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藏獨暴亂看兩大失誤

從ao yun和藏獨暴亂看兩大失誤

朱晗
2008年3月16日

ao yun和藏獨自然是風馬牛不相及，可今天兩者卻相連成為一種怪異的扣索套在了中國的脖子上。ao yun本屬體育游戲，到了中國這里便成為別人的政治匕首；達賴藏獨余孽早已成螳臂蚍蜉之類，到了今天卻變成了統一和穩定的危害了。“崛起”之勢如日中天的中國，反卻深陷囹圄，仿佛歷史開了倒車，豈不怪哉？這恐怕只能從中國政府自身尋索其間的原因了。我以為政府工作存在兩方面的失誤才導致這些困擾：

其一是主辦08ao yun的失誤。

當年，舉國上下都沉醉在申奧成功的狂歡之中時我就疾言撻伐過，當時資改派不務正業，無視中國戰略環境和周邊形勢的日趨復雜，置內政外交及反獨促統等當務之急于不顧，反而極傾全國之心力去對一個西方賣粗弄蠻的無聊游戲醉生夢死。殊不知，小到破落大戶的紈绔子弟，大到尾朝末代的亡君敗臣，都是如此玩物傷志到不知死期之將至的程度。我當年是極力反對申辦08ao yun的，理由一就是時機不對。08年明擺著就有太多的事要發生，中國政府就是輕裝上陣也不免被弄得傷精耗神、虛汗淋漓，何況懷揣一個ao yun阿斗，就是子龍再世也難于陷陣應付，更不提如何征戰自如了。所以主辦08年ao yun實在是失時。

理由二是政府如此看重一個ao yun，把舉辦ao yun視作國家民族崛起的象征，這本身便是徹頭徹尾的文化投降主義的表現，又實在有些失體。試想孫中山當年后腦勺蓄著大辮子宣稱推翻滿清該有多諷刺。滿清倒了，就要剪辮子，中國崛起了，就不在乎一個ao yun了么。再說了，國家都沒有能力統一，卻撐破一張虛榮的臉皮舉辦ao yun，那就好比買不起車，卻買一張車套掛在窗外顯擺，表示自己也算是玩車一族，那是多么的市儈和俗氣。資改派時期就是會不斷弄出這種俗氣和市儈的政治來。不僅于此，資改派簡直就是給他的后繼者安上了個定時炸彈，疆獨、藏獨、臺獨以及其他還不得而知的什么炸彈都如期而至地圍著北京ao yun紛紛炸開了。引爆時間是資改派自己設定的，還能怪誰？

這次藏獨暴亂在ao yun前爆發，連同其他的事件當然都是可預見的，對其后勢發展之深淺，誰的心里都沒有一個準譜，也不知西方暗算的冷箭會從哪一個角落射來。確實，ao yun這個勞什子對國家之正務有百害而無一利。擺下它扭曲國家經濟政策、腐化官風民俗、助長貪腐浪費等諸多經濟和行政弊端不談，就看近來從蘇丹達爾富爾問題到疆獨恐怖事件，再到拉薩暴亂等等層出不窮的麻煩就明白，北京ao yun給境內外形形色色的那些欲毀我長城或亡我之心不死的敵對勢力提供了他們求之不得、而且是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明明知道窗外有蒼蠅嗡嗡，卻非要開窗曬魚干。你放著一屋子的事做不了，整天揮著拍子追蒼蠅的日子叫人怎么過？這種自添亂子找麻煩的勾當，不是非常失智嗎？

事到如今中央政府如果舍不得橫下心來，抱著被人抵制而只開半個ao yun，甚至終止ao yun的心理準備，將很難應對和處理好這些紛至沓來的挑戰，進而又失策到讓敵人把北京ao yun變成為套在中國頭上的麻袋，讓中國被人天昏地暗一頓暴打，過后自己的一條腿是怎么斷的都不知道，這是我們不得不提防的。

其二是民族政策的失誤。

藏獨能有膽暴亂反映出若干年來國家政策層面存在許多嚴重的問題，必須引起政府深刻的反思。在思想認識方面，我們必須全面清算胡耀邦在民族問題上所犯下的歷史錯誤，清除他留下的遺患。在胡耀邦之前，中國根本不存在什么西藏問題和疆獨問題，那幾十年中國的國際環境遠遠比今天更嚴峻。可是在“黨的民族政策得到完善”后的二十年間，民族問題卻越來越成為安全與穩定的隱憂，而且日益嚴重地成為西方敵國見縫下蛆、甚至破體而入的瘡口。問題就出在80年代，胡耀邦配合社會上出現的 “傷痕文學”風潮，在黨內大搞所謂“良心”和“寬容”的歪風邪氣，同時也將他個人的道德幻想延伸到國家民族政策領域，強行推出《少數民族自治法》，反而卻人為地制造了民族隔閡和對立，破壞了民族融合的自然歷史進程。

