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崇拜狀態決定社會存在狀態簡論

社會崇拜狀態決定社會存在狀態簡論

社會無論如何都會向前發展，問題是發展得好還是不好，發展得不好，就是負面發展。從一個長的歷史過程看，這兩個發展的方面常常是交織在一起的，有好有壞，不好的成分多了，我們就說社會發展慢了或停滯了。我們需要的當然是社會的良性發展，希望人們都能夠擁有幸福的人生。為此，我們應當探討究竟是什么因素從根本上影響著社會的發展狀態，這樣的因素我們不妨可以將之稱為：影響社會發展的終極成因。
換句話說，社會發展的終極成因就是指影響社會發展變化的最根本的規律和首位原因。通過尋找和研究影響社會發展的終極成因，我們也就可以探求到改變社會的根本方法和途徑，而其他的社會規律都應當是在這一總的規律的前提之下發生作用的。
經過大量的社會歷史觀察和研究，我們發現這個首位的因素乃是社會的崇拜狀態。也就是說，有什么樣的社會崇拜狀態就會有什么樣的社會存在狀態。而不同的社會崇拜狀態又是不同的社會崇拜對象所造成的，因此人的崇拜對象一旦發生改變，其生存狀態也一定隨之發生改變，從部分的改變直到完全的改變。無論就個人而言還是對社會而言都是如此。這是影響社會發展變化的首要規律。
得出這樣的結論其實并不難。如果我們能夠客觀地觀察這個世界就很容易發現，世界上各國各民族的生存狀態都與他們的崇拜狀況相一致。基督教社會的人民生活是一種模式；伊斯蘭教社會的人民生活又是另一種模式；佛教社會的人民也有自己的獨特生活模式，凡此等等。在同一個國家中，不同的民族、群體或個體的生活也因其崇拜對象不同而產生根本的差異。有什么樣的社會崇拜就有什么樣的社會。而且，社會崇拜狀態決定社會存在狀態的規律正是通過影響每一個具體的人的精神狀態和行為方式來發揮作用的。
崇拜是人類區別于動物的根本特征，人類不能沒有崇拜，人若沒有正確的崇拜對象就一定有錯誤的崇拜對象。國際歌里面否認有救世主，于是人們就會去造一個大救星來崇拜。所以任何人都不能逃脫一種崇拜狀態。有人說我什麼也不信奉，但其實這也是一種特殊的崇拜狀態，因為這種“不信”實在也是一種“信” ，那就是信自己，這是最不穩定的，只能使自己隨著世界沉浮，尤如航船把錨拋在了自己的甲板上，只能隨波逐流。從廣義來說崇拜就是宗教，你信奉什麼，什麼就是你的宗教。
人類必須通過崇拜來滿足自己心靈深處的終極的心理和精神需要，并由他來指導自己的全部思想和行為，否則就會不得安寧。當然，錯誤的崇拜對象也常常不能使人得到所需的安寧，就好像人吃了不好的食物會得病一樣。社會崇拜狀態決定社會存在狀態的規律也可以通俗地表述為崇拜決定生活的規律，就是人們所崇拜的對象決定了崇拜者的生活的規律。社會崇拜對象乃是導致社會崇拜狀態的終極根源和內核，尤如磁場的磁極一樣控制著社會磁場的運行規律。其具體作用的機理是：崇拜對象透過對人們的精神、心理和思想的主宰，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活動，從而導致人們創造出與之相匹配的生活狀態。也就是說，一個人擁有什么樣的崇拜對象，他也就相應地擁有什么樣的生活。個體的問題得不到解決，民族和國家的問題也就不能得到解決；一個人的崇拜對象發生改變，那么他的生活也必將隨之發生改變。
如果從社會的角度來看，則是社會普遍的崇拜狀態決定社會普遍的生活狀態，即有什么樣的社會崇拜就有什么樣的社會。“文革”期間，中國社會所表現出來的狀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當時，人們由于普遍地崇拜毛澤東，所以就自覺地去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爭做毛主席的好戰士、早請示晚匯報、“三忠于、四無限”、戴毛主席像章、唱語錄歌、跳忠字舞、誓死保衛毛主席等等，人們近乎瘋狂。如今，人們不再普遍崇拜他，這些社會現象也就消失了。
