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的罪惡計劃：砍人雙腿送人拐棍

建貧民窟是剁人雙腿送人拐棍

作者：安慶仁

難為秦暉教授了，在學商穿一條褲子的今天，還能想到那些流浪在城市里的拾荒者。雖然象征意義遠大于實質意義，雖然這與賠付無關，我們還是愿意傾聽?！爸袊芏喑鞘械墓芾碚吆褪忻瘢贿吺窍ＭM可能多地享受農民工帶來的服務，一邊卻想盡辦法將農民工等貧民驅趕出城市?！边@話說得多好，差一點就說到我們心坎上去了。古人云，良言一句三冬暖，可是秦暉教你知道嗎，對那些城市的拾荒者來說，享受糧食是奢侈的，享受良言，同樣亦是奢侈的。

不過我人為，秦暉教授的見解未免不流于膚淺，其人道主義的一面雖不能說是溫情秀，但顯然，他忽略了幾十年來積存在中國社會內部的深層問題。例如修建貧民窟的背后都有哪些原因？這些貧民是從哪里來的？中國社會又為什么會產生如此大規模的貧民？貧民群體的出現，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或者不去正視，甚至還刻意回避，那么修建貧民窟豈不是舍本逐末么？等于是河水流到入?？谔幉湃ブ挝?，治標不治本、治下不治上、治末不治源，而且也非常虛偽。

另外一些疑問也同樣存在，一、貧民越來越多，幾天前重新發布的一個標準顯示，中國貧困人口較之前計算的數據要多出4000萬。如此大規模的貧民，要建多少貧民窟才夠用呢？二、修建貧民窟的速度是否能超過生產貧民的速度？據有關報道披露，由于私挖濫采，山西省有三分之一的地面都變成了沉陷區，這意味著，僅山西一省，在未來數年間就可能向社會輸送2000萬貧民。以如此速度生產貧民，貧民窟建設是不是也要搞大躍進才行啊。三、也是至關重要的一個問題。貧民窟和富人區共存，是否就是那個理想中的終極的中國社會呢？有足夠的理由懷疑，這是某些人熱衷于建設貧民窟的根本原因。

少跟我談什么人道主義，如果人道主義就是把農民趕離家遠，然后給予他們在城市的邊緣實際上是城市的垃圾場附近搭蓋紙板房的權力，這樣的人道主義跟美國人給巴勒斯坦人修建難民營又有什么質的區別呢？毫不隱諱的講，我所以鄙視和詛咒《南都》、《南周》，并不因其只要民主不要民族，也不因其只反皇帝不反貪官。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這兩份報紙在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中上下其手、私結黨羽、圖謀不軌。他們以民之名而害民，以改革之名而誤改革，以黨之名而弱黨、裂黨、丑黨。他們裝神像神、裝鬼像鬼，大奸似忠，一頭鼓吹剝削有功、掠奪有理、貪腐無罪，大搞損公肥私、損人民肥權貴之行徑，從而制造了近乎人類災難的民工潮；另一頭又惺惺作態假仁假義，用貧民窟冒充溫暖工程愚弄民眾、擾亂視聽，豈非貓哭耗子假慈悲嗎。真真的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

從哲學的角度講，《南都》和《南周》就是中國社會貧富分化的始作俑者之一，每生產出一個貧民，他們就要從中分得一些紅利，每死掉一個貧民，他們就少了一個上門尋仇的敵人。而這，就是被渲染得至潔至純、至真至善、至仁至愛，儼然已成為中國社會理性、正義、平等化身的《南都》和《南周》。更為讓人不能接受的是，當中國的私人資本已經強大到足與外資分庭抗禮的今天，出于階級本性的原因也受制于追逐金錢的貪婪本性，《南都》和《南周》依然不打算關閉掉生產貧民的輿論流水線。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南都》和《南周》卻總是以關心貧民的姿態出現，打著為窮人爭取權利譬如貧民窟這樣的居住權的幌子，四處招搖撞騙。倘若揭破《南都》和《南周》美麗謊言的外衣，我們就會驚恐的發現，所謂貧民窟工程，其實是個砍人雙腿送人拐棍的罪惡計劃?？v覽古今中外，都找不到《南都》和《南周》這樣厚顏無恥又道貌岸然的報紙。網上有人說，做人不能太CNN，《南都》和《南周》其實都不如人家CNN的板縫高尚。起碼來說，CNN還是以說真話為主的，而《南都》和《南周》，何嘗說過真話？

