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應該給鄒恒甫一個討說法的地方
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辭退教授鄒恒甫事件，目前仍在繼續延燒：繼給教育部長發出公開信之后，鄒恒甫又在自己的博客上發文《我必須說話以捍衛中國普通大學教師的尊嚴、權利和自由》，仰天長嘯，壯懷激烈。與之成鮮明對照的是，已經成功地將鄒恒甫辭退的張維迎，則完全是一副神閑氣定，好整以暇的樣子：“這件事情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是非曲直很明了。”（6月14日《新京報》《第一財經日報》）
至于鄒恒甫為什么被辭退，目前看已經成了一個“羅生門”。張維迎指他過去幾年他很少到校上課，未承擔教職員工責任并違反了光華管理學院制度（在外面兼職）。而鄒恒甫則辯稱自己完成了光華在聘任他時交給他的任務，他是家里給學生上課的，并且“在開除我教授職務之前，維迎并沒有通知我違反了光華管理學院的規定，不許我在其他學校免費辦教育事業。”
仔細分析一下，就會發現無論是指控還是自辯，其實都是有可議之處的。以兼職而論，我們都知道無論北大還是清華，一直都是鼓勵國外教授回來兼職的，難道自己可以接受外校教授來本校兼職，反而不許自己的教授到外校兼職嗎？況且，包括張維迎本人在內的北大經濟學家，多在公司里兼有獨立董事的職務，難道做兼職教授不行，做獨立董事反到可以嗎？反過來，鄒恒甫的自辯也是有瑕疵的：你為什么不在教室里給學生上課呢？在家里上課，有人能為你證明嗎？
其實在我看來，這一事件的關鍵，還不在于這些具體細節問題，而在于我們發現：在大學，行政權力仍然是“一股獨大”，處于說一不二的霸權者的地位。哪怕你是一個名教授，一旦被行政權力所不滿和排斥，立刻就會陷入求告無門的境地，無法找到一個合法的權利救濟平臺來申訴。鄒恒甫上書教育部長，仍然是在向行政權力求援，至于在博客上發文以及接受采訪，效果也僅僅是獲得輿論的同情，都談不上是常規的權利救濟渠道。
鄒恒甫將自己的遭遇歸結為“官僚治學”，這可能尖刻了一點，但就中國大學的現狀來看，缺乏一個足以制衡行政權力的學術權力，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在歐美日等高等教育發達的國家，學術權力卻發揮著巨大的作用，比如在德國，大評議會是大學的最高決策機構，擁有廣泛的權利，可以接受并審理教授的申訴。按聯邦德國高等教育法的規定，本校教授要在這一機構中擁有絕對多數的席位和表決權，大評議會不是泛泛地保護教授的職業權利，更主要的可以為學術自由保駕護航。
我們不難想見，如果北大有一個類似“大評議會”這樣的機構，則張維迎能不能在事先不通知鄒恒甫的情況下就徑直將其辭退，就是一個問題。即便他能夠這樣做，鄒恒甫也可以在校內通過向“大評議會”申訴的方式，為自己討一個說法。所以這件事情說到底，仍然是一個大學管理機制民主化改革的問題。
猶記得2003年，時任北大校長助理的張維迎教授，擬訂了一份《北京大學教師聘任和職務晉升制度改革方案》。這份方案甫一公布，立刻引起了軒然大波，因為和國企改革的思路一樣，這份方案也是將權力最大限度地集中于學校行政管理層，而將教師置于隨時可能下崗的境地。四年過去，張助理已經變成張院長了，從“方案”設計到辭退鄒恒甫，倒是可以看出他一以貫之的治校理念，只是這種理念和現代大學的精神似乎不太沾邊，和民主管理的精神也不太沾邊。
http://news.sina.com.cn/c/2007-06-14/034812017592s.shtml
http://news.sina.com.cn/c/2007-06-14/04541322435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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