雖然一般來說，不太可能存在著全社會完全一致地崇拜同一個對象的情況，而且即便如此，人們對同一崇拜對象的旨意的理解也會存在偏差和不一致的情況。但是社會崇拜越純正，社會生活狀態的表現也會越趨向于一致。不同社會發展的情況如何，其實正是各個不同社會的崇拜對象支配著各自的崇拜者去建設、競爭甚至戰爭所導致的結果。
依據這個規律所揭示的途徑，人們可以很容易地通過選擇自己的崇拜對象來決定自己的生活樣式。也就是你喜歡怎么樣生活，你就可以選擇什么樣的崇拜對象，這就是所謂信仰自由的意義。但實踐的結果是認識真理的重要依據，人們崇拜誰更好，必須從實際的社會效果來加以判別，可永久持續的、走勢愈來愈強的崇拜對象才是最好的。任何以個人或主義為崇拜對象的都存在著嚴重問題，因為個人會死亡、會犯錯誤，主義也不會沒有漏洞和缺欠，實際上沒有任何主義能夠長久不衰。以金錢、權力、物質等為崇拜對象也都同樣存在嚴重問題。
從世界各國的社會發展情況來看，持基督新教信仰所導致的社會生活狀態是最佳的。這些國家現在主要分布在北歐和北美，如瑞典、芬蘭、挪威、丹麥等國家，英國也屬于基督新教國家。北美國家則包括美國。今天被世人普遍贊許的民主制度也基本上只是在這些社會中得到了較好地運作。這些國家大踏步發展起來的歷史距今只有近三百年左右的時間，也就是在大約500年前，當北歐經歷了著名的宗教改革，這些國家在最終確立了基督新教信仰之后才發展起來的。到目前為止，世界上真正稱得上進入現代文明的國家也基本上都是這些基督教系列的國家。北歐國家因其信仰的純正程度相對更高，其社會的整體生存狀態似乎也表現得更佳，在世界上的競爭力排名甚至超過美國。
國際透明組織每年都進行全球范圍的國家廉潔度和腐敗排名，最廉潔的十幾個國家除新加坡外，幾乎都是西方基督新教國家，如丹麥、芬蘭、瑞典、新西蘭、冰島、加拿大、荷蘭、挪威、瑞士、澳大利亞、英國等。但即使是新加坡，有學者也認為關鍵因素還在于西方的價值觀影響，新加坡核心的東西是與西方接軌的（參見200602B《南風窗》雜志“被誤讀與忽略的新加坡經驗——專訪蔡定劍”）。在芬蘭，送禮會被官員視為侮辱其人格，而不是企圖得到的好處。該國已有30年無重大犯罪事件。冰島自1918年以后只有4名高官因腐敗而辭職，最近一次是在上個世紀的80年代（參見：略論中國社會病——在南開大學的演講。作者：胡星斗）。
中國的歷朝歷代都沒有解決好吏治腐敗的問題，因為這單靠人是解決不了的問題。在明朝，朱元璋甚至用剝皮凌遲的手段也沒能治得了貪。在他實施的刑罰中，最有名的莫過于剝皮和凌遲。自唐宋以來，政治制度、機構設置多有不同，但縣衙的布局是差不多的，都有大門、戒石、鼓樓、二門這些結構，但在明朝卻在大門和二門之間多設置了一個土地祠。這個土地祠就是剝人皮用的。官員因貪污處死后，還要把貪官的皮剝下來，然后在皮內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并掛于公座之旁示眾，供眾人參觀，用來威懾貪官。所謂凌遲就是把人綁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如果行刑的人技術好，據說最高紀錄是割三千多刀，把肉都割完了人還沒死。除此外，還有所謂抽腸(顧名思義)、刷洗(用開水澆人，然后用鐵刷子刷)、秤桿(用鐵鉤把人吊起風干)、閹割、挖膝蓋等等。然而在這些令人生畏的死亡藝術前，官員們仍然前腐后繼，活像一群敢死隊，成群結隊地走到朱元璋的刑具下。