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性入骨髓的漢奸莫之許
中國新聞周刊4月23日刊載了莫之許的：我為什么反對抵制。這篇文章讀后，讓人感到奇怪的是有的人的想法為何和身心正常的人差異為何如此大，不只中國人難以理解，心理健康的外國人想必也是同樣難以理解。此類人物對于歷史事件的解釋是如此的矯情怪異，如何解釋這種變態的心理，和形成這樣的心理需要怎樣一個過程，的確是值得心理學家研究的。
"既反對侵略，也拒絕承認先進的誘惑；幻想回到那個既沒有侵略也沒有感受到落后的時代中，一直是部分人的夢想。義和團是這種幻想最集中的實踐者。100多年過去了，中國已經慢慢學會在一種相互依存的國際關系中生存與發展，在改革開放年代里成長起來的青年人，似乎不應該如此狹隘。那么，近日的抵制家樂福行動，體現的是怎樣一種情緒呢？"
他將中國人民再正常不過的反侵略斗爭誣蔑為“幻想回到沒有侵略也沒有感受到落后的時代的實踐”，的確讓人覺得大開眼界，可能工業革命以來所有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帝國主義侵略斗爭都可以歸入這位莫先生精辟的定義，照莫先生的理解，所有被侵略和傷害的國家和民族都應該拋棄“幻想回到沒有侵略也沒有感受到落后的時代”，所有的抵抗都是對這種幻想的實踐，人類良知與最有價值的道德底線，人類維護世界正義的本質動機，在莫先生眼里成了可笑的“幻想” 正途是什么，是和這位最能順應時代的莫先生一樣從內心里屈服，徹底的從侵略者的角度考慮，做一個內外統一的奴隸？莫先生，納粹為什么沒把你找去，你的理論應該先給歷史上所有的侵略者，被壓迫民族丟掉對正常的自主生活的幻想，丟掉民族自尊，老老實實的接受奴役，那對帝國主義者而言是多么美好的圖景。在
這樣的漢奸眼里，年青人對傷害最隱忍的抵制自然就成了“狹隘”。
“已經有不少人指出，這種對西方的敵意，部分來自于陳舊的意識形態教育，部分來自于不充分乃至片面的信息獲取。近年來，在陳舊意識形態教育的基礎之上，一種我稱之為商業民族主義的東西開始大行其道，從《中國可以說不》到《貨幣戰爭》，從某些中國媒體的報道，對外部世界的信息加以精心裁減后再商業化傳播，這種手法擁有了極大的受眾。在這樣的信息之下，敵意和不信任的氣氛在相當群體中蔓延，一遇特殊事件，這種情緒就會爆發開來。我認為，相當多的青年抵制者是受這種非理性情緒所支配的。”
這位莫先生，將全球華人對西方誣蔑的正常反應責為敵意，將一個國家最客觀正常的國民教育誣為“陳舊的意識形態教育”，在莫某眼里，那何謂不陳舊的意識形態教育？感謝西方一百五十年來的侵略？虔誠接受西方的偏見和種族歧視？愉快的接受西方給南方國家的安排，即便那是國破家亡，被剝削與奴役的命運？難道這才是莫先生最滿意的教育？
美國人怎么沒把莫先生弄去教育一下伊拉克人民。在海外抗議的眾多老華僑沒有受過新中國的教育，那又是何種原因？莫先生，誠摯的奉勸你去接受一下心理治療，你已經不具有正常人的心態了，而是一種病態的受虐狂的心理。
的確，此次中國人民的憤怒 “部分來自于不充分乃至片面的信息獲取 ”，但意思恰恰和莫某相反，改革開放以來，“民主自由”的二道販子向中國人傳遞的西方形象是美化過濾了的的形象，似乎西方已經由魔鬼面孔的八國聯軍，變成了風趣可愛而且無害的早已平等對待中國人的朋友。最先感受到這一謊言可笑的恰恰是在國外工作學習以及國內外企和西方社會實際打過交道的人，1900年以來，西方對中國人的歧視沒有變，對中華文明的藐視沒有變，阻止中國強大，分裂中國的敵意從來都沒有變，新中國的勝利只是把打倒家里的強盜請到了家門口，八國聯軍在不在，仍然在。這種不充分的片面宣傳使國內人民對八國聯軍沒有了切身的體會，這也給諸如莫先生之類二道販子造成了兜售垃圾的客觀機會。此次國內民眾的憤怒恰恰是對西方美化的錯誤印象和火炬傳遞反應出的真實西方的差距造成的，這是被長期欺騙后看到到真相的正常反應，何來非理智情緒。
“在這次事件中，西方媒體的報道招來了很大的憤怒，可是，如果想讓西方媒體的報道客觀公正，唯一的辦法就是給予它們更開放自由地了解中國的機會，給予他們與中國同行更深入合作和交流的機會。”
莫先生覺得，西方對中國的了解是沒有自由開放的機會嗎？各大西方媒體在中國不能接觸全面信息嗎？是什么原因使他們只接觸到歪曲的負面而看不到全面呢。個人以為不是沒有機會，而是忽略了本質，他們的心不會感受到，只要中國沒有被分裂，沒有被奴役，沒有走在衰亡的路上，他們就永遠感受不到好的一面，也可以推而廣之，只要全球帝國主義體系沒有崩潰，西方媒體對所有不屈服于他們的民族永遠沒有客觀公正的一天。
附原文
莫之許：我為什么反對抵制
2008年04月23日09:08 中國新聞周刊
★ 文/莫之許
