想借貴報一角，表達一個《中國青年報》忠實的普通讀者的看法。

    首先說文章的主題——民粹主義。作者直接將其定性為“病毒性精神流感”，充滿貶義。其實民粹主義（Populism，又譯平民主義）的原文涵義是個中性的單詞，固然民粹有可能對社會產生負面的影響，但沒有必要把它看成本質的惡，否則極可能會誤解民粹的意涵。通常所說的貶義的民粹主義指的是，通過民主手段達到反民主目的的畸形政治形態，其典型癥狀是通過某種較為極端的那一部分民意來裹挾占社會主流的溫和民意，利用“沉默的大多數”來營造主流民意的假象，而反對者往往被冠之以“賣國”、“出賣民族”等罪名遭受圍攻，當沒人再出聲反對他們的時候，民主制度往往也就名存實亡了。遠如納粹法西斯，近如臺灣的陳水扁，這才應該是值得警惕的民粹主義。

    真正的民粹是一種人民不滿現狀的意識形態，而為什么不滿現狀呢？不外乎權力分配的失衡、社會貧富分化的加大等。在這樣的條件下，人民自然會滋生不滿。在如今的中國，由于改革開放的深入，不可避免地在某些領域產生了腐敗、貧富分化等問題，于是也就隨之產生了暗潮涌動的不滿情緒，產生了對社會有負面影響的民粹主義的溫床，這是不爭的事實。

    作者并沒有分清在這股潮流中的“大眾”與“憤青”的區別。文中所列舉的幾項民粹主義者的癥狀：發燒、恐高、自戀、好斗，其實都是屬于極端一派的憤青舉動，是較為極端的那一部分民意。如果用他們來形容平民主義的危害，不免冤枉了占社會主流的溫和民意。

    社會的不公，人所共見，人所共憤，怎么能說在這種情況下大家反對特權階層就是因為嫉妒，是因為“他到不了高處，或者害怕在高處，不埋怨自己，卻埋怨世界上為什么有比自己高的位置”？這不免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筆者有很多朋友在聚會時都會對權力階層滋生的某些腐敗深表憤怒，與輿論口風一致，可算是民粹派吧？但是并沒有人說就不應該有權力階層，大家并沒有誰羨慕他們，而且我們對人民的好公仆依然充滿敬意，你能說這樣的民粹不是一種民主精神的體現嗎？孔子也說過“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這種思想，如果按作者的標準，算不算民粹主義？

    作者在文中似乎有意無意地在替厲以寧、茅于軾、吳敬璉等所謂“精英”人物辯護，說作為改革先驅的經濟學家總挨罵。但是這話恐怕不全對。同是經濟學家，郎咸平卻極受大眾歡迎。你能說郎教授就是個迎合民粹主義思潮的民粹主義者嗎？自由的精髓在于人人生而平等，那么某位經濟學家高傲地宣稱被殘酷剝削的民工等的存在是極其必要的，以保證某些人的舒適生活的言論，還能看作是思想解放的表現嗎？他心中還有自由與民主的精神在嗎？

    如今的中國，民眾對政治的參與熱情在逐步高漲，勇于點評時政人物，這是好事，是社會主義民主精神的體現。但是在作者的這篇文章中，我看到的卻分明是作者對這一思潮不斷流露出的恐懼不安心理，對左派思想的排斥心理。那么作者希望什么樣的狀況呢？難道是萬馬齊喑的局面？要說真正對舊體制下的特權思想有留戀，那么這便是了。

    作為一個80后，一個在改革開放的時代里在城市中成長起來、并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我想我應該不屬于作者所說的中國民粹主義聯盟的幾種人吧：從舊體制下過來的曾經的當權者；對傳統鄉村體系的懷念者；受教育程度低的人。但是我對社會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卻是發自真心的。作者在文中很有傾向性地把具有“左”的色彩的“烏有之鄉”等網站和書籍都歸入貶義的民粹主義者之列，卻不提同樣眾多（恐怕更多）的“右”傾色彩濃厚的網站、雜志，是何居心呢？這恐怕不是一個忽略所可以解釋的，而是因為作者帶入了自己的立場傾向。“烏有之鄉”等網站，其實知道的人有多少，影響有多大呢（至少我讀大學期間從未聽說過）？現在最流行的詞匯恐怕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遍觀如今我們的周圍，充斥著的言論并不是什么如作者所說的“六反三仇三熱愛”，而是金錢至上、金錢就是力量。拜金主義思潮的日益公開泛濫，才是真正應該嚴加警惕的具有了作者所說的發燒、恐高、自戀、好斗等特征的“民粹”主義。

