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高校畢業生招聘熱潮又到了，大學生就業問題又成了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
據11月20日的《大河報》報道，在鄭州市“中原國際博覽中心”舉行的現場招聘會儼然成了和平年代的戰場。19日上午不到7：00，從各地趕來的大學生就已經把中心給包圍了，當大門一被打開，人群就象潮水一樣向中心涌去。在入口處，盡管有幾名在維持秩序，但依然沒能“挽救”中心的兩扇玻璃門。10：00左右，在擁擠的人群中，這兩扇玻璃門晃晃蕩蕩地倒了下來，幾秒鐘之后，大學生們又踩著碎玻璃繼續前進了。博覽中心的一部電梯，顯然也不能應付如此洶涌的人流，扶手在眾人的擠壓下向外傾倒了。
在這幾年里，類似這樣火爆的場面在一個個城市里上演著。在如此激烈的競爭壓力下，月薪被越壓越低，不少人連600元的底薪都愿意接受，甚至還出現了不要工資先行試用的現象。前些年已經就業的大學生也同樣能感受到這種壓力，他們不再敢輕易跳槽，他們每天“自愿”工作的時間越來越長，在sohu網的一份調查中，只有大約30％的網友能堅持8小時工作制，甚至連周末加班都開始慢慢成了常態。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狀況呢？報怨我們的教育體制者有之，說他們培養出來的大學生質量太差，不符合產業界的需要；埋怨大學生個體的也有之，說他們在大學里不好好學習，只知道談戀愛、玩游戲。表面看來似乎有道理，但都經不起推敲。我國教育體制在這幾十年里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可是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只是最近幾年才尖銳起來。專業不對口的現象也不是今天才出現，以前畢業的大學生也有很多人從事與自己的專業沒有太多關系的工作。他們在大學期間打下的基礎知識以及在工作中的實踐鍛煉，可以讓他們很快地適應新的陌生的工作崗位。至于大學生個體方面，固然個人在校期間如果努力學習又能重視社會實踐，培養自己的動手能力，那么他相對于其他人競爭力自然是高的，但這絲毫不能解釋大學生作為一個整體的就業困難問題。況且，誰又能說以前的大學生學習就更加刻苦呢？畢竟他們當時的就業壓力輕多了，按照“競爭理論”他們應該學習更不努力才對。
對于這個問題的分析僅僅局限在教育體系內部是不行的，畢竟就業問題反映的是整個社會經濟方面的狀況，不對我國的經濟現狀作出合乎事實的分析是找不到答案的。
內需不足表現出來的兩極分化
經濟發展的內需不足問題在90年代后期朱镕基時代就已經凸顯出來了。按理說，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應該具有巨大的消費潛力，國內市場需求應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強大的內在推動力，但是這個推動力在進入90年代以后很快就枯竭了。于是我國經濟發展不得不更多地依賴國際市場，表現在我國經濟對外依存度越來越高，從1990年以來這項指標就在逐漸增加，今年1季度達到了48％。這對一個大國來說是極其危險又是不正常的。美國作為“全球化”的倡導者，其經濟發展對國際市場的依存度也不過20％左右。
我國經濟對外依存度的增加從側面反映了國內市場相對飽和的問題，但是這決不意味著我國人民的生活已經很好了，不再需要進一步提高了。居住在農村的廣大農民以及城市中的底層民眾，他們的生活依然很艱難，他們的生活需要相對于現實的生產能力來說仍然是巨大的，但是這種需要并不等同于市場需求，在他們收入低下沒有消費能力的時候，這種需要只是潛在的市場需求，而不是現實的。顯然，這是與我國改革開放社會各階層在收入水平上、財富占有上越來越嚴重的兩極分化密切相關的。
從收入水平上來說，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接近0.5，屬于世界上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從財富占有上來說，美國的波士頓咨詢公司在10月17日發布了《2006全球財富報告》，以美元計算，中國共有25萬戶百萬富翁家庭，排名全球第六。這項專題的研究組負責人表示，這些家庭所占有財富的增長速度是最快的，“2004至2005年其管理資產額的增速高達18％”。相對于發達國家，中國百萬富翁的集中度更高。報告指出，在中國0.4％的家庭占有了70％的國民財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亞等國，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國家50％的財富。在我上中學的年代，經常聽到在西方國家中有兩個20和80來反映他們貧富分化的嚴重程度，也就是20％的人口占有社會總財富的80％，20％的人口占有銀行存款的80％。但是，上述數據充分表明，我國在這方面早就已經“超越”西方國家了。
