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江釣雪：毛澤東之后的中國

　　從來不曾發覺，也從未有過如此先例，一個人，對于一個國家、對于一個民族的命運竟會是如此影響深刻、至關重要。只因有了他，才使得那個無盡頭漫漫長夜般渾濁的人世間有過一絲希望閃光的曙色，而沒有了他，那道曙色即會如疾風中的殘燭一般搖搖晃晃、忽閃忽滅……

　　但就正因為曾經有過他，他為這個國家與民族用自己畢生共產主義實踐打下深深的烙印才會如此深刻地影響著后來的人們，才會為不屈服于苦難命運再次壓身的人們帶來不懈探索的堅定信念與堅強動力，為不甘心社會主義被如此私有化改革的人們重新賦予追求回歸的不滅希望，是他，賦予了這個國家的人民與一切有悖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發展道路不屈斗爭的浩然正氣，是他，給這個民族注入了與邪惡搏擊斗爭而永不屈服、永不低頭的民族魂魄。所以，資改權力掌控者看似已被他們利用強大媒輿資源，歷時三十多年不遺余力、從未停歇而要滅掉的復興社會主義的那道不屈火光，才終至不會被滅掉。

　　天不生潤之，萬古如長夜。中國與其他任何前社會主義國家所不同在于，中國有了毛澤東。毛澤東之前，無數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無數志士仁人，都曾經為國家與民族的前途、命運而做過探索和奮斗，中國上下幾千年封建王朝的改朝換代史，若以斷代史的眼光來看，亦即是：先期奮斗—取得政權—腐敗叢生—愈演愈烈—走向沒落—政權交替……這樣的歷史過程。因為歷朝歷代統治者都無不是先用暴力手段奪取政權，而之后又將持續重復歷史周期律的興亡交替過程。而數不清的改朝換代，也從未建立起真正有利于人民的那樣一套制度體系。當他們逐鹿天下的時候，人民是構成戰爭機器的每一個部件，當獲取政權了，人民又會被他們摒棄于統治體系之外，只有其中的極少數佼佼者會成為新一代的統治階級的一員。于是，他們又會再次重復被推翻前朝的興衰交替歷史軌跡，難怪無論誰興誰亡，卻仍然還是“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歷史不變規律。

　　但自從那個湘鄉少年走出韶山沖，這一切被改變了。他非但是成功改變了那個社會，還進一步改變了人民的傳統觀念與陳腐思想。他讓人民明白，原來還有那樣一種真正能使無數底層人民當家做主的嶄新生活。他領導的國家，官僚集團基本沒有什么特權可用，政治上他們與人民是平等的，國家的任何政令實施無不是以人民利益為先。建立一套政治制度，一套真正讓人民當家做主、揚眉吐氣的制度，才是保證歷史周期律不會到來的最有效社會免疫針劑。對于是否建立，我們知道他成功了;但是否能永固保持下去，正因為憂心疑慮，才有文革大運動的發起。

　　對于毛澤東來說，取得天下已不再是目的。而要保持那個社會主義江山永不變色，才是他晚年最深刻、最孤獨的思考。而此，也正是庸俗政客與無產階級革命家，國家領導人與人民領袖的判然區別。

　　毛澤東，一個中國農民的兒子，一個致畢生精力改造社會，改造人民思想的前所未有的偉人。他用有限的、短暫的83載生命年輪完成了對中國社會的成功改造，但對于改造中國人民思想這個大題目，他還未得完全展開，正值轟轟烈烈進行時，可恨天不假以充足時間，只能留下了無限遺憾于后世。

　　在人們已知的歷史資料中，毛澤東與他的戰友一道，通過幾十年的艱苦卓絕不懈奮斗，當然也同時付出了巨大犧牲，才換來了人民的解放與對舊社會的翻天覆地改造。對于那場徹底影響中國乃至影響了世界的革命，無論怎樣的褒獎之詞也不過分;它最鮮明的標志就是占人類四分之一的人民徹底擺脫了以前的被奴役、被剝削、被壓迫生活，新中國也一洗百年屈辱而巍然屹立在世界面前。對于這些過去了的蓋世謀略、豐功偉績不再贅述，我們今天討論的是毛澤東之后的中國，是毛澤東之后的人民。

　　公園1976年9月9日，對于中國就是一個前后判然有別的政治分水嶺。當初，在領袖辭世的巨大悲痛與驚慌中還沒有定下心神思考社會趨向的人們，還不曾也不會想到，在那一天之后，人民的命運會發生意想不到的改變。有句話說，領袖決定國家命運。而人民的命運也是與國家命運緊密相聯系起來的。我們不能孤立地看待人民與國家的關系，更不能將領袖與這一切改變區分開來。