并不否認，當前中國需要貧民窟，對于那些浪跡于城市里的拾荒者來說，活著也許比尊嚴更重要。可是，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展開了說，給他們這樣的居住權就完了嗎？這就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最終目標么？果真如此，就不能不懷疑一些人的險惡用心了，莫非是要用二元價值觀把中國分成“貴人、凡人、類人、非人”不成。否則的話，請給他們平等，給他們關愛，給他們正常人擁有的一切，絕不能讓他們永遠住在貧民窟里。歸根究底，他們人生的失敗，更多的原因來自于社會，是中國社會轉型，剝奪了他們享受幸福生活的權利。更干脆一點說，他們是改革開放的犧牲品。

在這里需要思考的是，我們為什么非要把他們變成貧民呢？為什么非要剝奪他們的土地呢？我們的城市一定要很大很大才好嗎？北京很大，大而不當；上海很大，華而不實；廣東很大，弊病叢生。可不可以有這樣一個安排，城市適當的發展，農村加速發展，讓農民植根家園治貧致富。其實要做到這一點并不難，只要我們不去擠占他們的空間，不再損害他們權利，在城鄉貨物交易中做到買賣公平，那么，就算蓋好了貧民窟請他們來住，他們都不會來的。而我更懷疑，建貧民窟還有另外一個不可告人的目的——永遠使用廉價的勞動力。

秦暉該爭的是“免于墮入貧民窟的自由”

2008年04月16日

作者 郭松民

“有貧民區的城市，并不就會比其他城市矮一頭，相反卻是尊重農民工等城市貧民的自由，給予城市貧民福利。我認為深圳完全可以率先興建貧民區，在關外開辟一塊土地專用?！比涨?，知名學者清華大學教授秦暉在深圳演講時用詩一樣的語言對貧民區做了如是贊美，他認為，可以用設立貧民區的方式，來解決中國城市化過程中“那些由農村轉移到城市的移民”的安居問題（4月14日中國新聞網）。

用“貧民區”而不是“貧民窟”，這體現了中國學者在譴詞造句時的特殊智慧，那么兩者的區別究竟在哪里呢？秦教授并沒有解釋，但綜合他整篇的演講來看，“區”就是“窟”，只不過聽起來不那么刺耳罷了。

雖然秦教授用了“自由”、“福利”等美好的字眼來裝飾貧民窟，但對貧民窟有一點感性認識的人，就不見得會同意。美國《史密森學會會刊》記者約翰.蘭開斯特在印度孟買最大的貧民窟達拉維看到：在這片面積1.7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擁擠著100萬人口，巷子里堆滿了廢品和垃圾，散發著濃烈的腐臭味。這里也幾乎沒有什么衛生設施，平均每15個家庭共用一根水管，每天只供水兩個小時，每1440個人共用一個廁所……，約翰的結論是：“這里是城市里的地獄！”

此外，各國的貧民窟無一例外地都是當地社會動亂的根源，是流行病的淵藪，是黃、賭、毒泛濫和黑社會控制的地盤，是正規的警治和法治社會不能建立的“化外之地”。任何一個城市的市長，都不會把自己城市有貧民窟作為比別人“高一頭”的理由，相反，他們提起貧民窟來總是會滿面羞慚，把它看成亟待治愈但又無法治愈的城市之癌。

