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后改革年代真的就能公平嗎？

中國的后改革年代真的就能公平嗎？

汪華斌

近日兩會的歡呼聲不斷，一些弱勢群體的朋友對我說：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年代已經成為歷史了，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后改革開放時代”；現在是還我們公平的時候了。在這些朋友看來，現在沒有摸著石頭過河的制度創新和新事物出現；全部是平分改革成果的時候了。這是一個充滿幻想的想法，也的確是不可能的。

首先任何社會既得利益者與利益缺失者永遠是一對矛盾體，他們之間的平衡取決于權力的制衡；如果社會的既得利益者與權力者是分開的，權力者將很容易就能通過權力使利益平衡；而如果既得利益者與權力者是同一體，這個社會的平衡就不是那么容易的；要么是權力者用權力將利益缺失者制服，或者是利益缺失者的反抗而取得新的平衡。

這是一個充滿著各種誘惑力與機會的時代，也是一個充滿著各種矛盾與風險的時代；這是一個令人興奮的時代，也是一個讓人容易失望的時代。因為在這個年代，單純強調經濟發展乃至于GDP至上、效率至上的時代已經過去；它以平衡社會矛盾和資源可持續發展為新特征后發展年代，現在我們的領導人提出科學發展觀也是一說。

的確，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年代已經成為歷史；但后改革開放的年代同樣也不是目標明確，而且改革的路徑并不清晰；更重要的是既得利益者與權力者合二為一了，理性的改革更難。如我們如今腐敗分子日益猖獗，我們能期望腐敗分子自己收手嗎；再加上后改革開放的年代必然進入到決策問責的時期，權力者們能是傻瓜嗎；他們能愿意減少權力而擴大責任嗎。

我們應該看到：改革開放時損害的是全民所有制的利益，而后改革開放年代損害的是那些先富起來人的個人利益；損害全民所有制的利益沒有涉及到個人利益，而如今卻涉及到個人利益了。中國幾千年來的實踐，涉及個人利益的改革就很難。此外舊的矛盾在發展中得到了化解后，新的矛盾卻又在發展中不斷產生。如我們現在社會的貧富差距、勞資沖突和社會權利失衡，以及城鄉差距、地區差距的擴大化等等；均表明中國在后改革年代的艱巨性。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出現一個問題就用一個制度來平息；結果我們的制度體系是世界上最多的，而制度的有效性卻又是世界上最低的；這不是制度的錯，而是利益使我們的權力者推動改革的步子太快；遭遇法律保障機制貧乏和問題積累的一系列原因，結果我們的社會矛盾加劇。所以說今日雖然是后改革年代，但依然是改革的進行時；因為它要對以往改革進行深化和修正，即：填補以往改革之缺漏、矯正以往改革之偏差與失誤、消化以往改革的不良后遺癥和完善可持續性發展的體系。

如果能夠做到上述這些，我們就能夠實現科學發展、共享和諧。現在有一本后改革開放年代的書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對當代社會與民生直接相關的重大主題進行了結晶。雖然該書的作者如同魯迅先生所言真正的知識分子那樣，“對于社會永不會滿意，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但對社會本質與根源還是采用了回避，所以讀一讀使心情舒暢可以；而實施的可能性估計希望渺茫。

孟子曰：“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歷史上的人生如是，國家與社會亦當如是。然而在社會的發展進程中，我們卻看到的是“生于安樂，死于憂患”；現代的人生如此，現在的國家與社會也是如此。我們現在的腐敗分子，他們沒有憂患；他們只有安樂，你看他們的人生是多么的滋潤。雖然我們共產黨人是“先天下之憂而憂”，但我們同樣也是現代社會的人；所以安樂同樣也是追求的目標。

沒有人需要多一些憂患意識，也沒有人愿意少一點安逸享受；增一分公益責任，必須要同步增長兩分自利；這才是科學發展與共享和諧的主旋律。

我們的確能看到一些改變，但不要期望值太高；因為利益的再分配從來都是痛苦的。

我們，我們期待；會有美好的明天等待我們的，但真正的公平還是一個遙遠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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