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所謂中產階級精英關于山西黑窯事件的思考和懺悔
（修改版）
無聲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當包產到戶把農民重新打回成一盤散沙的時候, 為今日之事埋下了一粒種子。
當工人罷工的權力靜悄悄的從82年憲法中消失的時候, 也為今日之事埋下了一粒種子。
當八十年代”精英治廠”,”精英治國”的口號鋪天蓋地的時候, 也為今日之事埋下了一粒種子。
當老左派們因為反對資本家入黨而被全面封殺話語權的時候, 也為今日之事埋下了一粒種子。(當初我只覺得這幫人言語無味在重復無聊的老八股。 只有在看到包身工甚至奴工伴隨著所謂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卷土重來的時候, 我才明白無知的是我。 這些經歷了舊社會的老人們,也有他們的道理—至今我讀他們的文章也還需要捏著鼻子耐著性子忍受那些我依然本能反感的語言,但我不得不承認, 當初的我比他們錯得更離譜, 所以, 在他們黨八股的文字后面, 有值得我學習和思考的地方)。
當國有企業大規模減員增效, 我們中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在媒體上肆無忌憚的叫囂”為了接軌不惜犧牲三千萬老工人”的時候, 也為今日之事埋下了一粒種子。
當所有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中國所謂的新興中產階級, 精英階層, 受過高等教育的一群--或者策劃著這種種改革, 或者推波助瀾大聲叫好, 或者一無所知而又興高采烈的享受著改革開放給我們帶來的種種好處。
兩三年前一位國內的學者在私下談話里說”中國過去二十幾年的經濟發展政策基本是失敗的:前十年是釋放積累, 后十幾年是剝削弱勢群體。” 我吃驚之余不很理解。 是的, 由于做農村助學的義工以及一直關注環境問題, 那個時候我已經知道農村教育醫療大面積崩潰, 知道許多地方污染之嚴重, 但那時我還以為這些都只是簡單的分配問題, 怎么能說這么多年發展失敗? 畢竟, 北京上海深圳直追倫敦紐約, 是誰都看得見的。 我們這群人的收入以及消費水平的增長更不必說了—中國私家車增長的速度, 連美國人都在驚嘆。
可是, 當我看到越來越多因為撤點并校失學孩子們渴望的眼睛, 當我接觸到由于拿不到應得的工資節儉到一年只用十度電的退休工人們, 我一次又一次回想起這位學者的話。 最后, 了解到許多宏觀數據和現象后, 我不得不承認: 他基本上說對了。 這個大論斷的全面論證, 不是這篇小文可以容納的, 簡單說兩三點。
1. 從深圳特區建立,在長達十余年的時間里, 廣東省上交國家財政的,只占該省GDP的0。4%--沒有任何一個政府, 可以依靠如此低的稅收運轉。 與此同時, 在許多東三省的老國企里, 國家征稅高達80%以上。 原來, 改革開放的火車頭, 是靠著拆東墻補西墻的游戲才如此風光。 東三省重工業體系全面破產最大的原因, 不是主流經濟學家們羅列的國企的種種原罪(比如工人有了鐵飯碗就犯懶之類), 而是國家政策的殺雞取卵—哪怕是微軟, 恐怕也經不起長達十余年的如此高征稅。
2. 最近評出的中國新四大發明(雜交水稻”、“漢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牛胰島素”、“復方蒿甲醚”),全部都是76年以前完成的。
3. 中國經濟,尤其是高端,越來越被外資控制。 2002年, 外資企業的產品占了中國企業出口總額的55%。 現在已經增長到60%。根據中國政府對高科技產業的統計（制藥，航空器，電子，電子通訊，電腦和醫療設施等行業），外資公司在1998至2002 年的出口額從74%提高至85%。但也許更令人矚目的是，同一時期他們的高科技產品在中國國內市場的銷售額從32%提高至45%。 (更多的數據和分析, 請看GEORGE J。GILBOY 文章 “中國奇跡背后的神話”)。
在這樣的宏觀事實面前, 中國經濟的維持,越來越需要農民工,甚至被綁架的孩子和殘疾人,拼血汗甚至拼性命,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我們中的一些人, 也許有著國內或者國外名校的學位,是某方面的專家, 所以我們自認為是真正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和山西的黑窯主不同, 心安理得的享受著我們越來越和國際接軌的收入和消費, 認為這是我們的才智和能力換來的。 可是, 請看一看想一想上面的2和3, 作為一個整體—中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一群, 無論是科技上的自主創新,還是國際國內市場競爭, 我們過去二十幾年的成績是不及格! 作為整體, 我們收入的增長, 不是因為真正的貢獻, 不是因為我們代表了所謂先進生產力, 而是因為我們在越來越不公平的分配格局中占據了優勢地位。 既得利益集團不只是官商勾結的黑心老板, 官員們, 也包括我們。 尤其是我們的學位以及由此而來的優勢地位, 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占據了越來越多的資源—比如教育經費向城市以及高等教育傾斜集中, 過去二十幾年越來越變本加厲。 可是,對于向我們提供了這些資源的中國老百姓, 我們的回報是什么? 甚至不要說回報,我們對他們有最基本的關注嗎?
