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青年的命運和時代的命運
今天讀了曹征路的小說《霓虹》,這是他2006年的新作。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個下崗女工,為了謀生而最終變成了一個暗娼。作家在他上一篇引起轟動的小說《那兒》中,實際上已經寫到了這個人物——下崗女工杜月梅,她為生活所迫而成了一個“霓虹燈下的哨兵”,不過沒有展開而已。
這部小說讓我感慨良多。記得年初的時候,在北大聽一位自由右派學者的講座。他講到文革期間,有女知青為了獲得回城的指標而不得不委身于農民出身的公社書記時,對那個時代表示了極大的憤慨,流下了激憤的眼淚。我當時坐在臺下,亦心有戚戚焉。
但讀了《霓虹》之后,我忽然意識到,這個判斷是不對的。假如我們先把其他因素排除掉,僅僅以女青年的命運作為衡量一個時代好還是不好的指標的話,那現在顯然不如那個時代更好、更人道。
那位學者所講的故事,我相信是事實,而且不少傷痕文學也都有類似的描述。但如果從統計學的意義上看,我肯定這樣的事很少的。公社書記的行為,在那個時代,不僅有刑事風險,而且有政治風險,是嚴重不合法的。
但是今天呢?書記也好,有錢人好,什么“長”也好,要搞一個女青年——無論城鄉、無論學歷、無論職業——簡直像喝一杯白開水那么簡單。實際上,你只要付兩個臭錢,就有無數女青年供你隨便蹂躪,因為這已經完全成了一個產業,全國有上千萬人靠此為生呢!
一個小老板,一個小官員,要搞一個自己手下的良家女子,也是易如反掌。
我想,那位學者的眼淚其實是很虛偽的,賺了我們不少眼淚的傷痕文學也是很虛偽的——顯然,他們并不是真的同情、關心女知青、女青年的命運,他們只是仇恨那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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