    我是個普通的電子工程師，不是個理論宣傳家。我講不出許多書本上的大道理來駁斥作者。但是，最起碼，從實際的感受出發，我覺得馬克思唯物主義辯證法哲學的這一條規律是不朽的：否定之否定規律。事物都是肯定和否定的統一。當肯定居于主導地位時，事物保持現有的性質、特征和傾向，當事物內部的否定戰勝肯定并居于矛盾的主導地位時，事物的性質、特征和趨勢就會發生變化，舊事物就會轉化為新事物。否定是對舊事物的質的根本否定，但不是對舊事物的簡單拋棄，而是變革和繼承相統一的揚棄。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每一階段，都是對前一階段的否定，同時它自身也被后一階段再否定。

    然而，并沒有人（除了少數憤青）會想回到全民穿綠軍裝、鬧文攻武斗的時代去，并沒有人反對發展經濟，所反對的是改革開放中對原有的保證公民權益及平等性的破壞，是為了使改革開放向創建和諧社會這樣一個更美好的前景發展，這正是唯物主義辯證法哲學“否定之否定”規律的體現，怎么能將其貶為民粹主義呢？

    民主與自由是人類永恒的追求。從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人民一直在努力追求實現真正的民主與自由，這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巨大動力。毫無疑問，社會主義是最能體現這一精神的制度，問題在于社會主義民主到底應該怎樣實踐。

    作者在文中所表達的，不過是網上被人炒爛了的憲政民主之路。如果這樣的結論出自網絡也就罷了，但是作者身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部高級研究員，如果在一番研究之后所得出的結論只是如此，未免讓人心寒。憲政民主制度，到底能不能保證人民當家做主，我想似乎不必我多饒舌了吧。在各種雜志、網絡上，對此有過十分激烈的爭論，歸根結底，歐美式的憲政民主“看上去很美”，但是最終會成為富人們與政客的游戲，而落入民粹主義的漩渦不能自拔。

    由此，我想到了現在的一大怪現象。在社會上，如果某人大談馬克思主義以及共產主義時，就會遭受許多人的嘲諷，好像是見不得人一樣，這確實是學術理論界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幾十年用話語權愚弄大眾的成果，弄得現在談這些就被認為是落伍或愚昧，其實，這種話語權的壟斷讓大家失去了理性思考的機會，置自己于傻瓜的境地而不自知，成為別有用心的民粹主義者的利用工具而不自知。

    同時，西方國家為了在國內外意識形態論戰中爭奪道德制高點，便在諸多因素的配合下實施了一項“去妖魔化”的政治文化建設工程。該工程的核心是一項重新命名工作，如以“全球化”置換“殖民化”、以“勞動密集”置換“血汗工廠”、以“中產階級”置換“資產階級”等等。當然，整個工程的標志性成果是以“民主國家”或“民主社會”置換“資本主義國家”或“資本主義社會”。經過這場置換，西方政府在意識形態論戰中不僅洗刷了道德自卑心理，而且愈益變得自傲和趾高氣揚起來了。這一點，應該引起每一個國人的警惕，然而不可避免的，我發現國內不少學者和知識分子正在墮入這個溫柔的陷阱中。

    作者認為對有害的民粹主義的良藥是實行民主，這一點沒錯。但是要看怎樣實行民主，是歐美的憲政民主之路，還是社會主義民主呢？當然選擇后者。于是問題就來了，歐美的憲政民主經過幾百年發展，已趨成熟，而社會主義民主是什么樣子？似乎難以琢磨。但是我們既然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又怎么能夠知難而退，逃避這一問題呢？

    我是個青年人，也是《中國青年報》的忠實讀者，更是馬克思主義的忠實信徒。在這里，我要大聲呼吁一句：如果對社會主義精神的懷念被作者認為是所謂的民粹主義的體現，那么我甘愿成為這樣的民粹主義者。因為我相信那句話：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別咳嗽,莫發燒