自明朝開國以來，貪污不斷，朱元璋殺不盡殺，據統計，因貪污受賄被殺死的官員有幾萬人，到洪武十九年(1386)，全國十三個省從府到縣的官員很少能夠做到滿任，大部分都被殺掉了。可就是這樣也沒能止住，官員倒是越來越少，于是在當時的史料中出現了這樣一個滑稽的記錄：該年同批發榜派官三百六十四人，皆為進士監生，一年后，殺六人。但后面還有：戴死罪、徒流罪辦事者三百五十八人。這三百多人一個沒漏。什么叫戴死罪、徒流罪辦事呢？這種情況的出現就是因為官員被殺的太多，沒有人干活了，就拉已被判了死罪的官員去審判其他的犯人，然后自己再到朱元璋那里去領死。（參見《共鳴》2007年3期 作者：當年明月）
官場腐敗只是社會腐敗的重要表現之一，社會腐敗才是官場腐敗的土壤。社會腐敗導致社會一切方面都表現出腐敗的征候，假冒偽劣坑蒙拐騙在社會中普遍存在，尤其是醫療腐敗和教育腐敗的存在，試想連救人性命的和培養教育人的部門都腐敗了，你還能說什麼呢？而社會腐敗的根源實際上正是這個社會的崇拜出現了問題，腐敗的問題本質上是崇拜的問題。人們崇拜金錢、權力和其他各種利益的時候，人們就會為獲得這些好處而前仆后繼，不惜犧牲性命。崇拜對象乃是人的最愛，人會為自己的崇拜對象舍命，無論這個崇拜對象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只是人若為錯誤的崇拜對象而死就太悲哀了。制度問題絕不是問題的關鍵，我們社會中存在的嚴重司法腐敗，就說明任何制度其實并不能真正管得住人的思想和行為。這是很簡單的問題，制度既是由人所制定，也是由人來執行的，人會有很多的辦法來對付制度。但是人的崇拜對象卻能夠使他的崇拜者自覺順服他。
在社會以各種現實利益為崇拜對象的條件下，社會的憲政目標也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任何為實現憲政所采取的技術措施，都必將在實施當中被各對立派系的激烈利益爭斗所分解掉。人們為了自己的利益將不會容忍對方，也絕對信不過對方，人們都要立即贏得自己的勝利，而不會寄希望于勝利者會寬容失敗者，勝利者也不相信失敗者會不設法報復，因此是一定要斬草除根的。這就是以利益為崇拜對象的必然的社會后果（參見黃臥云“民國憲政轉型失敗的教訓”），這也是中國近代一百多年來反復循環，總也無法完成憲政目標的根本原因。看看現在網絡上的那些令人膽戰心驚的言語對立，我們就更應當能夠預計到在真實的利益沖突中可能出現的不可妥協的性質了。在這樣的社會里，政治對立面是不會認可對方的選舉勝利的。
在人類社會中，崇拜狀況決定生存狀況的規律是普遍存在的。如果再深入一些，我們還可以描述它對社會意識形態和社會文化形態所產生的決定性影響。就是說，有什么樣的社會崇拜狀態也一定會有什么樣的社會意識形態和社會文化形態，并因此導致相應的社會存在狀態。這包括了道德法律、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文學藝術、科技創造力等等一切的社會重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這是一個完整的社會鏈條和有著嚴密因果關系的社會構造系統。一定的社會崇拜體系建構了一定的社會存在體系，首先是精神的，然后是物質的，用現在的語言來表述就是：崇拜決定思路，思路決定出路。每一個不同的社會體系也都首先表現出各自的崇拜特征。基督教社會有基督教社會的社會意識和社會文化體系，伊斯蘭教社會有伊斯蘭教社會的社會意識和社會文化體系，如此等等。這都是很獨特的。一定社會的崇拜狀態就好似計算機的視窗（windows）操作系統，是基本的操作平臺，其他如思想意識、道德法律、政治經濟、文學藝術等等不過只是類似于各種功能性軟件，是次要系統，是具體方法性的分支體系，如果不與視窗(windows)這個總的基本操作系統相適應就運作不了。如果總的操作系統出問題，這些子系統也必然出問題。
