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學，無外乎兩種，非主流和主流，二旦經濟學則屬于前者。以二旦經濟學為代表的非主流經濟學服務于經濟，按客觀規律研究，來源于實踐，在實踐中有用，非主流經濟學家比如二旦，不靠研究經濟學吃飯，二旦是靠興辦實業吃飯，二旦辦實業的過程中有酸甜苦辣，寫成日記，就是經濟學著作，那些從未搞過企業的人拿去研究一下，他們在研究的過程中國家給他們發工資，他們就成了主流經濟學家，研究的好的人國家還可以把他們搞到社會科學院或者北京大學或者清華大學，他們就成了著名的主流經濟學家，還有些人通過研究以二旦為代表的非主流經濟學著作升官發財，他們就成了學者型市長學者型省長什么的。凡是真正的經濟學著作，均出自二旦這樣的非主流經濟學家之手，而主流經濟學家的工作就是把人人都能看懂的以二旦經濟學為代表的非主流經濟學著作翻譯成為包括主流經濟學家在內誰都看不懂的主流經濟學著作，以及睜著眼說瞎話。
二旦經濟學的精要之一就是對企業的定義。什么是企業？二旦經濟學認為：有生產，有實體，這才是企業；而借助企業繁榮市場的，是商業——盡管中國把它特色地稱為商業企業。二旦經濟學認為企業是在“生產——創造商品和利潤——擴大再生產——創造更大的商品和利潤——再擴大再生產”的不斷循環中創造財富和增加就業和增漲GDP，企業倡導按勞分配，企業倡導共同致富；而二旦說的商業是不創造商品的，商業利用人們的信息不對稱發家致富，商業的任務就是把企業創造的價值分配給從事商業的人，商業在制造出貧富不均的同時倡導讓一部分人致富，古稱奸商，中國一度稱其為投機倒把，近現代出現的買辦、股市、銀行，包括鐵路公路，二旦經濟學均稱他們為商業，商業都是圍繞企業生存，當然還有變賣祖業的國資委，以及挖掘祖墳下面的的寶藏賣給外國人的敗家子，二旦經濟學均稱其為商人。商人的工作，就是在投機倒把中把企業家為社會創造的價值分配給不給社會創造價值的人，以及創造當官所必需的意淫類的GDP。
進入主題，談經濟學名妓。過去的地主老財資本家，遇到婚喪嫁娶，以及繁榮自己的商業經濟，都會叫堂會，聽戲押妓，大地主大老財大資本家，會叫名班子名妓，能招來秦淮河的上海灘的八大胡同的名妓，效果會更好，當然還會有眾多名士附庸捧場。現在也一樣，招妓的話，電影明星電視名主持著名歌星，當為首選，當然現在更加特色，現在的名企業家名商人叫堂會，還會請來泰國人妖，還會叫來著名的主流經濟學家，比如北京大學的清華大學的社會科學院的，這里面的什么管理學院院長啊、這里面的什么研究室主任啊，這種檔次的主流經濟學家，都是上選，可比美當年的李師師、蘇舜卿等名妓的效果。這些主流經濟學家與名妓一樣，都不為社會直接創造價值，他們都是企業家和商人的玩物，以二旦為代表的企業家招妓招經濟學家，純屬娛樂或生理需要，商人招妓也無可厚非，但是商人招來的經濟學家，就會貽害市場經濟，商人與經濟學家通奸，就會禍國殃民，比如格林科爾的顧雛軍招的堂會，就陣容強悍，名妓如云。
2004年8月9日，不吃國庫的經濟學家郎咸平發表了一篇題為《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的演講，稱顧雛軍在并購科龍、美菱等企業時，采用“安營扎寨”、“趁虛而入”等7種手段，只花了區區9億元，就鯨吞了136億元總值的企業，由此引發了“郎顧之爭”。2004年10月21日，顧財主大辦堂會，在北京華僑大廈二層舉行了“科龍20年發展與中國企業改革路徑”研討會，參加顧家堂會的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陳小洪所長、張文魁副所長、市場經濟研究所所長張軍擴、國資委企業改革局助理巡視員賈小梁、國務院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陳東琪、研究員常修澤、產業所副所長胡春力、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寧向東、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副院長盧東斌、中國社科院工經所副所長黃速建、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劉小玄、社科文獻出版社總編鄒東濤、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李曙光。到會名優唱出的劇本是《科龍20年發展經驗與中國企業改革路徑》，這個劇本唱到：顧東家的并購行為是和“中國企業改革路徑”完全一致的，顧東家的所作所為代表了“中國企業改革路徑”。結果顧財主還是被抓了。而這些個名優們，包括被顧財主長期包養的北大光華學院的副院長張維迎，至今仍活躍在主流經濟學的風月場上。
2006年的主流經濟學界同既得利益集團的地主老財們公然通奸，堅決地挫敗了中央的宏觀調控大政，使得狼狽通奸達到了高潮。2007年，他們還將拿著國家的俸祿為地主老財們大唱堂會，對這些個經濟社會的寄生物，什么時候能夠鏟除？（20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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