    佚名

    討厭，剛入睡就咳嗽一聲，讓我擔心自己會不會發燒。

    只因讀了《中國青年報》題為《民粹一咳嗽 大眾就發燒》一文后不由得讓我疑神疑鬼，會不會又得花錢看醫生。據說，咳嗽引起發燒是民粹主義引發的一種群體性精神流感，雖然誘發它的因素很多，但感染的主要病毒是“社會不公”，傳播它的主要機制是“社會危機”。感冒雖然不好，但感染了病毒卻不會發燒，更不好。從某種意義上說，民粹主義思潮是一種社會意識方面的預警信號。它表明，社會在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分配方面的不公已經接近危機水平，如果不能及時加以調整，逐步深化的危機有可能變成深淵。由此看來我還得“發燒”，吳稼祥先生說了如果“感染了病毒卻不會發燒，更不好”。所以從咳嗽必定發燒到醫院看醫生花錢的個人社會代價是非付出不可了！

    吳稼祥身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部高級研究員，操心的是“社會在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分配方面的不公已經接近危機水平”的大事，而我操心的發燒看病錢的問題。但我倆的共同點都是個“害怕”倆字。相形之下吳先生“偉大”，而我卻如此摳門地怕花錢，實在“渺小”。我企圖向他“學習”為塑造高大形象而“拔高”自己，于是我睡不著想到了國父孫中山先生：電視里這兩年滿眼是滿清長袍馬褂好不威風，可他老人家咳嗽出個三民主義的“平均地權”，把個好端端的滿清王朝一下子給“咳嗽”得分崩離析。可見吳稼祥“感染了病毒卻不會發燒，更不好”的所言極是。可是，發了燒還得徹底治療呀，老燒下去總不是個事。

    于是又想到了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率領著一幫“窮鬼”們打土豪分田地地“發燒”，這一燒可不得了。燒了個秋收起義，三灣改編，還燒了個工農武裝起來的軍隊，一直燒到天安門升起了五星紅旗，而且還燒出了個人稱“五四憲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以吳稼祥似乎不無憂心忡忡害怕地說：“咳嗽”是什么“民粹主義”，所有引起了發燒的原因是“分配方面的不公已經接近危機水平”，“如果不能及時加以調整，逐步深化的危機有可能變成深淵”就是結果了。看來還得想方設法的不能讓“民粹主義”們咳嗽才是“上策”。此時我深感：在吳稼祥先生的啟發下努力做到兩點，一是我不“咳嗽”，二是民粹主義們咳嗽，我不“發燒”。因此我愿站到吳先生右的一邊聲色俱厲地向人們吶喊：向我學習不咳嗽，也不能發燒。實在該“發燒”也要等到吳精英“咳嗽”了你們再“發燒”。誰要說我站在了工農民眾為主體所有勞動者一邊罵我“可恥”，我必將擺出一副君子風度內心自我安慰：嘿嘿，咱臉皮厚著哩！

    好了我該睡覺了，祝愿吳稼祥先生晚安！

    "精粹"們怕了

    云淡水暖

    網絡是個好東西，因為網絡為大眾提供了一個話語平臺，網絡上的聲音來自四面八方，來自五湖四海，不分貧富貴賤，不分地位高下，人人有發言權。說白了，與前電子時代的大字報有異曲同工之處。

    4月2日，《中國青年報》刊登了吳稼祥的一篇宏文，新浪網轉載的時候，標題是“吳稼祥：減少社會患民粹主義流感的可能性”；人民網轉載的時候，標題是《民粹一咳嗽 大眾就發燒》。這樣一來，“民粹”與“流感”掛上了鉤、與“咳嗽”沾了邊，與“大眾”帶上了關系，且頗為負面。

    然一個“民”字，一個“大眾”稱謂，吳稼祥也就自身定位了，也就是把其自我定為非“民”的、非“大眾”的，算什么呢？以當下的時髦術語“階層”而論，就叫作“精英”，一個“精英”對“民”，對“大眾”如此不屑，蔑為“流感”、“咳嗽”、“發燒”，可見其情之不忿。不忿什么呢，“民”們話“多”起來了，聲音有點刺耳了，“粹”起來了，而“大眾”們也在“粹”中“發燒”了。這里，草民感覺到了“精英”們也有其“粹”，就是自我良好的感覺，如某經濟學家所說是“高收入者（精英）推動了社會發展”的。因此，要由他們說了就算，別人說了就算“粹”。那不妨把精英們的思維、話語也稱為“粹”，或者叫做“精粹”，好聽，高雅，有格調。

