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先生：
拙作《俞可平的好東西上崗證》，請先生一閱。
若先生以為可公開，先生可自定署名無妨。
即頌
福安！
貴站的一無名閱客
2007-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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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的好東西上崗證
據說現在的民主成了好東西，看架勢，如果不能迅速投身到這一轟轟烈烈的“好東西”運動中，可能自己都難以證明自己在東西南北的哪一角了？不好，這個《民主是個好東西》就像一張“好東西”上崗證一樣的，咱也得努力一把。
不過，我突然想起短短數年前，什么“消極自由”、“積極自由”似乎也是熱火朝天地“資格認證”過的，據學者，哦，還是由世界級學者倡導的研究結果表明，“消極自由”即“免于干擾的自由”（似乎原裝的是“free from”吧）比積極自由好（似乎原裝的是“free to”的），而且除沒出生和已故的是人人都有而不可或缺地是如何如何的好?？上?，我腦袋不大，裝不下這么多東西，雖然當時實際也是作為“好東西”而免費推廣的。
“免于干擾的自由”得到以后呢？難道是躲在屋子里發(fā)呆嗎？“免于干擾的自由”目的不就是想自由行動時“免于干擾”嗎？僅僅是“免于干擾”呢，嗯，似乎在單人囚室里的犯人好像也是有時間是“免于干擾”卻沒有自由的，要獲得“免于干擾的自由”就必須有“積極去做的自由”跟著的。
我們設想一下，一位信奉“消極自由”的人士去酒吧行使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免于干擾的”“消極自由”地喝一杯，那服務生是否就是奉行了“積極去做的”自由呢？
我們再看顧客和服務生此時的經濟狀況，顧客是掏錢消費，而服務生則是賺錢糊口，這個和什么自由理念是毫無關系的。假如兩個同樣是堅定地信奉“消極自由”的戰(zhàn)士，喝一杯的此時好像是不會厭惡那位喪失“免于干擾的自由”服務生的，雖然服務生的行徑是破壞了“消極自由”理念的。
或許現在是該有企業(yè)別墅的差不多也“免于干擾”地獲得了，可能是有沒有企業(yè)別墅的人都需要站立的吧？那么站立的人就不分有沒有企業(yè)別墅地都要“民主”了。
因此，，俞可平－－政治學博士－－也就應運而生地橫空出世了。記得在什么“國退民進”討論中，有什么經濟學家是一臉茫然地問：咦，有什么國有資產流失嗎？沒有啊，國有資產從經營性資產交換成非經營性資產罷了。那么，現在能不能反過來，“國進民退”，民營資產也從經營性資產交換成非經營性資產呢？
記得過去的地主老財雖然也是見銀子就眼睛發(fā)亮的，可他還是知道的，不會用幾百畝地換回那一堆銀子的。因為一個會生產出糧食的土地是照樣能有銀子的，可銀子自己是不會茁壯成長的。
而現在的俞可平博士是一臉茫然地問，難道民主不好嗎？“民主最實質性的意義，就是人民的統(tǒng)治，人民的選擇?！?，咦，奇怪了，那老百姓自己不知道當時是“人民所有”而“國家經營”的“國營企業(yè)”猶如他們生長發(fā)展的土地嗎？難道俞可平博士也是現在才突然想起的，喲，這個民主是“人民的統(tǒng)治，人民的選擇”，所以現在才振臂一呼地發(fā)揚民主了？哦，可能俞可平博士那時還沒獲得政治學博士還沒明白民主的意思吧。
俞可平博士是政治學的博士，據說是推廣“民間組織”的，好像現在什么下崗失業(yè)俱樂部嘉年華酒會有什么不合法似的，好像什么打工仔高爾夫俱樂部不許開張似的。當然，我必須為俞可平博士聲明一下，俞可平博士本人從來沒有歧視過什么打工仔的，不過是仿佛窮人進不了五星級賓館因為是現在什么人在宣傳如“種族隔離”似的“窮富隔離”一樣，天真爛漫地義正辭嚴：怎么能限制窮人進五星級賓館呢？啊？
俞可平博士同時是中央編譯局副局長，卻似乎是不知道生產資料性質似的，我不想講什么主義，只不過俞可平副局長是真的不明白生產資料性質嗎？當數千萬工人在“減員增效”期間下崗時，請問俞可平博士，那是數千萬工人寫血書強烈要求自己下崗的？難道那時是不“具備相應的經濟、文化和政治條件”？難道讓數千萬人下崗就是為民主化掃清障礙？所以，俞可平博士現在呼吁“民主”了？
可是，看到俞可平博士寫道：
盡管民主是個好東西，但任何人和任何政治組織，都無權以民主的化身自居，在民主的名義下去強迫人民做什么和不做什么。
