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恒甫答李北方
2007年6月23日
李北方:關于你和光華的糾紛,請問為什么要以給周濟的公開信的方式來開始?你還說回國的時候要和陳至立見面談這個事。
鄒恒甫:在美國,大學教授、最高法院的法官是終生制的,tenure是神圣的,一旦得到之后,除非他殺了人、犯了強奸罪,否則不可以開除他的。即便開除,也是要打好多年官司的。這就是為什么我的事情在香港、臺灣、新加坡變成教育界的頭號新聞。但我沒有接受一家國際上主要媒體的采訪,我要維護中華民族的形象。
我在美國這么多年沒有綠卡,和你一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我只多了一本聯合國秘書長簽字的護照,我在中國不是酒后開車撞死人的話,我沒任何責任,但我不會濫用我的權利;我也從來沒有濫用過我的權利。
我已經給了北京大學這么長時間考慮,我4月份就把信傳給了北大領導,都沒有反應,他們還繼續折磨我,把我的辦公室搬掉,把我的房子要騰出來,把我的董輔礽講座教授拿掉,這些東西都沒有跟我打招呼的,我只有到周濟那去啊。我跟周濟、陳至立都很熟,不找教育部長找誰啊,美國的教育部長第一件事情就是關心這個。教育部長不關心我,不關心陳丹青,不關心張鳴,你關心誰啊?
李北方:你這么做最終的目的是什么?
鄒恒甫:教授治校嘛。這還不簡單。
李北方:你當初為什么答應張維迎的邀請,到北大任教呢?
鄒恒甫:我當時就表揚張維迎啊,你敢請一個水平比你高的人來。但他就是要利用我,他希望我每年在北大的時間越少越好,只希望投票的時候我來,因為我總站在他這邊投票。
他當年(1999)說50萬元買教授,你知道我跟張維迎怎么說的嗎?我說你是搞貼現,把我一輩子的錢都算上了吧。談錢多么卑鄙下流啊,我用自己的錢和朋友的錢辦學,最過癮。
李北方:你為什么在投票的時候支持張維迎呢?
鄒恒甫:因為他要搞改革,我們倆分不開。我們都要砸別人的飯碗,在這一點是一致的。
李北方:你在北大工作的時間不多,這也是張維迎開除你的理由。
鄒恒甫:張維迎最希望我在北大呆的時間少,否則我這張大嘴巴他每天都受不了。他為什么要干掉我?因為我是光華最好的教授之一,他是殺老虎給猴看。
李北方:除了這次的矛盾之外,你和張維迎還有沒有其他的個人恩怨?
鄒恒甫:沒有,你不知道我這個人的性格多么好玩,怎么可能有呢?他就是要利用我,厲以寧以為我是張維迎的人,夾在中間可不好過。你是不知道張維迎的流氓手段。田國強說,他不叫張維迎,他叫中山狼。夠刻毒了吧。
我87年到97年在武漢大學,97年以后開始把一部分精力放在中山大學。當時我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的杰出青年,張維迎根本就摸不到風, 95年他還在給林毅夫拎包呢。97年他要評正教授,我給林毅夫寫評語說,他根本就不夠正教授,最多就是副教授,他在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連個副主任都混不上,之后才回到厲以寧的手下。 1999年張維迎就拉我造反,把院長拉下來,就差我這一票。他還說,我要搞七八個鄒恒甫,厲以寧就死掉了。張維迎就是個喪家之犬,沒本事沒學術,就知道瞎折騰、整別人。他和厲以寧都需要我,我是兩邊各打五十板。
全中國為什么就張維迎一個人吹他的導師是一個老八路諾貝爾獎獲得者?錢穎一他們怎么都不說?這在美國是個天大的笑話。跟了一個老八路,找工作只能幫倒忙。誰愿意給 60歲以后弗里德曼, 阿羅, 薩繆爾遜……當學生呢?經濟學家過了40歲就沒有多少創造力了。
我是一個人單挑北大清華。雖然我們都是北大的,但我們不挑他,他怎么進步啊。過癮吧。
李北方:鄒老師就已經把國內知名的海歸經濟學家挨個批評過了。請問你為什么這么做呢?
