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憲源：在具體中評判自由——駁長平《我不是你們的敵人》

在具體中評判自由——駁長平《我不是你們的敵人》

李憲源

"南方報系"主將長平在《我不是你們的敵人》之最新辯護文章中，重申"言論自由天然包括說錯話的自由，尤其是質疑權力的自由，比謠言更可怕的是對言論自由的剝奪"之說法，并強調：在"這三個判斷中，前面兩個我想小孩子都能夠理解，也都在踐行。容易誤解的是后面一個判斷，為什么說對言論自由的剝奪比造謠更可怕呢？其實道理很簡單，因為沒有言論自由，謠言就不容易被揭穿。比如這次西藏事件，如果不讓網民說話，我們能夠知道西方媒體的歪曲報道嗎？"

而在現實生活中，恰恰是對所謂"說錯話的自由"之判斷，在抽象概念層次上，或許不難理解，但一放到實際語境，一觸及具體行為和實際對象時，則不僅《北京晚報》的批評者無法理解，長平之輩所蔑視、所憤慨的成千上萬愛國"憤青們"無法理解，年紀可能要比長平長一輩的本人，也確實無法理解。

除非，長平能夠緊密結合《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大作中的金玉良言，針對《造謠自由的南都長平》文章批駁之言涉及的具體語境，緊扣西方媒體在西藏問題上激起海內外網民們同仇敵愾的造謠歪曲不爭事實，合情合理反證：你所主張的"可以說錯話的自由"，確實不包括西方媒體歪曲事實誤導公眾的"自由"，而只是支持中國網民奮起反擊西方媒體造假時"說錯話的自由"；但這需要確鑿無誤地擺出相關言論證據來。如果轉彎抹角，反把西方媒體公然造假，把那些打、砸、搶的"藏獨"暴徒稱之為"和平示威"，把政府的執法行為稱為暴力鎮壓，歸結為并"無大錯"的行為，或者即使錯了，根源"錯在中國新聞不自由"，就說不通了。因為眾所周知，即使在新聞"高度自由"的西方，媒體對發生在自己身邊的海外華人反"藏獨"活動，就從未作過客觀真實全面的報道。足見，中國新聞不自由，絕對不能構成西方可以任意歪曲造謠的理由！

長平自我辯護文章的另一大缺陷，是并沒有回應激起廣大批評者強烈義憤的另一個重點。大作說："如果我們以民族主義為武器來反抗西方，那么怎樣說服少數民族放棄民族主義，加入到主流的國家建設中來呢？"請問，中國人民用于反抗西方強權蠻橫干涉中國內政的"民族主義"，跟少數"藏獨"分子用于破壞國家民族統一的狹隘民族主義，難道是一回事嗎？如果長平真不是中華民族的敵人，理應在《我不是你們的敵人》一文中，把這個關鍵問題說清楚么。

《北京晚報》根據長平鼓吹"言論自由天然包括說錯話的自由"之具體指向和涉及對象，一針見血指出，這其實就是鼓吹"允許造謠的自由"。對此，一些慣為強詞奪理的長平辯護者們，剝離爭論所涉具體事實，一口咬定"說錯話的自由"跟"造謠歪曲的自由"，絕對毫不相干。其實，即使純粹從邏輯層次抽象推理，"錯"是大概念，"無意之錯"和"有意犯錯"則是兩個子概念；"造謠歪曲"則無疑屬于"有意犯錯"的概念范圍。在現實生活中，常用"說錯話"來逃避造假動機和責任者，大有人在。因此無論從邏輯分析，還是從社會實際情況看，怎么能推出"允許說錯話的自由"與"允許造謠的自由"截然無關之結論來？盡管在很多情況下，兩者確實可能完全無關。但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兩者卻自有斬不斷、逃不掉的高度關聯。這就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比如，就西方主流媒體和南方報系發動的輿論攻勢看，從當年偽造科索沃"萬人坑"，到美國侵占伊拉克理由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到最近西藏問題……等，鼓吹允許這同一類"行為主體"經常性地具有"說錯話的自由"，其實際涵義，必然就是要求允許西方媒體及其國內鸚鵡，可以在中國境內長驅直入、為所欲為從事造謠惑眾誤導輿論的自由！