假如不知道在俞可平博士寫下這些“真理”前發(fā)生過什么，可能都激動得不知道自己做點什么好，依稀記得是有人在清華大學演講說：“國有企業(yè)，一個人干，一個人看，一個人來搗亂，現在要改革，就要把2/3的人請走”，好像也就是這么著的數千萬人下崗了。估計那時俞可平博士的博士學位證書還在導師手里吧？
而俞可平博士的博士課程里可能是沒有所有權的內容，可能就對“國營”到“國有”的變化或許也是一臉茫然地了吧？哦，不對，俞可平博士深刻而尖銳地指出：
一些政客則把民主當作其奪取權力的工具，以“民主”的名義，嘩眾取寵，欺騙人民。在他們那里，民主是名，獨裁是實；民主是幌子，權力是實質。
難道是指這些嗎？哦，不對，不對，記得那個時候好像“名”的影子也沒見著，俞可平博士應當不是指這些。那些人倒是直截了當地因為“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條件下很簡單的事務變得相對復雜和煩瑣”地就立即執(zhí)行了。
可能俞可平博士是民主專業(yè)的博士，或許對非民主的知識就略微欠缺而稍有不足也就不知所云而默然無語了。哦，不對，不對，對不起，俞可平博士，因為我才發(fā)現您已經寫了：
一些政治家不了解民主政治的客觀規(guī)律，不顧社會歷史條件，超越社會歷史發(fā)展階段，不切實際地推行民主，結果只會適得其反。
嗯，這下可能是對了，當時可能就是在“所有者缺失”下“冰棍會化”的就當機立斷地連民主之民的影子也沒見著就“國退民進”了，嗯，因此才沒有“超越社會歷史發(fā)展階段”，好玄！
而現在呢，為防止“多數人暴政”而“免于干擾”地獲得生產資料的過程基本完成，俞可平博士就應運而生了，“好東西”上崗培訓工作開始。
俞可平是政治學博士想來應當是會引經據典地旁征博引而不容置疑“民主是個好東西”的，不過或許考慮到普通人的學術造詣還是有些欠缺的，所以通俗易懂也就不及深入了。像“充分吸取人類政治文明的一切優(yōu)秀成果”就語焉不詳了。
我本人可能就只有一個專業(yè)的博士是能夠獲得的，那就是“沒有”這個專業(yè)的博士倒是沒問題的，但“一切優(yōu)秀成果”倒還不至于是一切都不知道的，而美國憲法據說就有個“制衡原則”，而這幾個字也是認得的，在記憶里，“三權分立”好像可能是孟德斯鳩說的吧，但反正不會是“悶得死人”說的。
不過，我倒確實不知道在俞可平博士心目中，這個“三權分立”和“制衡原則”是不是屬于“一切優(yōu)秀成果”中的？據說民主不是“為民作主”的意思，那我就更不敢作其他人的主了。而“平起平坐、討價還價”是不是隱含著“制衡原則”我也是不敢斷言的，不過，專制肯定是俞可平博士“恨而遠之”的，而“制衡原則”好像是能“制衡”專制的，或許“制衡原則”由于因為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原則，俞可平博士也就“吸收”了的。
而中國古代的專制恐怕是統(tǒng)一認識的，這個我是一樣認為的，我只是有些疑惑，莫非就專制而一言以蔽之了？有人是非常感慨漢武帝時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禁錮了中國人思想是多少多少代的，我也有些疑惑，莫非漢武帝或董仲舒的在天之靈就比較那么地靈，以致于后來的人都那么聽話？
《莊子》肯定不是儒家，可不僅道家把它作為《南華真經》，同時多少代文人雅士和《莊子》也是不計其數地“親密接觸”過的。
而專制和中國古代社會的關系在有些人看來，就如同氧和氫結合成“一氧化二氫”那樣地牢不可破而堅不可摧了，這一大串的“朕先生”是一代代地“君臨天下”而中國的古人除了誠惶誠恐地三叩九拜外，就沒干過其他事情似的。
這里引用湯用彤先生的經典之作《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因為有湯用彤先生的精心梳理，發(fā)生在公元六世紀中葉的儒佛道三教的“御前對決”過程是非常生動地描繪出來了：