黑窯事件的揭發,和大多數人不同,我沒有震驚,而是欣慰—這個存在多年的問題,終于揭出來了。 我所知最早的個案,是在十年以前。一個朋友的家里(高級知識分子家庭)有一個已成年的唐氏癡呆兒,在九十年代早期走失,家里多方尋找及懸賞近一年后找到, 被賣到北方某省私人小煤窯里做苦力。 后來再次走失, 至今沒有找到。 拜胡溫新政建立和諧社會之福, 這個存在了十多年的不和諧終于出現在人們的視野里。 只希望, 大家在批判憤怒的同時, 冷靜一點—這個問題已經存在相當久了, 能如此大規模揭發出來是好事,是進步。 非理性的謾罵, 只會給那些推動這件事終于見報的人們過分的壓力, 不利于更多類似事件的見光。 言論自由, 意味著承擔責任。
讓我真正震驚心痛的是我們太多人來得太晚的震驚心痛。 你也許不知道黑窯的個例, 但廣州火車站治安之混亂, 黑幫之盛行,80年代末就已經不是新聞了。 山西黑窯的問題, 和廣州火車站的問題, 又有什么本質的區別? 我們冷漠, 我們無動于衷, 我們中有些人甚至引經據典在報刊雜志電視上大講”這是發展必須經過的陣痛”。只因為我們不需要在那種地方討生活; 哪怕不得不在那種地方經過的時候, 不象許多第一次坐火車出家門打工的半大農村孩子,我們知道如何保護自己。 終于, 幾乎二十年后, 我們震驚了,我們憤怒了, 因為我們突然發現, 底層的苦難,也可以蔓延到我們身上—幾乎每一個人,都有被綁架去做奴工的可能。 這,就是對我們將近二十年冷漠的懲罰! 我們現在的震驚和憤怒, 多少有一點天真得可恥的味道。 我們的冷漠和無知,沒有借口。
同樣讓我震驚心痛的,是我們中許多人面對”怎么辦”這個問題的反應: 許多正在留學或者已經移民的，說著“幸虧已經出來了。再也不會回去了。探親的時候多小心一點。” 許多還在國內的， 嘆息著“這個國家不能住了，努力移民吧。” 說真話， 這些毫無責任感的所謂精英們走了也沒有什么好可惜的（恐怕還是值得慶幸的）， 說的粗俗一點， 當個屁放了就是了。 可是，我們的教育出了什么問題？集舉國之力教育出了這樣的一群“精英”。現在積累了這么多問題， 我們首先想到的，居然是一走了之。 至今，哪怕是有些有了一定程度反思的學者， 也還堅持著“是九十年代走歪了”，仍然懷念著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新啟蒙的黃金時代。可是， 農村教育醫療的倒退，八十年代就已經有苗頭了；從那個時候起我們就開始忽悠老百姓”精英治廠”,”精英治國” ――那么，如今大多數人沒有話語權，很奇怪嗎？也許，我們心之念之的新啟蒙時代，對底層老百姓來講，就已經是反啟蒙時代的開端；也許，真正需要被啟蒙的，是我們這一群。
遠不止于冷漠無知沒有責任感, 我們中還有不少人積極參與甚至主動策劃了對來自底層聲音的封殺。 那位一句” 中國過去二十幾年的經濟發展政策基本是失敗的”驚醒了我的學者, 是我們之中有良心而且覺悟得早的, 但至今他只能在文章中對這種觀點有所暗示。 如果明白寫出來, 在今天的中國, 不必任何政府官員說一句話, 甚至哪怕有政府官員出來說他批評得對, 只怕學術界和媒體也會自發自動對他全面圍攻和封殺—因為這種觀點太不符合主流學術精英和媒體精英們的利益了。 這是有前車之鑒的。 幾年前”讀書”雜志發表高默波”高家村”一書的序言就引發了一場大風波。 這位出身江西農村的學者,至今父母兄弟姐妹也還是農民或者農民工。 他在這本書里描述了他生于斯長于斯的高家村從49年到今天的歷史。 