大資本與政治權力結合起來通過或明或暗、或合法或非法的方式對底層民眾的剝奪，是造成今天這種形勢的根本原因。就以房地產行業舉例來說，城市周邊土地的升值不是因為這些地方種植農業作物會更好，而是因為它具有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它的升值完全是城市發展的結果，而城市的發展又是全民從建國開始的幾十年辛勤勞動的結果。這種由于特殊地理位置產生的級差地租是屬于全民的公有財產，它既不屬于直接在上面耕種的農民集體所有，更不屬于地方政府的官員以及開發商們，它應該成為全體人民，尤其是農村居民和城市底層民眾的教育、醫療、養老等各項事業的重要保障。但是，開發商與政府中的某些官員上下其手，再加上與金融資本的聯合，把這項公有財產占為己有，這種赤裸裸的剝奪是今天房地產行業暴利的根本原因。
這些人占有了大量的社會財富，成了富豪階層，他們的個人消費也越來越奢侈，而這些奢侈品大多是從國外進口的，從豪華轎車甚至到小提包莫不如此，這種情況從舉辦的奢侈品博覽會上可以明顯地看出來。他們的這種消費并不能形成國內的市場需求，對我國經濟發展沒有任何貢獻，只是滿足了他們個人的炫耀心理而已。底層民眾有物質生活上的需要，但他們消費能力不足，結果只能逐漸造成國內市場相對萎縮越來越嚴重的情況。而這種消費市場的萎縮又嚴重限制了生產能力的進一步擴大，進而影響到就業市場。可以設想，如果兩極分化不象今天這么嚴重的話，我國現有企業的生產規模還會增大，還會有更多的企業建立起來，就業人數也會同步增長，這種增長不僅惠及農民工群體，也同樣會增加大學生群體的就業機會，因為這些企業也需要產品研發，也需要市場管理。
財富占有上的兩極分化對社會生產造成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在整個社會生產相對萎縮的情況下，大學生群體的就業狀況怎么能不越來越困難呢？
依附型的產業結構
我國實行對外開放以來，國際資本以越來越大的規模進入內地，在初期這種資本進入也許對緩解當時我國經濟建設資金不足起了一些作用，但它的影響很快就超越這一點了。
各地方政府在對外招商引資的競爭中，對外資的優惠政策越來越豐厚，從審批、用地到稅收等等各個方面，在與內地企業的競爭中長期在政策上處于優勢地位，再加上這些國際資本相對于內資來說實力更為雄厚，市場運作經驗更豐富，造成內資企業經營越來越困難，一個個產業關聯度高、對國民經濟甚至國家安全都具有戰略意義的企業被外資擊垮（當然這只是原因的一個方面，那些企業領導層的腐敗、無能也是重要因素）。近幾年來，國際資本更是通過“斬首”式收購，逐漸取得了相當多的戰略產業的控制權。據社科院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在我國對外28個主要產業中，其中21個產業位居前五位的企業都已經被外資掌控，而剩下的7個產業，外資也已經取得了相當的控制權。
相應地，在除了象軍工、航天這些部門以外的其他許多產業中，我國基本不掌握核心技術，知識產權控制在外資手中。而在國際競爭中同樣重要的品牌上，情況同意不容樂觀。這些年來，不僅我們自己的品牌沒有成長起來，而且自主品牌在外資的進攻下，處境越來越糟糕。就以日化行業為例，我們也曾經有過輝煌：洗衣粉中“活力28，沙市日化”響徹大江南北；“南有白貓，北有熊貓”家喻戶曉；“海鷗”、“天津”等雄踞一方；中華牙膏、美加凈牙膏暢銷全國……。但這些本土品牌的命運最終大致相同：曾經叱咤風云的歷史隨著合資而消亡了，即使有部分本土品牌仍然屹立不倒，也與昔日的燦爛輝煌不可同日而語。國務院國資委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白津夫舉例說，作為引進利用外資最多的地區，江蘇這幾年來每年卻有十幾個國內自主品牌消失，自主技術也被屏蔽、被限制，對國內市場資源的控制力不斷下降。