鄒恒甫:他們欺騙人,說他們是中國經濟學的皇帝。我們已經允許了厲以寧、董輔礽、吳敬璉這些沒有跟西方接軌的人當了中國經濟學的皇帝了。
這是不能饒恕的,只要我活著一天,我就要把他們的底揭穿。就像斯蒂格里茨說的,他們在世界上絕對不到三流,這么干是對不起大眾的。就像馬克思挖苦普魯東說的,在法國普魯東說他是個哲學家,在德國普魯東說他是個經濟學家。你們去品味馬克思是多么的辛辣啊 ! 可惜, 我沒有馬克思的文采.
馬克思的書是我們1977級必須讀的。像錢穎一連《資本論》幾卷都不知道,學數學的,田國強也不知道,這怎么得了,他們還談大國興衰!五代十國,他們連哪五代哪十國的名字都說不出來。我考大學的時候報的歷史和哲學,我學哲學的時候才喜歡數學,我一個可以頂他們八個。數學、音樂、詩詞、歷史都是通的,只要你喜歡形而上的學術,數學當然是最好玩的了。我可惜沒有數學天賦啊 .我在哈佛跟丘先生成桐教授學過微分幾何;跟SERGE LANG教授學過實分析;跟PERSI DIACONIS教授學過概率論......通過這些數學課,我才知道我以前本科在中國學的數學課程是非常落后的. 也通過這些數學課,我才知道我和錢穎一,李稻葵他們都不是學數學的材料! 但我比他們好,我越是學不好的, 我越要學;我越崇拜!他們都只知道說陰陽話, 說數學沒有用.為什么要有用? 沒有用就更好玩!
斯蒂格里茨說,三流的博士才到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合國,一二流的都到大學去了,不入流的才到投行。胡祖六、謝國忠,我把他們罵的要死,他們根本就不叫經濟學家,他們是經濟分析師。我們在世界銀行,只有研究部的人才叫經濟學家,其他都叫經濟師。總共 13000人,只有80個經濟學家。這是個神圣的稱號。
我說厲以寧不入流,把厲以寧氣得腳直跳,給我的老師董輔礽打電話,說恒甫怎么這么缺德,挖苦我。董輔礽說你本來就沒水平嘛。過癮吧。
李北方:您在博客上回復留意時說,“They all love my nature.”您怎么能確定被批評的人還能喜歡您呢?
鄒恒甫:你要是感到奇怪,就要問問,他們為什么不反擊呢?我有本事啦!我1987年在哈佛沒有拿博士之前,杜潤生、王岐山就給了我副司長的待遇,讓我回去。杰夫瑞 ·薩克斯說,怎么才是個副司長,最起碼應該是個部長,不要回去了。
我罵了這么多年樊綱、錢穎一,還有謝國忠、胡祖六,他們為什么不敢反擊啊,他們都是我的學弟,沒有我高尚,都是回去摸錢的。我批評他們,他們感到是一種榮耀。你看我辦學請的是什么檔次的人,中國人中最差的也是楊小凱這樣的。我是最大的俠客。我是跟董輔礽、劉國光他們過招的,丁學良更老一點,是跟孫冶方、周揚他們過招的。
我批評他們,他們都原諒我了,能調侃得起。三綱五常,林海張楊,李白杜甫,國富國強。杜還沒找到,國強是田國強,國富是譚國富和周國富。田國強說我把他搞死了,他請我到上海財經去講座,我說你們搞個留美經濟學會是自淫。
胡祖六、謝國忠的工作是我推薦的。他們跟我說搞不下去學問,我只好推薦哪。我要到投行隨時可以去啊。中金公司好多都是我們世界銀行的。沒用的,都是假貨,中文沒學好,英文也不過關。最重要的是 :他們經濟學研究的門都沒有進! 有些進了門的幾個又都跑出去了. 到投行只需要MBA, 那用著讀哈佛和MIT的博士學位! 我們哈佛和MIT的所有老師都罵他們去投行的. 他們最支持我在中國辦學, 盡管我的學問同林毅夫一樣是三流.
北大的學生最喜歡我,我在北大上課,學生都說,你是最符合北大精神的。你會喜歡我的,北大的學生都喜歡我。為什么不喜歡我呢?
李北方:那些沒有被你批評過的經濟學家,是不是就是你根本看不起的人?
鄒恒甫:看得起啊,李實我就很看得起,搞收入分配的。還有朱玲。他們扎扎實實搞學問哪。我怎么會這么狂呢?我最識貨.