也許有人會為秦教授辯解說，設立貧民窟是一種無奈之舉，是為了讓農民工能夠以比較低的成本安頓下來。但在我看來，這一舉措不僅沒有改變城市對農民工的制度性歧視，反而把這種歧視更加制度化、合理化了。對于城市的雇主來說，由于無須考慮返鄉的費用，他們甚至可以把農民工的工資壓得更地低，而城市的管理者也可以更加理直氣壯地不承擔貧民窟居民的任何福利，這一點只要看看孟買貧民窟的狀況就知道了。

所以我認為，如果秦教授真的關心農民工的自由和福利的話，那首先就應該為農民工去爭這樣一種自由——免于墮入貧民窟的自由！這才是真正值得去爭取的自由，要知道，一個人一旦墮入了貧民窟，則相當于被社會拋棄了，還有什么自由、福利可言呢？

從更加宏觀的角度看，由于中國巨大的人口基數，用貧民窟來解決城市化問題，也是很難想象的。據學者溫鐵軍統計，如果按國際慣例，把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并且從事的是非農職業的人都統計為城市人口的話，則中國已經有了全世界最大規模的城市人口。假如按照南亞或拉美的比例，有一半左右的城市人口是住在貧民窟的話，那這個數字將是三億多人。在如此規模的貧民窟里，我們看到可能不是自由和福利，而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人道主義災難。

解決中國的城市化問題，如果說不能照搬西方經驗的話，那么照搬孟買或里約熱內盧的貧民窟模式就更不應該了。從長遠來看，中國的城市化還是應該兩條腿走路：一是按照新農村建設的既定方針，加大對農村的投入，使農民在農村也能過上一種富足安適的生活，這不僅為中華民族未來的糧食安全投資，也是為了增強農民工在城市的談判地位，使他們可以選擇不去貧民窟；二是給每一個愿意在城市定居的農民工以同等的國民待遇，提高工資占GDP的比例，使他們能夠在城市里過上一種有基本尊嚴的生活——至于貧民窟，就還是讓它留在國外吧。

http://news.sina.com.cn/c/2008-04-14/021815348150.shtml

城市化與貧民權利
2008年04月13日　 南方都市報
秦暉

都市化過程中出現大量城市新移民，如何讓他們在城市住下來，最終融入城市？在民主時代，或者允許貧民“自由”解決住房而容忍“貧民窟”，或者以福利國家方式消除貧民窟，成為兩種基本選擇，而普遍趨勢是自由與福利兼有，盡管這些做法各有利弊，但今天的共識是：既不給自由也不給福利的做法已為人道的底線所不容。

真問題并非“貧民窟”而是拆毀“貧民窟”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化高潮。最近我們經常聽到這樣一種言論，一億四千萬農民工進城，卻沒有出現“貧民窟”，創造了舉世唯一的“奇跡”?？墒墙酉聛砦矣X得他就應該解釋，這些人沒有住在貧民窟，那住在哪呢？所有講奇跡的人都回避了這個問題。

這些進城的農民工，他們是不是在城市買了商品房呢？估計很少。是不是住進了國家提供的福利房呢？好像也沒聽說過。是不是他們自己蓋了一些棚戶呢？好像也沒有。那他們到底去了哪里，是上了天還是入了地？

現在某些人批評貧民窟，已經很少再說當代西方發達國家了，因為這些國家的貧民區，至少在建筑景觀上都是很漂亮的，而棚戶式的貧民窟，大概只能在發展中國家看到了。于是，這些人就說，你看印度的貧民窟多糟糕、拉美的貧民窟多糟糕，而且說這些都是資本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的惡果。

這些人關于資本主義造成貧民窟的理論，在19世紀恰恰是馬克思主義者曾經嚴厲批評過的。恩格斯在《論住宅問題》一文中說道：窮人“一般總是住在惡劣的、擁擠的、不衛生的住宅中”，這“不是現代（按：指資本主義）特有的現象；它甚至也不是現代無產階級遭受的一種和以前一切被壓迫階級的痛苦不同的特有的痛苦；相反，它幾乎是同等地傷害到一切時代的一切被壓迫階級”。