與此同時，我國大部分企業在不核心技術也沒有自主品牌的情況下，唯一可以利用的就只有我國廉價的勞動力資源了，于是走上了加工貿易的依附型道路。我國今年五月份的對外貿易中，來料加工型的產品占到了55.2％。這一系列數據顯示，我國經濟的對外依附型結構已經形成，在這樣一個結構里，產業利潤大量外流，在對外貿易中處于極其不利的地位。
據廣東省外經貿廳廳長梁耀文介紹，由于我國企業不掌握核心技術，導致廣東貨物貿易出口處于低技術、低附加值的地位。例如，廣東是我國DVD出口大省，但是每出口一臺DVD僅售39美元，卻要向國外公司支付19.7美元的專利使用費，占成本70％的機芯等部件均依賴進口，致使該行業盡管生產量很大，而利潤卻很微薄。
據統計，目前國際市場上名牌所占比例不到3％，但市場占有率達到了40％。可是，我國廣東省的外貿出口產品盡管量大卻無法享受品牌帶來的利益，只能采用OEM（也即委托加工）的方式生產。出口企業中擁有自有品牌的不到20％，自主品牌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重低于10％是普遍現象。這種情況，使超過90％的利潤被外資拿走，2005年珠三角地區出口鞋21.7億雙，出口均價僅為2.7美元；廣東作為全球最大的玩具生產基地，著名的芭比娃娃就在此地生產，在美國市場的零售價是9.9美元，可是我國企業得到的加工費僅為0.35美元/個，在這0.35美元中包括企業主的利潤，地方政府的稅收和工人的工資，而擁有該品牌的美國企業則獲利近8美元/個，差距之大不可同日而語。
這種依附地位不僅壓縮了企業的利潤空間，而且還壓低了工人的工資，拉大貧富差距，使國內市場需求日益相對萎縮，反過來又會造成企業生產日益依賴國際市場，鞏固依附地位，形成惡性循環。
我國的這種依附型產業結構會從兩個方面對大學生就業產生影響。
首先，產業利潤的大量外流，使國內市場空間相對萎縮，擴大了市場需求與國內擴大的生產能力之間的矛盾，進而又限制了生產能力進一步擴大。這種影響的機理與前面已經分析過的貧富分化對大學生就業市場的影響是一樣的。
其次，這種依附地位使大部分企業沒有資源進行技術研發。而大學畢業生尤其是工科學生的主要社會使命正在于此，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就業狀況越來越差也就不難理解了，部分特別優秀的學生要么選擇出國，要么進入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分支機構。在那些已經被國際資本掌握了控制權的戰略產業里，技術研發的中心并不在中國，而在這些跨國公司的母國進行。即使有部分公司在中國設立了研究院之類，也只能吸收一小部分特別優秀的大學畢業生。
以筆者所畢業的清華大學自動化系來說，我班共有30名同學，其中一半或在本科或在碩士畢業之后到了國外，大部分去了美國，而留在國內的同學中，大部分又都在外資部門工作。固然我國技術水平落后于美國，但這并不能成為他們留在外面的理由。在具備一定的條件的情況下，這種落后局面反而會給他們提供施展自身才華的大好機會，建國初期從國外沖破重重阻力回來的那一代老科學家就是最好的例證。而今天的問題是，國內的企業所能提供的這樣的機會太少了。單純地對這些不能或不愿回國效力的學生進行道德上的指責沒有任何實際意義，應該受到指責的不是他們，而是現今我們不合理的、不符合中國人民整體利益的經濟結構。
依附型企業所需要的不是大學生這類研發型的人才，更多的是操作型、實用型的人才。于是培養這類人才的職業技術學院發展勢頭迅猛，就業狀況似乎比大學生還要好。例如蘇州工業園區職業技術學院的畢業生甚至可以拿到4000—6000元，而同期在北京畢業的大學本科生的工資卻降到了1000—1500，個別的只有600—800元。在這類職業技術學院里，中學文化程度畢業生經過簡單的培訓后，他們完全能夠勝任大規模流水生產線上某一個具體的操作。
于是，在中國這樣一個獨特的環境里，就出現了象中國這樣獨特的社會現象。總的來說，我國大學生群體在總人口中還只占很小一部分，高等教育普及率甚至與印度相比都還很低，可是卻出現了嚴重的過剩現象。
這種現象不能說和我們現今的教育體制沒有一點關系，也不能說和大學生個體沒有關系，但這些不是造成今天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要改變這種狀況，我們只有對內縮小貧富差距，對外通過自主創新擺脫目前的依附地位才有可能。在這一過程中，大學生群體不僅是在為底層民眾謀利益，而且也是在為自己尋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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