既反對侵略，也拒絕承認先進的誘惑；幻想回到那個既沒有侵略也沒有感受到落后的時代中，一直是部分人的夢想。義和團是這種幻想最集中的實踐者。100多年過去了，中國已經慢慢學會在一種相互依存的國際關系中生存與發展，在改革開放年代里成長起來的青年人，似乎不應該如此狹隘。那么，近日的抵制家樂福行動，體現的是怎樣一種情緒呢？
已經有不少人指出，這種對西方的敵意，部分來自于陳舊的意識形態教育，部分來自于不充分乃至片面的信息獲取。近年來，在陳舊意識形態教育的基礎之上，一種我稱之為商業民族主義的東西開始大行其道，從《中國可以說不》到《貨幣戰爭》，從某些中國媒體的報道，對外部世界的信息加以精心裁減后再商業化傳播，這種手法擁有了極大的受眾。在這樣的信息之下，敵意和不信任的氣氛在相當群體中蔓延，一遇特殊事件，這種情緒就會爆發開來。我認為，相當多的青年抵制者是受這種非理性情緒所支配的。
但事情并非如此簡單。我注意到，包括張朝陽這樣的人士也贊成抵制。這表明，除了非理性的情緒之外，還有被人忽略的因素。我認為，這個因素就是那種迫切地要求西方正視自己的心理需求——集中體現在海外華人和國內主流人士身上。
這么些年來，中國取得了相當的發展與進步，這一成就被某些人夸大為“中國奇跡”，甚至看作是中國必然“崛起”的前奏。于是，在某些人那里，這種自信和驕傲膨脹為一種過分良好的感覺，似乎中國的發展與進步已經相當充分，輪不到別人指手畫腳了。事實上，這些年中國的發展與進步更多地體現在經濟和社會領域，而政治和文化領域仍有某些缺陷。而當這種感覺遭遇對中國的一些誤解時，與上述那種非理性的情緒相結合，得出西方世界充滿敵意的結論，就不是什么值得奇怪的事情了。
這種感覺良好的背后，其實隱藏著某些不自信。因為如果有足夠的自信，別人的指責和批評——哪怕是錯誤的，也會成為自身進步的動力；反過來，就是對別人的批評和指責過分敏感。
這種驕傲與不自信相混雜的心理，在我看來正是目前一些抵制者的深層心理：正因為不自信始終在心里涌動而又不愿意正視，當別人指出的時候，也就倍加惱怒。
可以看出，在這種視角支配下的抵制，并非所謂極端民族主義支配之下的抵制。后者的目標是回到封閉的狀態，而前者的目標指向的是一種新的關系，一種在中國與世界的相互嵌入越發深入的情況下，要求外部世界給予中國更多尊重和理解，更少歧視和偏見的新關系。
我承認，這一訴求有其正當的成分，但正如上面所分析的，由于這種訴求建立在非理性的情緒和扭曲的自我認知之上，正當性被大大削弱了。進而，即使存在著某種正當性，抵制的行為與其試圖達到的目標之間，也有著天然的背反關系。抵制所帶來的，恰恰是抵制者最不愿意看到的結果：更多的偏見和不尊重。
尊重和理解，只可能建立在充分交流了解的基礎之上。近年來，雙向的交流得到了極大的增進，但這種交流和了解還不夠。為了迎接奧運會， 2006年11月1日，總理溫家寶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477號”，規定從2007年1月1日起施行《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外國記者在華采訪規定》，這被普遍看作是很大的進步。但是，反過來看，這也表明了外部世界在試圖了解中國時，曾經面臨的障礙。
在這次事件中，西方媒體的報道招來了很大的憤怒，可是，如果想讓西方媒體的報道客觀公正，唯一的辦法就是給予它們更開放自由地了解中國的機會，給予他們與中國同行更深入合作和交流的機會。
比之新聞報道，教育、學術、文化、經商、旅游等雙方普通人之間的日常交流，更能矯正存在于雙方之間的偏見與歧視。如果要讓西方世界拋棄偏見與歧視，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讓這種交流更充分。
中國的改革發端于經濟領域，外資企業在內的經濟交往一直是這種交流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讓西方拋棄偏見和歧視，更合理的途徑是讓非經濟交往也更加充分，而抵制只會讓原本相對充分的經濟交往受到損害，非南轅北轍而何？
尊重和理解，只可能建立在自身也拋棄偏見和歧視的基礎上，如果我們自身對外部世界存有偏見，怎么可能通過充分的交流改變對方的偏見呢？30年的改革開放，拓展了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理解，但這種理解還不夠充分。在這種情況下，需要的是更多了解外部世界，并在此基礎上通過更多的交流來矯正外部世界對我們的偏見和歧視。而抵制，則是放棄對外部世界的理解，這也依舊與追求的目標——反對西方的偏見與歧視——是背道而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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