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不在于“先”和“后”

　　不過，這位辯護者的辯護手法似乎不太高明。茅的原話是：“我們要保護先富裕的人，因為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可能變富”。顯然，在“只有……才”的邏輯關系下，富人得到保護是窮人變富的必要條件。假設窮人變富有N個必要條件，那么任何一個必要條件不成立，窮人就不可能變富。于是，在時間關系上，富人得到保護顯然必須發生在窮人變富之前，網上拍磚的人將其理解為“要優先保護富人”有何不妥呢？而且，這位林德先生自己卻在偷換概念，把茅的上述原話理解為“合法的私有財產應該得到保護，只有這樣，人們才有想要富的動力”，通過偷梁換柱，就把富人的財產全部劃到合法的私有財產那里去了。（我沒有系統地學過數理邏輯，不知道上面的推理是否正確，如有錯誤請網友們不吝賜教）

　　把茅的那篇訪談和網上的“磚言”（拍磚網友的發言）再看一遍就不難發現，雙方其實也都沒有把“先”和“后”作為重點。茅的訪談在開頭提了一兩句的富人之后，馬上偷換了概念，把“富人”換成了“企業家”，接下來幾乎全篇在談企業家的原罪問題。我用word做了統計，茅的訪談共出現22次“企業家”，卻只出現2次“富人”（不算標題），其實質不過以“保護富人”之名，行為企業家開脫原罪之實。

　　茅把出了問題的企業家，如周正毅，都排除出企業家的行列。這又一次運用了任志強的“貪官不是富人”邏輯。不過，茅能不能告訴全國人民，當周正毅沒有被查處的時候，你會不會尊稱他一句企業家呢？沒查出來他有問題的時候就把他奉為企業家，查出來就把他驅逐出企業家的行列。可是，按照茅的標準，現在有幾個企業家不是靠著如周正毅般的手段發掘自己的第一桶金呢？如果周的問題應當查處，那其他類似周的企業家是不是也應該查處呢？如果查處后發現如周的企業家非常普遍，那這是不是可以定義為“原罪”呢？

　　“要優先保護富人，窮人才能變富”。可是，小平同志說先富帶動后富，那么多人通過各種非法手段致富，而且還不查處，對后來人將會產生什么樣的榜樣？茅認為“現在憲法中對于公私財產保護的說法顯然是有差別的，對私有財產缺乏嚴格保護，就會給侵犯他人財產留下機會，鼓勵人們想方設法侵犯他人已經生產出來的財富，而不是自己去努力生產。這對整個社會可能產生巨大的破壞力。”然而，靠侵犯自然人的財產致富的人有多少？而通過侵犯公共財產發家致富的人又有多少？馬克思說，如果靠單個資本的積累來修建鐵路，那恐怕馬克思活著的時候世界上還不會有鐵路，但是通過股份制就輕而易舉地積累起龐大的資本來修建鐵路了。如果靠侵犯一個個獨立、分散自然人的財產，那些富豪能成為富豪嗎？可是，他們靠騙取貸款、侵吞國有資產，一下子就侵吞了全民的財產，富得當然快！即使我們承認以前富人是靠侵犯自然人的財產發家致富的，那么，既然現在知道了這個情況，又怎么能高喊“要保護富人”呢？這豈不是要保護他們侵犯其他人財產的行為嗎？

　　最后，如果茅不懂什么是社會主義，不懂什么是剝削，不懂什么是市場經濟，那就請不要隨便提到這些名詞。比如，茅認為市場經濟是人權平等的經濟，計劃經濟講求的是經濟平等。可是，沒有經濟上的平等，人權能夠平等嗎？又如茅認為人的能力有不同，市場經濟下必然出現收入差距。可是，市場經濟不是還講究機會平等嗎？殘疾人和正常人能夠機會平等嗎？為什么殘疾人不和正常人一起在夏季奧運會上同場競技，而要專門搞一個殘疾人運動會呢？機會平等就不能夠讓人們帶著出身一起上場比賽，請看《世界銀行2006年年度報告——發展與公平》對“機會公平”的定義：一個人一生中的成就應主要取決于其本人的才能和努力，而且這種才能與努力是可控的，而不是被種族、性別、社會及家庭背景或出生國等他不可控的因素所限制。而現在中國的情況是李金華所說的馬太效應，富人愈富，窮人愈窮，這怎么能說得上是機會平等？再如剝削的問題，只要存在私人資本雇傭勞動，剝削就必然存在，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當前，我們國家允許工人的剩余價值被一部分資本家占有。可是，那些克扣工資的資本家不是簡單用剝削能夠形容的，因為在理論上分析剝削時，至少還有一個前提：工人的勞動力價值（工資）已經得到了全額的支付，而不是現在鋪天蓋地的欠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