在序言中,他以詳細的事實和數據, 描述了八十年代初高家村教育,醫療以及公共生活大規模的倒退, 并做出了發人深省的分析和反思。 南方某著名報業集團為此組織大量學者全面圍剿。 但是這些人都不能夠反駁高默波提出的鐵的數據和事實, 于是該報業集團找到中宣部, 一頂為文革翻案的大帽子扣下來, 一紙不爭論的禁令, 全盤封殺高默波一方的聲音。 恐怕是同樣的原因, 高家村一書盡管被不止一位海外中國專家譽為現代中國最好的村莊史, 但中文版至今還沒有出版。 我們中許多人念叨了很久的自由主義教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 在高默波讓許多人不太舒服的真話面前是如此的虛偽和不堪一擊。 順便說一下, 該報業集團, 在我們許多知識分子心目中還是以敢講真話, 敢批評政府為民眾鳴不平出名的。 在”高家村”事件后, 我不得不懷疑,這些批評,有多少是真正關心社會不平希望推動改善,又有多少是為了發行量, 同時把責任一股腦兒推到某一方(通常是政府, 或者是所謂低素質的民眾), 洗白媒體精英們本身也是既得利益集團一部分的事實。
更不必說造成今日中國社會道德淪喪,我們這些讀書人所掌握的媒體所起的推波助瀾以及催化作用。 二十多年了, 我們一直都在宣傳: 無論白貓黑貓, 捉到老鼠就是好貓;管他好人壞人, 能掙到錢就是高人。 步鑫生,牟其中這些改革開放時代曾經的典型,最后掙錢都掙到監獄里去了，恐怕也不是偶然。 同時, 直到今天, 許多媒體還在孜孜不倦的用顯微鏡,放大鏡甚至莫須有的”事實”解構著從雷鋒到董存瑞這些從前的典型。不把這些居然會考慮大我的傻子們都解構了, 怎么能夠顯示我們中大多數人為自己打小算盤,缺乏社會責任感的正當性? 認真想一想, 我們和黑窯主區別不過是: 我們有文憑,有話語權,所以我們憑著這些搶占了優勢分配地位; 黑窯主有權力,有暴力, 所以他憑著這些也搶占了優勢分配地位。 這完全是我們當中的經濟學家們這些年來一直推行的經濟人理論以及比較優勢理論的實踐。 如此高深的理論, 我們都推廣實踐到村一級了, 絕對應該得諾貝爾經濟學普及獎。我們這些會搖筆桿子從而掌握了話語權的人其實這么多年一直在播種, 澆水, 上肥。 終于, 我們種下的自私之種子, 開出了黑窯這燦爛的惡之花。
所以, 在我們用手電筒照別人的同時(人販子, 黑窯主, 當地官員等等), 也拷問一下自己的良知。在過去二十幾年里, 我們是同謀(甚至主謀), 我們是幫兇, 至少, 我們同樣分享了底層的血汗而沒有給他們應該的關注。 直到今天，當血淋淋的黑窯擺到我們面前的時候，我們中許多人能夠想到的也只是逃離。 有什么樣的精英,就有什么樣的政府。 口口聲聲說了將近三十年中國人素質低, 今天我們應該想想究竟是什么人素質低: 素質低的, 恐怕不是中國人的大多數—那些胓手胓足勞作,在過去二十幾年撐起了所謂中國經濟奇跡的普通工人和農民, 而是我們這群多讀了幾本書就自以為了不起的所謂知識分子,所謂精英,所謂新興中產階級。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二十幾年了, 我們脫離中國的底層和現實, 推動歡呼著與國際接軌—政府也響應我們的推動一直為此努力甚至不惜以犧牲底層為代價,終于,我們接回了一大堆鬼。
今夜,是我們懺悔反思并試圖承擔責任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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