    吳稼祥氏用酸酸的對比為其高論開了個頭：“人民大會堂，兩位身著軍裝的政協委員的手緊緊地握在一起。一位是毛新宇——毛澤東的孫子；一位是朱和平——朱德的孫子。心情激動的毛新宇還當場賦詩一首：‘革命紅旗飄井岡，歷史會師軍威壯。光榮傳統須牢記，人民軍隊忠于黨。’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所謂‘主流經濟學家’們的銷聲匿跡。‘厲股份’（厲以寧）已沉默多年，往年在兩會上出語驚人的‘吳市場’（吳敬璉）也突然沒有了蹤影。很容易發現的卻是近兩年來幾乎把他們淹沒的唾沫，咒罵者的唾沫。革命后代像春花那樣走紅，因為他們的亮相，能夠撫慰懷念革命時代平等的‘民意’；改革先驅和股市一樣發綠，因為他們不僅造成了，而且還在維護擴大再生產不平等的市場。實際上，被某些人吐唾沫的，不僅是為改革提供‘腳本’的所謂‘主流經濟學家’，甚至包括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

    然后，吳稼祥一口氣點了諸多網站的名字，“毛澤東旗幟”、“烏有之鄉”、“左岸會館”、“共產主義論壇”、“主人公論壇”、“共產黨人”、“工農兵BBS”。然后，斷言“以我觀察，在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我們的輿論氛圍似乎感染了某種病毒，出現了某種類似流感的癥狀。”草民見此，即刻大惑不解，“精粹”們不是已經把持話語權達30年之久了嗎？怎么還會出現“我們的輿論氛圍似乎感染了某種病毒”的窘態呢？如果不信，《中國青年報》會發表吳稼祥所攻擊的對立面們的文字嗎？草民看來，還只能在網絡上“作怪”。

    吳稼祥對于他們在年輕人當中的形象可能頗為不滿，大談“年輕人并非都是憤青，但一個沒有結婚，甚至連女朋友也沒有的青年人成為憤青的幾率非常大，而憤青往往又容易成為民粹主義的后備軍。這是因為，第一，缺乏責任感；第二，自戀。而這正是所有民粹主義者所具有的基本特征”。看來“精粹”們因為自己有“女朋友”或者已結婚，所以開口就數落年輕人是“憤青”、是“民粹”。既然在吳稼祥眼里，年輕人當中有如此多的“憤青”、“民粹”，那“精粹”們不妨自省一下，自己為什么如此“孤芳自賞”呢？說別人“自戀”，而“精粹”們的自戀可以說是世間最強烈的。

    “精粹”的另外一個情結就是歪曲，就像西方的老爺總站在“民主、人權”代言人的高度俯瞰中國的一切一樣，吳稼祥自以為“出彩”地揶揄“到人民中間去！”表面看是朝圣，實際上是把人民當作群氓，要自己去啟蒙、發動，自己才是政治圣徒。“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把自己當作種子，人民當作土地，土地不過是讓自己開花的工具。那滿口“憤青”、“民粹”者的內心是什么，不是在用“民主圣徒”的右手打自己的左臉，用“政治圣徒”的左手打自己的右臉了嗎？某經濟學家的“高收入者（精英）推動社會發展”論，不是啐了這位自認高明的吳稼祥一臉吐沫嗎？

    吳稼祥總結中國目前有“五派新民粹主義者”，感嘆“比中國的其他思想流派要內聚得多”，稱“他們知道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分享著一個統一立場：‘六反三仇三熱愛’。具體地說，‘六反’是反現代性、反改革、反西方、反市場、反自由、反智；‘三仇’是仇富、仇資、仇官；‘三熱愛’是愛毛、愛蘇（包括今天的俄國）、愛‘文革’。中國當下的新民粹主義是舊的，因為它的眼睛向后看，懷舊，是他們共同分享的情緒。”看來吳稼祥有些酸楚，因為“民粹”們“比中國的其他思想流派要內聚得多”，因為私有化語境下的爾虞我詐、損人利己、不擇手段的因子少了些，這也是沒有辦法的。