李北方:鄒先生在國內幫忙辦學的活動很多,不但在武大和北大,現在又開始到中央財大工作。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請問您是怎么分配的?
鄒恒甫:IAS是1994年才改成正式的名字掛牌,比林毅夫, 張維迎、錢穎一, 田國強他們早多了,所以林毅夫說我比任何組織和機構的貢獻都大。劉國光2005年7 月放了一炮,自由主義經濟學最大的窩子就是武漢大學,他們終于找到了,不是光華,不是CCER。他們本來不搞教學的,是我幫他們把教學搞起來的,我在武大就把 200多個學生弄到美國拿全額獎學金念博士學位去了。林毅夫知道我是當代中國經濟學的教父嘛。林毅夫為什么佩服我?他知道我在世界銀行冒的生命危險比他們多多了,我1991年在羅馬尼亞(on mission)險些被暴動給搞死了;在南非,7把刀對著我,大冬天哪,只剩一條短褲跑回酒店的。我跟聞一多一樣的,不僅是個詩人,還是個戰士。過癮吧。
我有300多學生在美國念博士學位(除武漢大學外,我還推薦了好幾十個北京大學的學生,我還推薦人民大學的,復旦大學的,北京師范大學的, 清華大學的......他們都很厲害,我只要牽個頭就可以了,我們一連手就可以在任何一所大學辦學! 用不著我一個人瞎折騰。要充分發揮剛畢業的博士生的作用!
李北方:在國內辦學占有了您多少精力,是否與在世行的工作有沖突?這兩部分哪個是您的主要工作?
鄒恒甫:根本不沖突,世界銀行還出錢呢。在世界銀行,一年二,三個月不拿工資,扣掉六到八萬美元,然后有一個半月的假期,每年我至少有四個半月在國內。我在北大的時間比一些正教授還多,因為我不到外面講座,我不干那些王八蛋的事。系主任是一門課,辦雜志是兩門課,我已經完成三門課了。我每年還要送 30個學生到美國,拿全額獎學金,今天我送了48個。我的學生都知道,從87 年開始到現在,除了胡祖六在場,我從來都請他們吃飯。(胡祖六到高盛摸錢去了,他背叛了哈佛大學。他請客是應該的。)
我回國辦學是支持發展中國家“基礎研究人力建設”的重要工作,是個重大的任務,1989年, 沒有人愿意回中國去辦學呀! 這是巨大的犧牲。我做中國做太多,就不能做拉美非洲,只好就二,三個月不拿錢。
我們世界銀行在外面拿一分錢都是要匯報的,不像光華,不像中國的政府官員,還可以在外面拿錢。光華那點工資算什么啊,讓他們一定要把我在光華從 98年到現在拿的每一分錢都在人民日報上公布,同時把他們的也公布,看我拿的有沒有他們的五分之一。他們的特聘教授, 6個星期就拿26萬。
李北方:根據您的簡歷,您是89年8月進入世行研究部工作的,但很快就回到國內辦學。是否可以認為,您在國內的辦學活動也是世行交給您的工作的一部分?
鄒恒甫:辦學并不是世界銀行的主要工作,但他們都很支持我。
李北方:能否談一下您個人在為中國的經濟改革中做的努力,比如是如何參與了分稅制的建立?
鄒恒甫:分稅制、匯率改革、WTO條款、關稅減免,扶貧項目,多啦。我感到最驕傲的是,一定要保證在免費教育、免費醫療、社會保障上的開支,每一項都要占到國民收入的 5%,社會保障養兩頭。這是我最驕傲的,現在中國人民都知道了。每一條扎扎實實,而且能直接寫到總理的辦公室。林毅夫知道啊,我比他厲害多了,他為什么表揚我是中國經濟學第一人呢?不僅是經濟學第一人,而且也是經濟政策第一人。林毅夫不敢亂說話,而我是以國際公務員的身份出現的;胡祖六、謝國忠、李山他們,包括羅奇,他們講話都是為他們的公司謀利益,就是拍馬屁,是不公正的。我是代表窮人的,代表民族利益,代表 185個國家的利益;錢穎一他們這些人,他們根本就報國無門,他們到哪去搞建議呀?這次黑磚窯事件,我一寫信就到國務院去了,他們必須受理啊。
我對口單位是國務院、財政部、發改委、中國人民銀行,關于中國的經濟政策,我不能大嘴巴亂說的,我不能在媒體上瞎掰。他們都知道我給中國政府支了多少招,我要是像張維迎那樣亂吹,不知道能吹多少了。
中國每一個大的經濟政策我都參與了,88年就開始參與了。那時候張維迎還沒出國呢,還在體改所當個助理研究員。他 94年才混個博士,我已經功成名就了,他當然要利用我了。
我不但在國內支招,還在全世界各個國家都支招。羅馬尼亞、匈牙利、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南非,這些地方跑遍了。每年世界銀行開年會,全世界 360多個部長、總理、總統都來了。
李北方:鄒先生說最恨的是權錢結合,并且把金和官組合起來,自創了一個字來諷刺。您的工作少不了跟官員打交道,全世界的總統、部長見得太多了。您是如何把握合作的尺度的?
