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經營西京，開放洛陽，全面推進中部崛起與西部大開發
北京作為元明以后的中國的首都，具有歷史悠久、民心歸向的明顯戰略優勢，但從中國安全戰略與經濟戰略的全盤考慮，并不是最理想的立都之地。
從國家安全的角度考慮，北京 鄰近渤海，十九世紀以來中國的邊患主要來自海上和北方的俄羅斯。一旦戰爭爆發，作為我們的首都，必然處于國防安全的最前沿。固然，《吳子兵法》有“在德不在險”的說法，北宋時期的趙光義等官僚集團曾經以此為由打消了宋太祖遷都關中的全盤戰略計劃。最終北宋因為地理上無險可守，在靖康之變中被迫與女真人簽訂城下之盟，北宋亡于女真，舉國恐慌震慟。首都作為國家的心臟，強敵來犯，必然要全其軍力來攻京師。北宋亡于金、明亡于清、清敗于八國聯軍，抗戰初期南京政府敗于日寇，幾乎都是京師先失、舉國震驚、全局皆潰的典型戰例。于戰爭爆發之時臨時遷都，一則要產生逃跑主義的負面影響，不利于戰略主動權的積極發揮。二則京師內遷，敵人必然在舊都培養漢奸的傀儡政權，整個中國將面臨被分裂與肢解的危險，重蹈二戰期間中國大地同時存在重慶、南京兩個國民政府的悲慘命運。這不是危言聳聽，人道是“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目前的世界并不太平，美日集團對中國大陸的軍事包圍并沒有因為中國在改革開放中表現出的極大的政治善意而有所改觀，相反，隨著阿富汗反恐戰爭的結束以及其所操縱的中亞國家顏色革命的成功，從而進一步促進了他們包圍中國的戰略合攏。這是一個鐵的事實。中國的安全戰略必須建立在這一客觀的基本事實基礎之上，而不應該一葉遮木，不見泰山，做戰略上自欺欺人的蔡桓公。
從經濟戰略考慮，北京做為國家的首都，處于沿海經濟長龍的龍頭位置，對于中國打好對外開放戰略、發展外向型經濟具有明顯的地理優勢。但是，京師處于國家地理上的邊緣地帶，一旦地理上的邊緣地帶成為經濟上的核心地帶，則原來中國地理上的核心地帶-———中部地區則必然被邊緣化；中部的西部邊緣地帶則更加成為邊緣的邊緣。中部崛起的舉步唯艱、西部大開發的風大雨小、東西部差距的愈拉愈大，皆與中國的核心經濟區分布于東部沿海地區，整個中西部地區被經濟邊緣化同時又被政治邊緣化有著極為緊密的關系。但是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中西部地區作為整個中國大陸的腹地，是中國國際安全戰略的大后方。中西部地區發展壯大了，一旦戰爭爆發，即便整個沿海地區失陷敵國，中國仍不失為一個強國、大國，收復失地、恢復建設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事情。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達，但是東西部地區經濟差距進一步拉大，中西部地區依如既往地貧窮落后，一旦戰爭爆發，東部沿海經濟長龍必然首當其沖遭到毀滅性打擊，即便如抗日戰爭，中國經過艱苦努力全面收復失土，但中國仍不失為一個弱國、窮國。中國可以盡最大努力去避免戰爭爆發的可能，但又必須做好打贏一切人民戰爭、并最大限度減少戰爭危害程度的戰略準備。所謂“能戰然后能和”，就是這個道理。毛主席所提出的“準備打仗”“經營三線”，并不都是空穴來風式的胡思亂想，而是基于國家安全戰略的長遠考慮。
經營西京，也就是以北京做為中國實施對外開放戰略與發展開放型經濟的一線首都，以西安作為中國實施中部崛起與西部大開發的二線首都。開放洛陽，建立洛陽特區，則將對外開放的前沿陣地由閩粵地區推向中原腹地，在中部地區形成一個新的強勢經濟增長地帶。整個中央參考文革前的思路分為一線二線，一線中央集中精力，促進東部沿海地區開放型經濟的進一步繁榮發展和打贏新世紀、新情況下的中國外交戰略與安全戰略。二線中央則集中力量實施中部崛起與西部大開發戰略。一旦西安確定為中國的二線首都，中部地區則由改革開放的邊緣地帶變為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帶，變為整個中華民族實施全面小康戰略的經濟主戰場。西部地區則由邊緣的邊緣變為改革開放的前哨，西部地區豐富的礦藏資源將成為中部崛起戰略源源不斷的堅實后盾；而中部的崛起有成為西部大開發戰略極大的推動力量。二者良性循環，則中部崛起與西部大開發勢必合二為一，而不再是各自為政。二十一世紀中國的經濟結構將會發生極大的戰略性調整，一個以秦蜀為龍頭、中原為脊梁、東南為龍尾的中部中國龍，以北京為龍頭、江浙為脊梁、閩粵的為龍尾的東部中國龍，以新疆為龍頭、甘肅、青海為脊梁、云南、貴州、廣西為龍尾的西部中國龍三龍騰飛的經濟格局將初步形成。
隨著中部崛起與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中國經濟核心地帶必然向大陸腹地轉移。二線首都的戰略位置或許經過50年到100年的努力將超過一線首都，成為真真正正的中國的心臟。二線首都將水到渠成地發展成為未來-————也就是50年到一百年后強大中國的一線首都。循強漢盛唐故事，都關中以東制天下，俯視全球，重現強漢盛唐的大國輝煌。這就是二百多年來數代中國人共同的夢想，就是我們實現民族騰飛的長遠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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