換言之，“貧民窟”并非馬克思恩格斯們批判的“資本主義社會”所獨有。而“現代”真正特殊的問題是：城市主城區窮人“本來就很惡劣的居住條件”也無法維持了。由于經濟的快速發展，大城市主城區的地價飆升，于是很多人盯住了這一塊地皮，認為在這一塊地皮上蓋低檔住房很不合算，千方百計要把城市中心區的窮人趕走，然后蓋一系列豪華的建筑。恩格斯說，這才是資本主義時代的真正問題。對此，我們不妨以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法國首都巴黎做個案例考察。 

法國的奧斯曼“大拆遷”

在沒有遷徙自由的中世紀，巴黎是沒有“貧民窟”的。法國大革命后國民有了遷徙自由，遷入巴黎的“進城農民”大增。尤其是復辟時期、七月王朝與第二帝國時期法國工業化加快，城市也加速擴張。1800-1860年間，巴黎人口從58萬增至170萬，即三倍于前。貧寒的新移民見縫插針，在昔日的峨峨“皇都”里“私搭亂建”，加上適應貧寒租戶需求的廉租私房大量出現。于是在市內的西、北、東三面都出現了“貧民窟”。這些街區不僅不“雅觀”，而且使與之為鄰的達官貴人感到不舒服。加之自大革命起在“無套褲漢”的抗爭遺風之下，貧民區被視為“起義”的淵藪。盡管激進思想并非發源于貧民區，但在某些人看來，從1789到1848年，“搗亂者”每隔若干年就在那里豎起街壘路障，而狹窄的街巷使鎮壓者的大炮難以到達。所以，統治者對這些“貧民窟”深感頭疼。但在革命后“民權”的保護下他們無可奈何。

機會終于來了，這就是1852年拿破侖三世顛覆共和、恢復帝制后，政治出現專制化趨勢，民權被嚴重削弱。在此背景下皇帝實行“警長治城”，于1853年將其心腹、巴黎警察局長奧斯曼伯爵升為塞納省省長和巴黎市長，授命他清理貧民區。

奧斯曼權勢巨大，他動用國家權力強制性地成片拆遷，據說他“將直尺按在城市地圖上，穿過中世紀巴黎擁擠狹窄的街道畫出條條直線，創造出了新的城市形式。他推翻一切擋道的東西，讓路給林蔭大道”。17年內，城市中43%的房屋被強制拆除，“有效地清理了貧民區”。在此期間，第二帝國通過提高稅收投入了巨資，為打造奧斯曼的“新巴黎”花了25億法郎，而這個時期國家每年財政總支出不過14億-23億法郎。奧斯曼以其對民權的蔑視而被稱為“凱旋了的萬代主義”。

奧斯曼不僅手段強硬，而且生財有道，他使用政府的暴力幫助開發商趕走貧民，規定開發商建造的豪華“新巴黎”房產由投資者特許經營，并以政府的壟斷權力保證他們能在短期內收回投資并得到足以誘人的利潤，但特許期滿后房產必須歸政府所有。于是政商合作發財，帝國基建-財政部門的不少官員借之也大撈一把。而被驅趕的窮人所得補償很少，奧斯曼的改造對他們完全是一場災難。

奧斯曼之后的“自由拆遷時代”

不過，奧斯曼現象不僅是在民主國家中很少見到，即使在法國，也就是那二十年的一個特殊現象。奧斯曼以后，巴黎的城市改造仍然在進行，但它的原則以及相應造成的城市風貌，就和奧斯曼時代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共和民主時期，城市改造基本上遵循兩條原則：商業性拆遷，遵循自由交易原則；公益性拆遷，遵循民主決策原則。

