轟動全國的“情色六月天”案主犯被判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引起輿論噓聲一片。與大多數人認為此判決過重不同，筆者贊成對案犯施以重刑。在規則闕如、或形同虛設的當代，只有嚴刑峻法才能澄清混沌、勾勒乾坤。但是，請你們對貪官污吏也一視同仁好不好！
從危害性而言，傳播淫穢物品不過影響部分人價值觀念，而不受制約的權力卻能奪去許多人的財產乃至危及其生命。例如河南省某地官員由縣委書記、縣長帶隊，集體到當地中學找女中學生“買處”。從性質而論，利用公權力犯罪不但比傳播淫穢物品更惡劣，由此得來的錢財也比其它犯罪手段所得更骯臟。但是，現行法律判決對權力犯罪何其寬厚乃爾！“情色六月天”案的主犯傳播淫穢物品不過獲利20萬元，即被判處無期徒刑；而同一級次的量刑，如果是運用在權力犯罪上，卻需要達到數百萬元乃至千萬元的級別。例如2002年，深圳海關關長趙玉存收賄900萬元被判無期；2003年，山東省政協副主席潘廣田收賄153萬余元被判無期；2004年，貴州省省委書記劉方仁單獨收賄177萬余元、伙同他人共同收賄500萬元，被判無期；2005年，國土資源部部長田鳳山受賄400萬元被判無期；2006年，財政部金融司司長徐放鳴受賄214萬余元被判無期——法律關于懲處貪官的規定并未更改，仍然是“個人貪污或受賄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沒收財產”，但在實際操作中，貪官性命越來越值錢，動輒貪瀆上千萬似乎已夠不上“情節特別嚴重”。人們不能不懷疑：在這種對職位犯罪越來越手軟的背后，究竟隱藏著什么樣的利益關聯？
眾所周知，相對其他人而言，貪官在中國擁有極大的資源優勢。他們不但有足夠的金錢、關系能夠影響法院判決，更能影響判決的執行。由死緩而無期，由無期而有期，最后象征性地在牢房享受幾年高干病房般的待遇，然后重獲逍遙，這對某些手眼通天的貪官來說并非天方夜譚，而是人們時有所聞的現實。對貪官中一些人來說，除“立即執行”的死刑外，其它刑罰已不具威懾力。但就是在這種司法現狀下，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江必新、《中國懲治和預防腐敗重大對策研究》課題組組長王明高等人卻提出“廢除腐敗官員死刑的建議”。某些官員熱衷于這種提議可以理解，因為在理論上他們自己完全可能成為這項建議的受益者，關乎自己的切身利益。但奇怪的是，司法界、學術界的一些人也跟著起哄。
理論界對重典肅貪的主要質疑是：強調執法“從重從嚴”是傳統社會的人治，不符合現代法治精神——邁向法治無疑是中國社會的前進標桿之一，但同樣確鑿無疑的是，在黨權、法權未能清晰排序之前，真正的法治十分脆弱。在普遍性的法治還無法預期的情況下，如果在懲腐問題上片面強調法治原則，從善意理解這是理想主義泛濫，但在客觀上卻為懲治貪腐設置了障礙，極大降低了貪腐行為的風險預期。
古人云：“罪重刑輕，刑至事生”。如果取消死刑，對貪官來說，貪得越多，越有能力尋求保護傘、結交關系網、打點司法，自身處境越安全；縱然出事，將來刑滿后還可出來享受，這遠比從現在起就潔身自好劃算得多。由于死刑因其無可逃避懲罰的特征已成為當下對貪官最具威懾力、甚至對某些貪官而言是唯一具威懾力的武器，因此在貪瀆橫行的情況下，絕不應該廢除死刑，反而應該主動運用死刑判決這一司法武器，震懾犯罪。
但是，現狀永遠不會因大多數人的主觀愿望而改變，它只會服從少數強勢群體的利益需要。此次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復核權，再一次體現了在中國權、錢、學結合而成的強勢。據說，最高院收回死刑復核權是因為立法、司法界已“達成共識”，要認真貫徹“少殺慎殺”的“立法原則”，“在現有的刑事法律框架之內盡可能嚴格適用死刑”，“慎用死刑立即執行”，“充分運用”緩期執行；而首當其沖的，就是“著重規范貪污、賄賂、挪用公款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誰都知道，這種司法改革對誰最有利。在現行體制與力量對比下，貪官無疑是最有能力享受此一“保障人權”優待的群體；其次是奸商。由此亦可見，貪官、奸商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團，不但有能力操縱法律及政策的執行，而且已可在相當程度上左右法律及政策的修改與制訂。
在這樣一種體制背景與力量對比下，人們難以期待真正的和諧。像這樣的“構建和諧”，得到的只會是貪官與奸商及其幫閑彈冠相慶的畫卷，而在其背面，將不乏無權無勢者的求告無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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