衛(wèi)元嵩于天和二年（公元567年）上書，武帝未能即決。自天和至建德中七次令爭辯三教先后，天和三年（公元568年）八月，帝御大德殿，集百僚及沙門道士等，親講《禮記》。此時帝重儒術之意也甚顯。四年（公元569年）二月戊辰，帝御大德殿，集百僚及道士沙門等討論釋老義。（上均見《周書》本紀）是當為論二教大小之始，（元嵩曾作《論辯二教大小》）三月十五日，敕召眾僧道士名儒二千余人于正殿，帝升御座，親量三教優(yōu)劣。（原有廢立二字，但此年似武帝尚未欲廢教。）眾議紛紜，未決。同月二十日，又依前集，眾論乖咎，是非滋生。四月初，又敕廣召道俗，令極言陳理。（《續(xù)僧傳·道安傳》）武帝本欲定儒教為先，佛教為后，道教最上，以道出無名之前，超于天地之表故也。乃數集議，論者不同，未有決定。（此據《廣宏明集》敘周武滅法事所載）乃令群臣評論二教，定其先后淺深同異。至天和五年（公元570年）二月十五日，甄鸞上《笑道論》三卷，五月十日，帝大集群臣，詳鸞上論，以為傷蠹道法，即于殿廷焚蕩。于時道安法師又上《二教論》，二論破斥道教，至為劇烈。......然至建德二年（公元573年）十二月癸巳，又集群臣沙門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釋三教先后。......至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五月，始議毀法。......五月十五日丙子，乃下敕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并令還民。（《周書》本紀）三寶福財，散給臣下。寺觀塔廟，賜給王公。（《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P387-388）
在看了這些后，或許會對中國古代“專制”的理解就有些不同了。首先，專制是否就不存在“制衡”？有沒有“制衡”是一個問題，是什么方式的“制衡”又是一個問題，而這樣的“制衡”有沒有效果還是一個問題。
按照俞可平博士的話：“它（民主）本身就是人類的基本價值”，可前面俞可平博士稱：“平起平坐、討價還價”，那么，“討價還價”不是求出一個價值，而是“討價還價”本身就是“人類的基本價值”？假如有人和俞可平博士辯論一個問題，難道俞可平博士會對記者說，辯論什么得出什么結論不重要，重要的是辯論本身就是辯論的價值之所在，由此類推，俞可平博士對記者說什么并不重要，對記者說本身就是價值之所在。
如果我沒誤解俞可平博士的意思，各群體利益不能由某個特別是政府官員來決定，通過各方“博弈”民主地解決，是這個意思吧？
可是，僅僅有各群體以自身利益為標準的“民主”能解決什么呢？如果按照“阿羅不可能性定理”，俞可平博士，您能不能躍過去？
“阿羅不可能性定理”的前身是“孔多塞投票悖論”，假設A、B、C三人對X、Y、Z三個方案根據自己的偏好而排序，那么就會產生多數決定民主選擇的無法判定：
A：X＞Y＞Z
B：Y＞Z＞X
C：Z＞X＞Y
這三個人無法進行選擇。嗯，有點類似西方哲學史上的例子：“布里丹的驢子”，驢子的前方兩邊相同距離有兩堆相同的草堆，結果驢子為判斷先吃哪一堆草琢磨了很久很久以致于餓死時還沒明白從道理上究竟應該先吃哪一堆草。
而阿羅不可能性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是在此基礎上通過更嚴謹的數學獲得的類似結論。也就是說，社會各群體僅僅是以各自利益進行博弈而獲得社會福利的整體提高是不可能的。
我不知道俞可平政治學博士是不是知道“孔多塞投票悖論”和阿羅不可能性定理，當然，我同樣不知道俞可平博士是不是已經越過這個“不可能性定理”了。
如果各群體沒有某種認同感而僅僅是以群體自身利益出發(fā)進行什么“民主”，請先躍過阿羅不可能性定理。
孔夫子說過“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義”在不同時期是有不同涵義的，可是“義”乃超出個人的，因為“義”而對集體、對民族、對國家才有認同感，才會有共同利益之所在，有認同感才會有責任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者，以義為和，故不同而和；小人者，因利而聚，故同也不和。
中國古代的昏君、暴君當然有，可是，是想吸取歷史教訓呢？還是為某些集團找自己的理由？這是一個問題。
一位世家子弟－－章立凡先生可能是童心未泯地玩起諧音字了：《敏豬是個好懂戲？》，不好意思，因為我本人也是無甚長處的俗人，百無聊賴時，也玩過諧音字的，章立凡先生想必是知道“圣誕快樂”的，我就曾經讓它成了一句廣告歇后語：Merry，Christmas！麥瑞，顆粒式摩絲——英俊從頭開始！嗯，章立凡先生應當是聞之則喜，閱之則樂的，英俊從頭開始！呵呵。
而俞可平博士據說是一堆大學的教授稱號，可或許未必知道大學精神吧，呵呵，其實很簡單的，就一個諧音字：有奶勿失態(tài)（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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