所謂民主決策，是指一個項目如果是公益性質的，那么首先要通過民主程序來確定，要經過議會討論、輿論論證等等，最終達成共識，建還是不建。如果建，那么第二個程序就是自由交易的嘗試，盡管是公益項目，能夠做自由交易也要盡量做自由交易。如果在第二個程序遇到問題，有人漫天要價，怎么辦？那有第三個程序，就是由中立的資產評估機構來財產評估。如果這個評估的價格，拆遷戶仍然不能接受，仍然是漫天叫價，那怎么辦呢？第四個程序就是要有替代方案的論證。如果替代方案論證也認為不行，公益必須要這個地方，那么在走完這些程序以后，可以實行國家最終定價，按照公平、合理的價格來給予拆遷補償。這個過程相當復雜，不是哪個領導一拍腦瓜就能夠做得出來的。

奧斯曼以后的巴黎城市拆遷和改造更加重視貧民的權利，一方面，政府不能強行驅趕他們，另外一個方面，反而有越來越多的責任要為窮人提供服務。這是民主國家的兩個發展趨勢，權力越來越受限制，責任越來越可問責，也就是說，政府想做就能做的事越來越少，政府不想做也得做的事越來越多。政府不想做也得做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幫助窮人。這就涉及到貧民區、簡陋住房的改造問題。這些相關問題等我介紹完另外幾個國家的貧民窟情況后，再作介紹。

南非索韋托：隔離型貧民窟

南非的一些城市比如約翰內斯堡在1994年廢除種族隔離制度以前是很漂亮、很安靜、很整潔、治安也很好的，但前提是不準黑人進來。可是，白人又需要黑人給他們打工，又不想給他們提供福利房，怎么辦？南非白人想到了一個辦法，就是在城郊劃一大片地方，讓黑人自己在那里蓋房，這就是索韋托貧民窟的來歷。到1980年，索韋托已經發展到160萬人口，比約翰內斯堡主城區的人口還要多。這兩個地方緊挨著，但卻是天壤之別，如果說約翰內斯堡是天堂，那索韋托就是地獄。

索韋托可以說是黑人的傷心地，但在1994年種族隔離制度廢除以后，情況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今天我們看到索韋托不再是地獄，而約翰內斯堡也不再是天堂，黑人開始大量地移居約翰內斯堡，開始蓋起一些不是太漂亮的房子。

雖然現在很多人對于這種狀況不滿，但在索韋托也可以看到很樂觀的景象。因為索韋托的房子雖然還是不怎么樣，但已比上世紀60年代好很多了，而且索韋托的公共設施這些年也發生E

今日第三世界都市的貧民窟

（1）印度貧民窟的來歷

在殖民時代，由于英國人的“城管”相對較嚴，盡管當時的印度農民遠比現在更貧困，但印度大城市中的貧民窟并不多。獨立后印度實行民主制度，對窮人遷徙限制放寬，大城市不可能“貧民與狗不得入內”，于是農民進城的過程加速。

同時，上世紀90年代以前印度“政治學英國，經濟學蘇聯”，政治上不僅搞民主而且承認公民遷徙自由權利，經濟上卻實行“馬哈拉諾比斯社會主義”，被當時蘇聯定義為“走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國家”。這種體制雖然也號稱民主社會主義，然而卻不是學瑞典搞福利國家、二次分配，而是學蘇聯以國家財政投資搞了許多大型國有企業實行“計劃經濟”，這樣一來，用于社會保障的錢便嚴重不足。名義上盡管國家對公民的教育與衛生承擔責任，但實際上除了左派執政的一些邦外，那時印度多數邦中的鄉村公立醫療與教育網點量少、質差、經費缺，而大城市里對窮人的保障就要好些，雖沒有發達國家那種住房福利，教育、衛生條件還是遠比農村強。在遷徙自由狀態下，這更加速了鄉村中最窮的那部分居民遷入城市。