鄒恒甫:這是中山大學董每戡先生的話,書生自由嶙峋骨,最喜交情最厭官。光討厭官不行,權和錢結合的人更討厭,所以我創造了這個字,權錢結合,讀作虎。
他們都喜歡我,學者風格是最受歡迎的,不說假話不奉承。在諾貝爾獎得主面前拍馬屁,他一下子把你踢翻了,所以在薩克斯、薩繆爾森,巴羅,盧卡斯面前也要挑戰,說你這搞的不對,那就過癮。我跟中國領導人見面都是這樣的。我說我一年難得見你們一兩次,我不會表揚歌頌你的,我說的都是給中華民族積德的,反應的問題。 94年我跟一個部長吃飯,他就被我搞得要死,他說飯沒吃飽,恒甫的話是聽飽了。過癮吧!他們已經天天有人歌頌他們了.
他們是多么喜歡我啊,要么就非常自私地恨我。丁學良說的,跟恒甫打交道,要么喜歡他,要么恨他,喜歡他就喜歡得不得了,恨他也恨得不得了,絕對沒有中間的余地。他還說,哈佛大學畢業的只有兩個不是人渣,一個是鄒恒甫,一個是丁學良。哈哈。
李北方:鄒先生一直稱中國的經濟學家都是三五流和垃圾經濟學家,衡量的尺度是在英文經濟學期刊上發表的英文文章,您本人也在國內辦了英文的 AEF。請問,這個標準是否合適呢?
鄒恒甫:當然是合適的,學術標準嘛,又不是經濟政策。如果評經濟政策,鄧小平應該拿諾貝爾獎。盧卡斯就調侃,說我的東西沒有一點效果,格林斯潘天天都在有效果。但諾貝爾獎給盧卡斯,不給格林斯潘。很多中國的經濟學家爭改革的功勞,他們以為改革會有個諾貝爾獎出來。這是弗里德曼和林毅夫說得瘋話!這只能騙不懂經濟學的老百姓和小學生.
李北方:英文世界對文章優劣的判斷必然與中國的實際問題存在距離,有學者批評說,我們中國是個一大半還沒有進入現代的國家,但我們的學術卻已經后現代了,也就是說研究與實際脫節,理論研究不能為現實提供指導。您怎么看?
鄒恒甫:經濟學家,跟經濟政策的制定者沒有任何關系,一個是經濟理論,一個是經濟政策。蒙代爾的理論付諸了實踐,盧卡斯的合理預期理論付諸實踐,這就是理論對現實的巨大影響。
我的理論和實際的文章發布了四五十篇.我的有些論文也被用于實踐了。
李北方:你的理論和你的實踐之間有必然的聯系嗎?您是否感覺到這兩者之間的張力?
鄒恒甫:當然有聯系。像盧卡斯說的,即使沒有聯系,別人也會建立起來。愛因斯坦搞了個相對論,也沒想到要搞原子彈,但奧本海默這些實踐家和理論家就搞出來了。
有時候學理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搞不出來啊。在蘇丹,我們一直主張財政分權,但蘇丹打內戰,就是因為分權太多了,所以要財政集權,但是集權又不符合正確的政治口號,只好搞財政聯邦主義。我這方面代表國際最前沿的研究成果,我認為發展中國家財政集中一點,反而能促進經濟的增長。我有實踐經驗和理論模型,在國際上是最受歡迎的。錢穎一和林毅夫他們發的文章是跟我在后面反對我,但沒有效,反而讓我更有名。
李北方:鄒先生說,一張紙、一支筆,坐在馬桶上就能搞經濟學研究了。經濟學歸根結底是研究人的學問,研究社會的學問,離開實際的經濟學是否有蛻變成“無害的智力游戲”的可能?