    草民有些暈厥了，是“民粹”們在“懷舊”呢，還是“精粹”們在懷舊？比如滿銀幕、熒屏上的“皇上、皇后、太后、貝勒、格格、老爺、太太、小姐、少爺”的泛濫，是“新”還是“舊”？解放后銷聲匿跡了30年的黃、賭、毒泛濫算是“新”還是“舊”？坑蒙拐騙、制假販假、走私販私、囤積居奇、欺行霸市算是“新”還是“舊”？而這些行為的施行者，不是文化“精英”，就是財富“精英”。宣揚個人主義無限至上、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的、頹廢糜爛的“現代性”不該“反”？西方在經濟、技術上實行變相掠奪和封鎖、政治上實行雙重標準不該“反”？市場化導向下的“三座大山”不該“反”？賴昌星、張榮坤之類的“富”不該“仇”？罔顧個人死活、殘酷盤剝甚至奴役工人的“資”不該“仇”？陳良宇之流的“官”不該“仇”？

    吳稼祥說：“舊體制只要平等不要效率，以至于國民的溫飽都成了問題。要前行，你總要邁一條腿，過去邁的是平等那條腿，死活不邁效率這條腿，結果是僵在那兒，像田埂邊叉腿站立、守護著‘社會主義苗’的稻草人，不吃東西，只喝北風。改革從提高效率開始，用鄧小平的話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當然沒有錯，社會財富像被打開閘門的泉水一樣涌流出來。從1978年到2005年，中國的GDP總量增長了10.9倍，人均GDP增長了10.1倍。2006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為26，792億美元，超過英國居世界第四位。”

    草民不知道吳稼祥的“社會財富像被打開閘門的泉水一樣涌流出來”的源頭在哪里。且說至今還沒有賣完的國有資產是如何積累起來的呢？還有從國有企業高層一轉眼變成私企富豪的“精粹”們的財富是從哪里來的呢？說到效率，黑磚窯、血汗工廠的效率如何？把數千萬職工趕到街上、低價甚至零價“買斷”一生后，效率自然會高的。

    當然，吳稼祥虛晃一槍，“效率主導型的市場化改革，既沒有保障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也沒有保障公民權利的公平分配。尤其是利用手中的權力侵吞國有資產的行為，引起社會輿論的極大反感，有人把這種狀況稱作‘權貴資本主義’，雖然有點憤世嫉俗，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描繪出情況的嚴重性。正是這種情況，成為培育中國當前各種民粹主義的肥沃土壤。”

    因此，吳稼祥為我們開了個藥方：權利平等是一項正義原則，也是一項政治體制安排原則。這個原則在制度上的最根本體現就是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所指出的“必須在實際上確保每一個成年公民都擁有投票權。”這實際上說的就是所謂“民主”。民主最簡單的定義就是確保每個成年公民都有投票權。那么，如何“確保”？當然是通過以權力制約為核心的憲政制度來確保。從理論上講，權利平等與憲政民主互為條件；從操作上講，有了憲政民主的體制安排才會有真正的權利平等。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沒有民主就沒有公平。因此，公平主導型的改革，也就是民主化改革。

    但草民并不看好這個虛頭八腦的藥方，“選票”＝“民主”，至少在亞洲有一個反例：菲律賓是地地道道、徹頭徹尾的美國式民主架構、經濟架構，可是菲律賓的政治一直把持在四個家族手中，菲律賓的經濟有目共睹，草民以為，在中國，不談經濟平等、經濟民主，其它的就是假的，不信就提高富人的稅收看看，吳稼祥又該大罵“民粹”了。

    “精粹”們究竟怕什么？吳稼祥有個解讀：“市場經濟越不發達，民主政治越不完善的國家，民粹主義越可能不是春藥，而是炸藥。炸藥一旦爆炸，不是炸出暴君，就是炸出暴亂。美國的民粹主義可能是感冒后的一個噴嚏，但對于依然處于二元結構的中國，民粹主義一旦爆發為運動，就不僅僅是洪災、非典或者雪災……”

相關專題：

“精粹”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