在我國，不少人認為制度是決定一切的，但實際上沒有相應的社會崇拜狀態作精神基礎，社會制度再好也運作不好。無數的歷史經驗早已證明了這一點，強行實行民主制度只會導致社會出現嚴重混亂，最后因為實行不了，還得退回到集權狀態。中國近代的歷史不就是這樣折騰的嗎？
一個社會如果在崇拜狀態方面不能有所改變，其社會文化形態和社會意識形態也不能有所改變，其社會生活狀態自然也不能發生內在的改變。不同社會的崇拜構造的是不同社會的精神秩序，并進一步構建出與其相匹配的現實秩序，從而產生不同的社會文明。因此，在沒有找到新的社會精神崇拜出路之前，若僅在原有的社會意識和文化體系中去尋求發展，就必然會遭遇到來自原有的社會崇拜狀態的攔阻，結果就只能去翻歷史的故紙堆，導致走回頭路。這也是為什么中國社會總是跳不出漫長曲折的封建歷史的最根本原因。
所以，在歷史所形成的社會崇拜狀態之下，如果發展已經達到飽和，那么原有的文明就已不再具有突破的空間，這樣的文明我們可以將之稱為末世文明。末世文明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拒絕嘗試任何新思想新事物，極度故步自封，已經失去了自我更新和發展的能力。而導致此種不能繼續發展的真正原因正是主流社會對原有崇拜對象的迷信。由此，社會危機也往往已經孕育其中。
在這樣的社會當中，社會發展的突破是一定要求首先更新社會精神崇拜對象的，而且必須是能夠為社會提供更健全的精神、心理、思想行為動力和更寬容的社會實踐環境的精神崇拜對象，非如此這個社會就不可能得到真正健康的發展和突破。中國在近代出現的資本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給中國社會帶來的發展，無一不是突破了社會傳統崇拜對象局限的結果。只是這些新的崇拜對象仍然存在局限性，而且在中國社會中也并沒有得到完全的確立，只能說是帶來了新的崇拜因素，盡管如此也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極大的改變。
需要特別加以注意的是：錯誤的社會崇拜必然會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崇拜的錯誤乃是個人、民族、社會，乃至國家最大的不幸。比如個人崇拜、英雄崇拜等都是不正確的崇拜，也是導致邪教現象產生的主要原因，并絕對地會給社會造成極大的破壞。“文革”發生的終極根源就是個人崇拜、權力崇拜和英雄崇拜，從而導致了破壞性的社會意識形態和文化形態，也造成了當時社會糟糕的存在狀態。
錯誤的崇拜就是迷信，迷信就是喪失理性，一意孤行，情緒驅動。正確的崇拜才能稱之為信仰，其中一定包含著極大的理性和寬容。信仰和迷信是崇拜這一范疇的兩個方面。問題是人類如何才能正確地去崇拜。一旦錯誤的崇拜對象進入人心，錯誤的社會思想和行為過程也就開始了，再想扭轉就很困難，這也是為什么“文革”會產生那么大的破壞力的謎底，甚至至今也還有不少人不能醒悟過來。錯誤的崇拜會使人如吸毒一般沉溺其中。
真正的辯證唯物主義者必須尊重事實，追求真理，一切看效果。那效果尤如樹結果子，“沒有好樹結壞果子，也沒有壞樹結好果子”。不管黑貓白貓，抓得到老鼠才算好貓。這是充滿理性的話，我們一些人卻常常忘記了。實踐是認識真理和見證真理的重要途徑，實踐也是檢驗謬誤的重要途徑。我們能夠判定崇拜對象是否正確的辦法可以有兩個方面，其一是看祂所帶來的長期效果如何。所以，我們只能參照在各種社會當中，對由不同的崇拜對象所導致的社會歷史和現實的實際效果來進行比較。其二，我們還應當判別，當我們陷入某種崇拜狀態之后，當事人是否還具有正常的思想和行為的能力，是否長期處于非理性的暴力的情緒化狀態之中。正確的崇拜對象不會使人如此。