對照事實，回顧歷史，離開了相關事實分析和歷史考證，單從字面涵義，從概念到概念的抽象引申和詞義辯解，就成了拙劣的文字游戲。中國人民在近兩百年慘痛歷史和嚴酷事實教育下，早就學會透過誘人動聽字面涵義，去識破特定利益代言人真實目動機的本領。羽毛鮮艷斑斕的鸚鵡，縱可練就一口好嗓音，但有好嗓音，并不見得就有好效果；特別是在國人對鸚鵡主人產生強烈反感的時候，尤其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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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國家中的政治》簡介，乃是我11年前為《光明日報》系某刊撰寫的文章，在當時中國是一種相當孤寂之音。后讀到汪暉分析遠為系統完整深入之文《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態與現代性問題》，一下就有了"心有靈犀一點通"的感覺……。請大家對照中國現狀，當初拙文所擔心的，是否有不幸而言中之感覺呢？——達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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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哈里森談發展中國家"全盤西化"問題－－《第三世界國家中的政治》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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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性經濟社會發展問題以及環境保護方面，保羅.哈里森(Paul Harrison)是西方讀者所熟悉的一位英國評論作家。他于1993年著作出版的《第三次革命－－環境，人口和世界生存》(The Third Revolution－－nvironment Population and Sustainable World)對于推動世界范圍的生態環境保護運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和作用。聯合國為了表彰他在世界性社會經濟發展問題和環境保護領域所作出的研究貢獻，曾授予他"聯合國地球環境500大獎"的殊榮。哈里森所著的《第三世界國家中的政治》(Inside the Third World Politics)，被國際社會公認為是對第三世界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問題所作出的經典性權威性論述。該書自從1979年首次出版發行后至1993年，連續重新印刷發行了五次，并隨世界形勢的變化前后修改了三版。該書對造成第三世界大規模貧窮，社會緊張，政治動蕩的根源，作出了全面而深刻的揭示與分析。哈里森在對困擾和阻礙第三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的地理氣候環境，殖民主義經濟所留下的歷史包袱，耕地資源短缺，人口爆炸和城市膨脹，文盲，疾病和營養不良等大量事實情況進行剖析的過程中，展示了一幅幅數十億亞非拉地區人民在饑餓貧困中苦苦掙扎的悲慘圖景。

    在哈里森這一具有廣泛世界性影響的著作中，對中國讀者最有啟迪和參照意義的部分，也許是他對西方政治經濟和文化入侵對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造成的不利影響所作的評析論述。在該書第一部分："貧窮的根源"中，哈里森用相當大的篇幅討論這一被不少發展中國家問題研究專家們所忽視或回避的課題。

    哈里森指出，當第三世界國家跟西方殖民主義統治分子告別的時候，在拉丁美洲，接任殖民統治當局的基本上是那些習慣以歐洲方式處理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的歐洲移民。在亞洲和非洲，當政者往往是那些當初由殖民當局以系統化西方教育培養訓練出來的精英階層。哈里森引用一位印度政治家的話講："不列顛在印度用英文教育培育創造了一個新的階級。這一階級處處與本國廣大民眾隔離，幾乎完全生活在一個自成一體的社會之中。他們即使在向殖民統治當局抗議是，也總是光把眼睛朝上盯著自己的殖民統治者。"他們用以向殖民統治者提出獨立訴求時的根據，也盡是他們在接受西方教育時所學的那些西方政治思想家們的語錄名言。就是在取得獨立之后，他們一有問題，也總是把眼睛轉向自己的前殖民統治者。也許就是這些原因，使得絕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新的統治精英們，極少能夠創造出符合本國情況，具有本國特色的發展模式。

    第三世界國家新的統治精英中，有好多成員并不屬于殖民統治以前的傳統性統治階級。他們取得權力的資本，無非就是因為他們接受過正規的西方現代教育，對西方一整套政治經濟體制和思想理論有詳盡透徹的了解。他們所抱的目標極其簡單明確：就是要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把自己的國家完全轉變為具有一切西方基本政治經濟特征的現代化公民社會。他們先從大城市做起，然后想以此逐步擴展推進，最終覆蓋整個國家。按照哈里森的觀點，這些精英們所犯的最大錯誤是，他們根本就沒有意識到，在既定的國情條件下和已成的世界經濟格局中，模仿追隨西方式的經濟社會發展道路，在大多數情況下要經過好幾個世紀的努力，才能使本國大部分人民享受到這一發展成果。而在達到這一境界以前的漫長發展過程中，卻必須以剝奪和犧牲本國大多數人民的經濟利益，作為前提條件。