鄒恒甫:武大IAS連個馬桶都沒有,可是我培養出多少學生?!光華的龔六堂,都正教授了,是我的學生。我的學生遍天下,林毅夫都比不過我,張維迎嫉妒我。
我說的坐馬桶就是坐在圖書館的意思,所以我說光華是個很好的馬桶。但現在光華就是企業家的搖籃,就是錢、搞企業家講座。我看了廣告眼睛就滴血!我不知道他們其他教授是如何容忍得???
李北方:您在博客中說,在哈佛是有民主黨的經濟學和共和黨的經濟學之分的,兩個黨派的教授為了爭取陣地斗爭得很厲害。您在國內傳播的經濟學教育可否用這種政治的視角分析和看待?
鄒恒甫:哈佛大學的菲爾德斯坦、巴羅、曼昆都是共和黨的,他們占不了主導地位,麻州主要是民主黨的基地,芝加哥和斯坦福就是共和黨的基地。這個無所謂,他們早上加入民主黨,下午就可改入共和黨。
我是代表勞苦大眾的經濟學,所以我認可剝削,馬克思在這部分是對的。這已經成為國際上數理經濟學的一部分了。我得罪三方面的人,一是原來國內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老人;二是把厲以寧、高鴻業這批國外進修回來的人飯碗砸的差不多了;三是 02年海歸回來辦學,李道葵他們回來,他們發現我在國內影響力這么大。三派聯合起來對付我,多么可怕。他們喜歡我,同時也嫉妒我。
李北方:世界銀行是個非常政治化的機構,與美國的國家利益聯系密切。怎么能讓人信服,一個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所傳播的經濟學是中允的,沒有政治傾向的?
答:不對。我把鮑勃·佐立克罵成個屁眼,這在美國是侮辱人的,因為他欺負了我們國家的女副總理吳儀。我在世界銀行碰到英國佬說,你們鴉片戰爭,欠我們的血汗還沒還呢。
在所有的經濟學研究機構中,世界銀行是最沒有政治傾向的之一。
李北方:請您談談您的新新古典詩歌。你一直自夸是新新古典詩歌第一人的。
鄒恒甫:我是要恢復中國的優良傳統的,我不是要拋掉格律,而是要拋棄平仄。我們原來的漢語的發音是五音,而音樂是七個音。我們的京胡是和音樂對著干的,很多人第一次聽到京胡,感覺完全是荒唐的 。原來的詩歌是給五音(五聲)配的,現在給七音配,五音都照顧不過來,七音就更照顧不過來?,F在不用唱詩唱詞了,還管他平仄干什么?但是韻和對仗必須管。我的新新古典詩詞就是要把平仄破壞掉,其他都不變.
丁學良知道我詩詞是第一名,我45歲了,不是吹牛,很多句子是會成千古絕唱的。這太容易了:我們比李白和杜甫見到了多少新生事物?。乙研律挛镆鞒鰜恚?,
自古已興文字獄,
文人筆墨探雷走。
唱出壓迫斷腸歌,
寫下剝奪落淚曲。
又例如,
問君能有幾多愁,
敢快悔罪謝捆斗。
避席惟防口戕口,
斷書僅為稻梁謀。
看,`文人筆墨探雷走': 多么現代化! 對一個微小的生命,多么驚心動魄!而`敢快悔罪謝捆斗'是每一個經過反右和文革的人都能體會到的.我現在已經公布了我的五百首新新古典詩詞了.如果有五首傳世之作,我就心滿意足了.我的許多好友讀了我的詩詞后, 都有一種特爽的新鮮感!
我受不了余秋雨,一個男人怎么能哼哼唧唧呢,我從1987年開始就自費辦學,怎么會感到辛苦呢,我感到的是歡樂、豪爽,我在詩言志里面說了,別人越來打我,我越感到高興:平生所樂唯冤屈!別人越打我,我辦學越有干勁。我當然知道溜須拍馬能在中國鬼混的更好。張培剛老先生最表揚我:恒甫你從 15歲到現在45歲,30年就沒改變一點兒,這就是孟子說的,難保赤子之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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