而另一方面，這種“社會主義”的國家壟斷也導致民營中小企業發展不足，難以做到充分就業，進城人口中相當一部分難以脫貧。盡管他們并不比進城以前更窮，但在現代化大城市中，他們的棚戶區的確觸目驚心。這些因素的綜合，便使得印度在獨立后的幾十年內都市貧民窟大為擴張。

（2）拉美貧民窟現象：開發商給窮人讓路

中國人到拉美，往往會覺得有些事情不可思議，比如經常可以看到一些靠近市中心的地方，都是大片大片的貧民窟，而房地產商往往在一些條件很差的地方，比如50多度的陡坡，搞商品房開發。于是中國人很驚奇，這么好的地方你們怎么不圈呢？拉美的開發商會瞪眼睛回答，你們真是有本事啊，怎么能夠把他們搞走？

其實，拉美的城市周圍也有圈地運動，可這不是政府圈老百姓的地，而是老百姓圈政府的地：一幫進城農民，進城后要找地方蓋房子，于是找一塊政府公地拉起一道鐵絲網，自己蓋起了房子，政府說這是違章建筑，但整個社會的輿論都是支持他們的，折騰了半天，政府也就說，算了算了。比如BOSCO合作社區就是這樣的，百姓征了官家的地。

我覺得拉美的貧民窟，有一點比美國好，那就是他們的組織性要比美國強，他們往往有的是從農村整村地往城里遷，保持了農村里原有的人際關系，社交活動也比較多，像我看到的BOSCO，他們就組織起來自己蓋了一些房子，都是二居室的，很簡陋。他們是窮人，而且進城的年限不過是五年十年，基本上是來自山區的印第安人。但是這些房子最大的好處就是特別便宜，為什么便宜呢？土地是圈來的，也沒有開發商的利潤，基本上是自己合作蓋房，成本就是建筑材料，據說這樣一套房子才2000多美元。

民主福利國家的貧民區改造

前面提到，在奧斯曼時代，巴黎雖然大拆大建，建立了很多豪華建筑，但基本上沒給窮人蓋什么房子。但到了民主共和時期，這種現象就有了很大的變化，尤其是從二戰前到戰后，一直到上世紀60年代，法國先是在巴黎周邊貧民區比較集中的地方，比如伊夫里、蘇瓦希、楠泰爾等地，建立了以高層廉租為特征的第二代福利房。這種福利房引起了很多的批評，尤其是來自左派的批評，他們認為給窮人蓋的房子還是不夠好，建筑密度太高、綠地太少、居住太擁擠，人們在里面缺少自尊心。在這種批評下，到了上世紀80年代以后，法國開始大量興建所謂第三代福利房，也就是以低樓層、低建筑密度，綠地和公共設施配套齊全的街區為主。

那么，什么是福利房呢？福利房有兩個特征，第一是由政府的房政部門面向全社會蓋的，而不是像我國那種各單位給自己內部人蓋的。第二就是它的分配標準，唯一的分配條件就是貧困（低收入）。西方國家形形色色，有左派掌權的福利國家，有右派掌權的自由放任國家，福利房覆蓋面也有很大的差別，但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福利都是從最窮的人開始覆蓋的，從來不是從最富的人開始覆蓋的。 

中國的“負福利”住房制度

由政府房政部門興建，以貧困（低收入）為唯一分配條件。此種制度在西方普遍，在劇變前一些東歐國家也有。但我國從未有過。國共鼎革初，政府曾把一些沒收房交由房政部門安置社會貧民，但從未新建此種住房。此后用房政經費維修舊房且遠不足。國家的住房建設資金都撥給“單位”，按“負福利”原則實行“單位分配制”：有特權的“好單位”收入高房子更好，無特權的“差單位”收入低住房差（往往無房）。在單位內部同樣按“負福利”原則：官大工資高，“住房待遇”更高；官小工資低，“住房待遇”更低。而最窮的農民和“無單位者”不僅完全沒有分房資格，自己蓋個“窟”也被指為“私搭亂建”而要被懲處，處于典型的“無福利也無自由”狀態。