作為人類歷史的遺跡，民族多樣性或許是一種可炫耀的文化奢侈，但對任何政權來說都是一種政治負擔。古今中外凡強盛的政權大多都是單一民族的。百蠻來朝的盛唐政權即使存在多種民族成份，但絕對不容許他族共治。奧匈帝國以及前南斯拉夫的分崩離析都說明由多民族自治構成的政體是一種高度不穩定的政治結構，建立在這種低商值結構上的國家政權不無例外都是統治強度極高、對統治者才能要求更高的短命政權，其統治者也都不無例外地為此付出了巨大的政治、外交和經濟成本，因此沒有一個這樣的國家能騰飛而起，成為一方霸主的。

民國時期的“五族共和”和新中國建國初期的民族自治是中國經歷蠻族統治后所特有的歷史殘留現象，這個不得已而繼承的遺產必須逐步退出歷史舞臺，絕不能成為歷史的反動。“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民族融和、民族同化是中華民族不容選擇的終極目標。沒有秦帝國的書同文、車同軌，就沒有大漢四百年的長治久安，更沒有中華民族歷經磨難而數千年不滅的凝聚力。胡耀邦的那種政治上的恣意豪達、自負放逸是逆歷史而動的自我陶醉，他在國家民族政策上的“天真爛漫、淳樸無邪”倒不如說是一種小資情調的故作風雅，其荒謬，與兩晉南北朝時期的那些在動蕩時代不合時宜的舞文弄墨者大有一比，而兩晉南北朝中原三百年的動亂史正是這種政治風氣最具說服力的的詮釋，所以胡耀邦那種“啟異端以縱才情，標新奇以示豪達”的政治嗜好與浮淺作派對國體的危害是極其深遠的。

在政策方面，我們已經到了非得要反省、檢討、修改國家民族政策不可的時刻了，對民族政策必須來一個全方位的撥亂反正，否則今后還將繼續出現蒙獨、回民宗教沖突、甚至滿獨等諸多問題，形勢會越來越復雜。這些問題還沒有爆發出來，不是因為他們不存在，而是因為中央政府統治能力依然強大。但誰也不能保證統治能力不會改變，事實上這第三、四代政府的統治能力遠不如第一、二代。所以我們今天不著手修訂新時期民族政策——這事關民族興衰之千秋大業的嚴肅問題，我們很可能與歷史失之交臂。

老一代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有很大程度上受到列寧的影響，人為地強調民族平等、自治、自決。今天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中與俄國恩將仇報、反目成仇的不在少數，另俄國頭痛不已，一肚子的苦水倒不出，可見這種意識概念使然的民族政策有多么的失敗。中共當年效法蘇聯，人為地在漢人中分離出兩個大的“民族”：回族和壯族。回族其實就是信奉伊斯蘭教的漢族，那么我們是否也應該再從漢人中劃分成冊出一個“基督族”、“佛族”和“道族”呢？壯族本來就是漢族南遷形成的，被周圍的南蠻稱作“僮”，后來被周恩來改作“壯”，以避“人童”歧視之嫌，還為壯族創造出本不存在的文字，真好比放個馬蜂窩在家里做擺設，不知哪一天會不堪其擾。

既然是人為成偽就應該返偽歸真，撤銷回、壯兩族。另外不少民族如滿族已完全同化于漢族，也該退歸于歷史了，除了歷史文化上存在的意義之外，無必要在行政上被另立為一族。五十五個少數民族中經過從新認定，估計至少可以在行政上減少三十多個不必要存在民族分支，因此可以收回不少地區的民族自治權，免除這些地區的特別行政支出，這對我國內地、尤其是少數民族不發達地區的社會發展與進步是有極大好處的，因為這么做是符合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趨勢的。而對于藏獨和疆獨只能是以暴治暴，當政府像俄羅斯夷平車臣那樣刈除亂賊之后，西方的那幾招拙劣的表演早已成狂犬吠日，不會再有人搭理了。

原載：華岳論壇，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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