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炎黃春秋》第九期在低調掩護下埋下什么釘子？

且看《炎黃春秋》第九期在低調掩護下埋下什么釘子？

敬 林　

    第九期《炎黃春秋》一些文章內容比較低調，某些所涉史實也比較客觀。盡管如此，這一期仍然使了不少絆子，埋下了不少釘子。這些絆子、釘子貌似隱諱，內里則十分兇惡猙獰，不可予以淡視。
    最明目張膽的如“民主與專制的百年迷途”一文，就民主法制近百年的演變，既攻擊蘇聯是極權主義專制，說什么“如果考查20世紀方始出現的新型專制即‘極權主義’專制，可以看到，無論是左的極權如前蘇聯，還是右的極權如希特勒”，均號稱民主國家。“蘇俄出現，所謂革命不過是更換了權力者、權力的性質都沒有變。甚至，和當年君主的權力相比，布黨的權力遠遠地超過它，直接壟斷社會的一切。這樣的民主，聲稱主權在民；但因沒有立憲，民便成了‘虛民’”。同時，作者又用同樣的一頂帽子扣到我們黨頭上，“非專制的北洋給推翻了，迎來的卻是貨真價實的專制（國民黨一黨專制）。然而，歷史并不到此為止，國民黨專制只是20世紀中國專制的一個驛站。受五四精神影響，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走上了歷史舞臺，他們‘踵其幸而增華，畢其本而加厲’，為反國民黨專制，從事新民主主義革命，拋頭顱灑熱血。于是，種瓜得瓜，1949年，歷史終于迎來了‘Totalitariansociety’中的另一種政體，這就是毛澤東所謂的‘人民民主專政’，至今它依然懸在我們的憲法上。”（這里，作者故意耍弄一個小小的笨拙的玄虛，設有用中文極權主義字樣，而是用英文的極權主義字樣）。從作者對蘇聯和對社會主義中國的認知，可以看出，作者是多么憎恨社會主義的蘇聯，又多么憎恨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政體。甚至恨得比“國民黨專制”更甚。對于“人民民主專政”這六個字仍然寫在我們的憲法之內，作者表現出了一種恨得牙癢癢的感情。在當前舉國上下共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之際，《炎黃春秋》躲在陰暗的角落里，卻對1949年以后的中國發出如此惡毒的詛咒，他們離中央，離中國人民的思想感情有多么遠。
    另一篇文章是由子明寫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另一種解讀——從文明到文化的轉向”一文。此文在民主化、文明問題上繞了半天，終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歷史定位，中國要向英美法為代表的文明主流模式回歸等一些重大問題上做足自己的文章。文章說：“‘五四’之后最主要的歷史轉折點是‘四五’。四五運動之后，冷落已久的文明，以‘現代化’為中介，重新回到了思想政治舞臺的中心……，表明代表了人類進化結晶的維多利亞時代的文明正在卷土重來……納入了文明的進程，確定了中國人發展的方向與人類文明的主流相一致。”在作者眼里，60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個對中國人民來說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歷史標志事件失蹤了。最重要的歷史轉折點是1976年的天安門四五運動。這就是作者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個標志性事件的定位。而四五運動的意義是在于維多利亞時代的文明重新回來了。所謂維多利亞文明即西歐文明，對于其卷土重來，作者簡直掩蓋不住他內心充滿的狂喜！接著，作者志得意滿地論述。“20世紀的歷史證明，‘欲速則不達’，趕超型的德意日、蘇聯東歐現代化模式最終還是要回過頭來補上自由民主這一課，向以英美法為代表的文明主流模式回歸。”哦，這就是作者的心語：中國也要補資本主義的課，向人類文明主流，即資本主義文明靠攏，這就是作者對中國人民前途的選擇設計。
    雖然這只是一種癡心妄想，卻也是一種社會客觀存在。近百年中國歷史的演變，中國人民早就認定了，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才是中國人民唯一的歷史選擇，資本主義道路對中國人民來說，早就被證明是一條永遠走不出去的死胡同，作者喋喋不休地賣他的那套狗皮膏藥，不能證明別的，只能證明作者是多么狂妄、頑固，又是多么無知!同時，也證明對中國人民的侮辱和傷害有多么深!