    亞洲的印度，菲律賓和拉美的巴西，墨西哥等國，以及絕大多數東歐國家迄今為止的情況，似乎都在不斷地證實哈里森的觀點。而以本人的觀點而言，尤其是在前蘇聯，東歐和越南這類經過較長時期社會主義平等思想熏陶過的國家和民族，西方經濟發展模式中必不可少的資本積累和隨之而生的貧窮兩極分化，很容易引發隨時可能逆轉這一發展進程本身的激烈社會動蕩，從而使為求效益而犧牲公平的發展模式之下最終達到全民富裕的目標，甚難實現。而如果中國也像獨聯體和東歐國家那樣走"全盤西化"的發展道路，考慮到中國人均占有資源的特別有限，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特別強烈的"不患貧，患不均"思想基因，以及中華民族面對數千年"僧多粥少"的嚴峻現實所形成的以大規模社會暴力周期性修正貧富懸殊狀況的習慣性生存機能，在中國走"全盤西化"道路的也許是根本不可行的。

    哈里森認為，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退出第三世界國家所留下的真空，并沒有給這些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留下多少自主性條件；相反，卻給西方社會從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大舉入侵和滲透提供了新的機會。"這些國家傳統的社會習俗，規范，道德理論與價值標準，則已經或正在消退和失效。由那些政客，官僚和商人所組成的新權力階級，必須尋求一種為自己所認知的自我定位方式－－他們都一無例外地采用了炫耀西方豪華物質生活的方式。這些精英階層分子的所作所為，又成為了更多一心向上攀升的其它社會人員的參照群體和模仿標準。只要具備條件或可能，幾乎人人都以模仿現代西方奢侈揮霍的生活方式，來抬高自己的生活身份和地位，以犧牲傳統的社會職責，義務和價值準則為代價。"這就進一步加快了傳統文化價值和社會準則冰消雪融的速度。

    按哈里森所作的大量實地調查分析，"如今西方社會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文化滲透和擴展，已經達到了無孔不入無縫不鉆的程度。而西方國家在這方面，還有意識地用各種手段，歧視制裁那些抵制抗拒這一西方化潮流的國家。這種滲透一上來就以不知不覺的方式，直接侵入發展中國家機體的命脈系統，通過那些有權有勢的上層階級，自上而下，從內向外地擴散毒化整個社會。而崇尚時髦所年輕人，則成為傳播那些西方化病毒的活躍媒體。青年人接受采用西方式的服飾打扮和生活方式，既是給自己貼上一塊與眾不同的優越性標志，也可以成為蔑視父母陳腐守舊的一種理由。然而，這種別具一格的'年輕反叛'與他們西方年輕同類的區別在于，他們一經陷入就無復自救。在這方面，學校系統充當了推進西方化的有力工具。好多學校當局迫令學生一律穿上西方式樣的校服，灌輸特別強調西方都市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詞匯，在西方思想文化這種潛移默化式地日常影響沖擊下，年輕人在眼花繚亂中失去了自己民族的思想根基。"

    哈里森接著又從電視媒介，西方商品銷售，文化娛樂及旅游四個方面，討論了第三世界國家中西方化進程的發展勢頭和蔓延方式。

    發展中國家成人所接受的電視傳媒信息，使他們在學校所接受的西方化思想影響，又進一步得到強化。在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泰國，馬來西亞，尼日利亞，圭亞那，肯尼亞，哥倫比亞，秘魯，最大的電視廣告公司都為美國人所占有。在印度，墨西哥，阿根廷，五分之三的第一流電視公司屬于美國人經營。這些公司都使用典型的西方形式和西方形象，傳播其媒介信息。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電視節目在上百個國家通行無阻。夏威夷的5-0的電視臺用47種語言向世界各地推銷其節目。第三世界國家中的電視廣告，最常使用的參照對象，也盡是西方社會那些養尊處優，揮霍無度之精英階層分子的生活寫照。就連政府開展的各類宣傳運動，也常常采用這種路子。

    與西方式的媒介宣傳同時到達的，是蜂擁而至的西方商品。可口可樂，花花公子，馬丁尼酒，柯達膠卷，哈里摩托。。。。。。消費者們一經購買使用這些西方商品，也就無意中成為了這些商品廣告形象中的一部分和義務宣傳員，人們也就愈加起勁地向身邊的這些生活實例競相仿效。前福特汽車公司北美經營副總裁威廉姆。波克，在十幾年前就預言一個銷售同一式樣產品的世界統一性市場即將誕生："制造商生產僅有微小差別的同類產品，在全球統一銷售的日子已經為期不遠。"在這十幾年中為達到這一目標，國際資本不遺余力地運用現代傳媒，來培養全世界消費者單一化的消費興趣和習慣。如果這些西方產品不適合當地人的口味，不必為此擔心－－國際跨國公司和當地的精英階層會聯手合作，為推進這以關鍵的市場和產品"西方化"進程竭盡全力。