后來我們搞住房改革“取消福利房”，其實是把過去的“特權房”予以變現、贖買。真正的“福利房”制度，我們過去從未有過，現在也不是“取消”的問題，而是要新建一套前所未有的福利房制度。

不要讓中國農民再做“兩棲人”

中國其實也有“貧民窟”，但更多的“進城農民”無疑還是住在工棚里。中印工業化進程都導致大量農民進城，但不同的是：印度農民往往賣掉土地，舉家進城后占地搭建簡易住房，形成為人詬病的“貧民窟”。但是這些新移民相對易于在城市建立家庭生活，同時形成社會保障壓力。而中國農民沒有地權，不可能賣地，但可能被“征地”而赤手空拳流入城市。

他們不能在城市占地，政府不許建立簡易住房，又租不起更買不起常規住房，造成大量成家的新移民只能在城內過集體生活，形成表面上比貧民窟好看的集體宿舍（工棚），并把家庭留在農村，而且自己也不可能扎根于城市，通常在“出賣青春”之后便回鄉度過余生。中國因此表面上避免了貧民窟問題。

我記得重慶有個官員說過，重慶“永遠不會有貧民窟”，原因是中國農民習慣做“兩棲人”，不像你們印度人喜歡全家進城。恰恰就在這個城市，2007年3月重慶市沙坪壩區有關部門進行的專項調查中，有5%的男性民工坦承自己找過“小姐”。調查還顯示，已婚夫妻打工而兩地分居，長期沒有性生活時，24%的男性、33%的女性“整夜睡不著”。39%的男性、55%的女性民工通過“給家里打電話”來度過漫漫長夜。調查報告指出“這說明，性壓抑已經成了民工感情生活的一大痛楚。”“35歲前沒有家庭生活，35歲后沒有社會保障”長遠下去會怎樣？別的社會問題且不論，請看奇文《親子鑒定與文化問題》：中科院北京基因組司法物證鑒定中心2005年共做了3000例左右的親子鑒定，其中680例鑒定為非親子，比率達22.6%.而其中農村例子中非親子率更是“有點驚人”，高達將近50%！今后我們的社會基礎、文明基礎、人倫基礎會如何變化？

其實這樣的問題在中國的其他城市也非常多，我覺得，重慶最近搞的城鄉統籌改革非常之有意義，我也希望重慶的城市化能開創一個新的模式。我要講的是，重慶的城市化如果在城市里出現貧民社區，我不會批評它，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難免的現象，在這一點上我們應該對政府有足夠的理解?？墒?，如果在這個過程中，重慶又多出幾百萬的兩棲人，我覺得這個問題可能要比有貧民社區更嚴重了，尤其是現在的農民工子弟發展到第二代的時候，問題就更嚴重了，因為第一代還可以說他們是兩棲人，第二代還讓他們當兩棲人嗎？

現代城市新移民的問題，沒有盡善盡美的解決方式，但是我們知道，有一些方式是應該避免的，老實說，像索韋托那樣的方式，很多人就認為是非常不人道的，但是我認為，索韋托畢竟還是給了黑人一個在城市里成家立業的條件，我們現在不能給他們提供廉租房，我們也不允許他們在城市里自己蓋起類似棚戶區，而且我們還要整頓城中村。現在整頓城中村，大家討論的都是如何給城中村原來的戶籍人口以更多的補償，拆遷補償往往都是給房主的補償，但最大的問題是，我們基本上不考慮租戶的利益。其實城中村的改造，最大的問題是這些租戶都去了哪里？這些租住城中村的農民工去了哪里？

城市新移民，一般來講，或者給他自由，或者給他福利，或者二者都給。二者都不給，可能在一段時間內，我們會看到一些所謂的好處，但從長遠來看，這種做法負作用很大。中國最應該警惕的不是什么拉美化，中國怎么會拉美化？中國現在正在奧斯曼化，怎么防止這個現象，這是大家要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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