    本期《炎黃春秋》還在貌似不起眼的短文中埋下了一些釘子。這些釘子看上去“小”，但惡毒程度一點也不遜色。“紀念端午節的意義”一文中稱：“毛澤東得意自言，秦始皇焚書坑儒，跟他的反右相比，只是‘小巫見大巫’！在知識成為國力的全球化時代，以‘社會主義革命’的名義，實行如此殘暴的集體清洗，在世界歷史上少見。”在講到紀念端午節的意義時說：“世界各國都在奉行國際的現代文化，同時發揚本國的傳統文化”，要“以國際的先進制度改進本國的傳統文化”。國際先進制度自然不是指社會主義，如果是社會主義，作者可以直截了當地說出來，用上“這個先進制度”這幾個字，只能是指資本主義制度，那么，用資本主義制度來改進我國的傳統文化（如端午節），這是什么意思呢？作者意欲何為呢？“國進民退是一條死胡同”一文稱：“眼下，趁國際金融海嘯民企出現暫時困難，中國土地上演了一幕‘國進民退’的大戲”，“人稱，新的公私合管開始了，有識者對此表示了極大的擔憂，著名報人笑蜀表示，這是以市場化的名義去市場化。”作者在這里把那位以反共著名的報人笑蜀先生拉來增強他的立場，是為了表示“有識者最大的擔憂”。作者說：“在1949年之后，中國雖經有過一次以國家的名義吞噬民營經濟的事件，在歷史上，被稱為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改造的成就是歷史定論，不容否定。但在作者張鳴先生那里，是容不得這個成就的。更有甚者，作者還把這場社會主義改造比之為如同抗戰勝利后，國民黨反動政權對淪陷區敵偽財產的“劫收”。作者認為：“由歷史反觀今日，情勢雖有不同，但道理其實一樣。”作者稱：“如果當今的國進民退之舉，如果目的是為了吞噬和擠走民企的話，等待他們的，大概只有失敗，跟當年的國民黨政府一樣失敗，到那時候，中國經濟的前景只能有一個，重走回頭路。”這是嚇唬誰呢？中國當前的情景是像作者描繪的那樣一種“國進民退”嗎？作者正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景抱有一種無盡的憂心嗎？“不朽的庫克”一文，借當年英國的一位副總檢察長庫克把暴君查理一世送上斷頭臺的歷史故事，借古諷今，做隱射文章，作者稱：“統治者因犯謀殺罪或實施暴政而接受審判，是合法的。”“他(指庫克)的不朽意義在于——用正義的法律程序實現了對最高權力者的審判。”然后作者列舉了作者認為的暴君的名字，其中還包括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維奇和伊拉克的薩達姆，等等。等后有誰，作者無明言，讀者可以根據作者的思想邏輯和政治傾向去體味，去聯想……作者用庫克作例，解釋現實政治，作者站在什么立場，為誰張目，別人是未必陷于茫然，一頭霧水的。
    這樣的例子還有，有攻擊列寧的，什么“真理不在列寧一邊”（見“國際反修斗爭和‘灰皮書’一文）以及各篇文章中字里行間明里暗里攻擊毛澤東的文字，等等。
    《炎黃春秋》有一個亙古不變的邏輯：把非毛和攻擊社會主義是專制、是極權緊緊聯結在一起，又把宣揚資本主義文明、資本主義制度緊緊聯結在一起。反毛、攻擊、擁資，三位一體，否則，它的文章就做不下去。縱觀《炎黃春秋》多年來的實際表現，今年第九期是否該刊又一次策略轉換，就像人們在看到今年第七期的內容時的感覺一樣。但是《炎黃春秋》第八期又一襲以往，繼續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囂張、放肆如故。那末，第十期、第十一期……會怎么樣呢？是不是將再次證明，這個刊物不斷更換臉譜，其實，歸根到底，只是一種狡詐和笨拙、蹩腳的變臉術？對此，人們當拭目以待。總之，讀《炎黃春秋》多了，慢慢就體味出一種滋味來。這就是，這家刊物每期必標榜自己是“實事求是”，其實應解讀為“以造謠誹謗為能事”；標榜自己是“秉筆直書”，其實應解讀為“曲筆反書，以做反面文章為能事”，標榜自己是“以史為鑒”，其實應解讀為“以去史滅史，一心一心必滅其國為己任為能事”，標榜自己是“與時俱進”，其實應解讀為“崇尚、吹捧資本主義，必欲在華夏大地復辟資本主義”為己任、為能事。這樣的解讀是一點也沒有委屈了他們的。
    （《環球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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