    第三世界的"全盤西化"進程，經過西方文化娛樂方面的滲透，進一步得到了加強。幾乎在第三世界國家每一個大城市的影劇院，都有美國"好萊塢"的電影在上影；其產生的生活效果，和上述電視媒介所起的作用大同小異。在上沃爾特首都瓦加杜古，那些西方恐怖片和災難片一經在大街兩側的影院里放映，幾乎具有立竿見影的成效：沒有幾天時間，瓦加杜古大街就到處可以看到穿戴西方服飾的職員店員。

    西方文化入侵的最后一個重要途徑，是西方游客到第三世界國家的休假旅游。西方旅游者飛向地球的東部或南部，帶著自己的夢想，去尋找在西方生活方式中失落已久的"奧德賽"式的簡樸。然而他們往往大失所望：西方人已經丟失的，好多第三世界國家也已經或正在丟失。西方旅客一心要尋找尚未被現代西方文明污染和毒化的異域凈土，可是不幸的是，他們自己身上好象就帶這傳播西方文明的病菌。他們所到之處，只要這類旅游度假者的人數日眾，那些被病菌感染上的當地政府與投資者們，就會和西方跨國公司糾結在一起，一座座完全遵循西方標志和特點的"五星級"豪華賓館，就會拔地而起，把西方游客仍然牢牢地籠罩在他們意欲逃避的西方文明的大陰影之中。

    哈里森認為，面臨西方化浪潮排山倒海般的沖擊抽打，提出拯救第三世界各國處于氣息奄奄或土崩瓦解狀況中的傳統社會結構和文化，并非純粹是為了照顧某些人的懷舊情緒和心態。就如自然界一部分動物物種的滅絕，會影響破壞整個自然界的生態平衡一樣，人類不同形式文化和社會結構組合的消失，同樣也降低了人類社會的豐富性，多樣性及其長遠發展。席卷穆斯林國家的伊斯蘭教浪潮，可以被視為一部分人類對西方文化侵略的一種對抗和反彈。但是這場企圖全盤保留傳統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運動，卻帶有某種反動的性質。那種不管精華糟粕一概恢復傳統重走老路的做法，并不是使傳統文化免遭滅頂之災的妥善辦法。革除掃蕩那些傳統文化和生活結構中有違正義的不平等因素(例如歧視婦女，人身依附和等級制度等)，乃是任何國家爭取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必要條件之一；第三世界國家人們必須找出一條能夠把社會正義和傳統文化價值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發展道路。

    哈里森在其帶有結論性意義的最后一章中，強調指出：第三世界國家如果要得到本國大多數人民能夠分享發展成果的經濟增長，就必須重視生產和財富的重新分配，社會合作，自治和參與以及自力更生的精神。那種把被分割的個體消費者作為主要目標的西方式經濟社會發展模式，只會誘使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誤入歧途。哈里森因此而告誡人們："以大多數貧窮國家的國情條件，采用西方式的發展道路，這些國家的大多數人將無法達到西方中產階級所達到的生活水平，少數人則必須以對多數人的剝削和不平等作代價，才能享受到同樣的生活水準。。。。。。而目前所選擇的西方道路，意味著政府的開支將主要耗費在使少數人受益，使多數人陷入貧困的經濟發展目標上。"

    哈里森在為1993年重版本所增寫的篇章中，承認隨著"冷戰時代"的結束，連第三世界國家的定義都得重新審定。盡管如此，他在近十年前所揭示的世界性問題依然存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鼓吹的"世界新秩序"，不僅沒有使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面臨的經濟社會困境，得到緩解和改善，反而呈現繼續惡化的趨勢。

    得益歸功于十幾年的改革開放政策，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增長速度。然而，中國政府雖然一再堅定不移重申走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哈里森先生所揭示針砭的第三世界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眾多現象，在不同程度上和范圍中，也給人們似曾相識的感覺。中國怎樣在敞開大門的同時，有效地防止飛進蒼蠅蚊子來，對這個問題遠未求得令人滿意的解決辦法。對中國在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產生這樣那樣問題存有思想疑問的讀者，我想也許可以從保羅.哈里森《第三世界國家中的政治》一書中，得到不無有益的啟示和提示。
                 此文曾以"達未"筆名發表于《博覽群書》199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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