    選擇了新的崇拜對象，或者準確地說是被崇拜對象所揀選，就意味著新生活的開始。崇拜對象一旦確定之后就轉化為崇拜的實踐過程了。不同的崇拜有自己不同的實踐內容、方式和方法要求。崇拜的內容、方式方法和認識必須與崇拜的實踐相結合才會產生完整的現實效果，否則也只是知道了這個道理而已，并不能真正得著這好處，因此終歸還是并不明白。從嚴格意義上講，理論已經到此止步，邏輯的作用十分有限，后面發生的是切實的崇拜體驗。而這才是真正起作用的，正如別人告訴你梨子好吃，可你如果不嘗嘗就永遠不知道梨子的真正滋味一樣。
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應當擁有自由選擇崇拜對象的權利，這就是信仰自由的含義。不同的信仰之間應當可以互相影響，但不應彼此強迫，更不應互相迫害。人們應當彼此尊重，并且在信仰自由、和平共處和法治的現代文明準則之下，互相交流、和平競爭，使人歸向正確的信仰道路。在信仰的道路上，人類應當堅決反對任何的非法暴力，也包括一切的語言暴力。對不同崇拜的寬容是非常重要的現代社會準則，是人類社會應當實現的最高的理性，也是正確的崇拜對象一定賦予我們的原有之意。
所謂不同文明的沖突，在本質上正是不同崇拜的沖突。因此，人們的行為應當自覺受到法律的約束。人們不應當因為不同的崇拜對象而彼此攻擊和互相殺戮。人類應當在崇拜的領域中運用正確信仰所規定的普世適用的文明方式，我們今天所倡導的和諧社會的建立也應當從信仰的源頭開始理順，從而使擁有不同崇拜的人們能夠和睦相處、各得其所。但我們也知道依靠人類的自覺和所謂理性常常很難做到這一點，因此強有力的社會法治體系是其必要的基本保障，社會不僅在處理經濟、政治、思想、言論等領域中必須依法處置糾紛，也必須在精神崇拜領域依法處置糾紛，人類應堅決擯棄不同崇拜之間的相互迫害和戰爭，而采用和平競爭的方式來促進人類崇拜的健康文明發展。只有如此，人類社會才可以說是真正進入了文明時代。
令人欣慰的是中國已經在法律框架上完成了這樣的社會構建。在2005年3月開始實施的《宗教事務條例》中已經明確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以下稱信教公民）或者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以下稱不信教公民）。信教公民和不信教公民、信仰不同宗教的公民應當相互尊重、和睦相處”。這是中國步入現代文明社會的重要的結構性標志。
良好的社會崇拜狀態至少包含著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正確的崇拜對象；二是正確的崇拜內容；三是正確的崇拜方式，并由此決定了世人在靈魂和肉體兩個方面所擁有的生活狀態。世人只有在靈魂生活得到健康保證之后，世俗的肉體生活才會被理順，并逐漸健康起來。有關的問題筆者在其后的第三部分中予以引介。我以為，所有真正希望中國走向強大繁榮的人們，都應當對崇拜這一終極問題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江宜清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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