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年，伴隨經濟社會飛速發(fā)展，部分國人先行進入富裕階層。張茵無疑是其中的幸運兒，在香港和美國的輾轉中，她的事業(yè)蒸蒸日上，但最終是國內成就了她。從與武漢東風造紙廠、唐山造紙廠合資，到在東莞建立自己的獨資工廠，再到玖龍紙業(yè)有限公司的成立，張茵的個人財富急速膨脹，到2006年她在《胡潤百富榜》排名第一，擁有近300億的資產。張茵們的成功，固然是因為他們的聰明和勤奮，但如果沒有國家對合資和外資企業(yè)的政策傾斜，沒有中國廉價的勞動力支持，沒有地方政府和有關方面對企業(yè)的呵護式服務，恐怕不會如此順利而顯赫。
說改革開放最大的受益者是先富起來的人，我想包括張茵們都不會有太多異議。既然分享了更多的改革成果，那么多盡一些義務也是理所當然，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皆是如此。正當各界為中國基尼系數(shù)達到0.48貧富差距不斷擴大而憂心忡忡時，張茵在商議國計民生的兩會上提出“把月薪10萬元以上的最高累進稅率從45%減至30%”，考慮到因為我國所得稅僅占7%消費等相關稅占93%導致高收入者相對稅負遠低于中低收入者的實際，張茵這一將富人責任轉移給窮人的提案，實在有些重慶人俗話說在窮人“雞腳桿上刮油”的為富不仁的味道。
至于“取消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一說就更加讓人質疑張“委員”的個人品質。眾所周知，勞動合同法出臺前，國內對勞動者合法權益的保護基本談不上，企業(yè)隨意解聘、克扣工資薪水、不為職工履行繳納社會保險費的法定義務等侵害勞動者利益行為司空見慣。在企業(yè)的強勢與威權面前，勞動者的尊嚴與利益被肆意踐踏。此法一出，大概張茵們感覺不能隨心所欲解雇工人、不能無限下壓職工待遇、不能逃避為職工交納社保義務了，于是乎大聲疾呼“一些企業(yè)增加了很多成本支出和風險”，“有些外資企業(yè)和民營企業(yè)甚至選擇關閉”，原來，依法用工、為勞動者創(chuàng)造一個相對較好的工作條件，不僅不會調動職工的積極性，增強他們對企業(yè)的凝聚力和忠誠度，反而會毀掉一個“優(yōu)秀”的企業(yè)！推而廣之，是否有的商家也可以提出，正是質監(jiān)部門對產品質量的高標準嚴要求，使我們一些不合格產品難以過關，因此必須增加投入改進技術設備，導致企業(yè)成本上升難以生存？真是咄咄怪事！
不知道張茵是否正視過這樣一個事實：根據(jù)新財富統(tǒng)計，中國制造業(yè)工人1小時掙0.91美元，其購買力相當于美國工人的3.64美元/時，也就是7862美元/年，而目前美國制造業(yè)工人時薪為24美元，年薪46000美元，中國制造業(yè)的工資水平僅為美國的3%。張茵如果覺得在中國辦企業(yè)成本竟然比美國還要高，大可移師大洋彼岸，繼續(xù)尋找她的“價值洼地”。
也是兩會期間，我記得有人問她“如何看待中國慈善排行榜”時，她回答：“我現(xiàn)在還沒有能力去登慈善榜，將來有實力了，會考慮。”擁有近300億資產的中國首富竟然都沒有能力去做慈善，還要等待“將來有實力”，難以想象當今中國還有誰有能力做慈善，中國的慈善事業(yè)又是如何萌芽發(fā)展壯大的，不知道今年春節(jié)冰雪災害時，全國人民捐來的善款中又有哪些來自被她認為該替“10萬以上的人群”承擔更多稅負責任的中低收入者不甚寬裕的薪水？這些極其自私的言論，不僅對她個人和她的企業(yè)形象形成負面影響，也會使廣大群眾對個別政協(xié)委員能否站在國計民生的立場上參政議政產生懷疑。
從張茵委員的談吐來看，要求她有放眼天下兼濟蒼生的崇高境界我們已不奢望。只希望她在短短的兩會期間，能夠暫時分清場合轉變角色，莫把這兩會當成了玖龍公司的董事會，做提案的時候講點良心，因為在老百姓眼中，做一個合格的政協(xié)委員，至少要懂得一顆良心比再多的財富都更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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