　　然而，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改革已進行了三十多年，且當局還一再表明將會繼續深化下去。還據稱，正因為改革，因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經濟發展作出了更大貢獻，所以，改革這條路線還是要持續下去的。不過，“不走老路，不走邪路”的方向是否表明新產生領導集體的政治清醒度?但是，什么是老路?什么是邪路?如同我們此前揭露、批駁過的“普世”私有化改革，業已致使國民經濟各領域被外資掌控化，私有制幾乎全方位回潮化，而文化、政治諸多領域的一定程度“西化”“資化”，外交、軍事等領域的軟弱屈辱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領域綏靖投降化、自我否定化等等，都與私有化改革密不可分。不知上述是“老路”還是“邪路”的區分范疇?或者，還將是不遺余力要持續進行的“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深化改革之路?

　　要衡量一項如此影響廣泛的社會行為——改革，當然不能用極端化的心態去看待。人們還知道，改革當初的表明是最大程度解放生產力，其實就是打破舊有生產關系，使得生產力的三要素(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和勞動者)通過權力的作用發生重新組合。當然，我們也不否認，通過三十多年的改革，社會是產生了巨大變化。無論從目所能及的人民日常生活，還是社會財富的累積，似乎都能說明改革帶來的成就。但是，如果排除社會發展的必然，如果用人民和國家作為主體來判定，改革的成果或是所謂改革紅利卻并沒有為人民所享用，對于國家也是同樣。雖說GDP第二的業績總讓一些人念念不忘、津津樂道，但要衡量一個國家的真正發展、強大，是看綜合國力的增長，而不是單論GDP數值。無論GDP數值再高，改革成果被放大到怎樣的夸張地步，如果國家并沒有因為改革而強大到避免周邊國家紛紛來欺(沒有改革的時候，據“特別是”那些御用文人、無恥精蠅聲稱的“國民經濟到了頻臨崩潰的邊緣”的時候，還不至于有那個國家敢犯我疆域)，如果最廣大人民生活壓力日趨嚴重，那么，是否真該反思這樣的改革是否就是邪路?

　　還有如此評論改革的：“打著社會主義的幌子高喊‘不爭論’，實質上卻是用強硬而蠻橫的政治手腕推行野蠻而血腥的資本主義。以犧牲廣大底層民眾利益與耗竭資源為代價，服務于少數官僚精蠅與全球資本。貧富分化、權貴橫行、道德墮落、環境惡化。在所謂的河蟹盛世的華服之下，是滿目的血腥與骯臟。”只不知如果是這樣的改革是否為邪路?

　　衡量改革的利弊，要看是站在誰的角度來看的。如果站在最廣大底層民眾的角度，不是站在美國等被特色不遺余力相救國家的角度，客觀考慮改革成果為誰享用了，而代價又是誰付出的，才能得出正確答案。

　　推動中國社會開始實施改革的初始動力是什么?無論怎樣用解放與發展生產力為遮掩，都其實否定不了當權者意志主導這樣的實施過程。當用權力裹挾、綁架社會大眾開始改革，其主導者出于私欲膨脹而不是社會公心，就注定是一條瓦解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改變國家政治制度的“頂層設計”資改路線圖。即便是推翻前述論證，我們權且相信改革的發起初衷就是為最大程度解放社會生產力因素，那么，倘以今天GDP的業績來看(且先不論其不可持續發展方式)，是達到解放生產力的目的了。但現在問題出來了，已如此被解放的生產力發展出的改革成果究竟為誰享用了?如果不是為創造了這筆社會財富的最廣大人民享用，那么，改革的初衷是否已被篡改?那么，這樣的改革是否也歸為邪路了?

　　還必須承認，發展生產力的目的是為增強國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為最終目的。而決不是借改革之名行劫掠社會財富之實，將社會財富從國家與人民手中向西方國家輸送和對國內極少數權貴利益分子手中作轉移的一種別有用心勾當。更不是以改革名義與所謂西方普世接鬼，企圖先借以改變社會的經濟基礎為先導，再繼之以作上層建筑潛移默化之改變，最終達到否定中共領導，改變中國社會主義的政體與國體的別有用心目的。而如果改革實施以來，實質已淪為如上所述性質，那么，它是否為最兇險無比的邪路?

　　我們不幸而看到，歷經三十多年“特別是”發展，所謂改革在某些精蠅心里認定就是與所謂西方普世價值接鬼;而開放，也淪為在賺取自身利益基礎上的向西方國家全面輸誠。那么，這樣的改革是否才為邪路?

　　對于這場打著改革名義的私有化搶劫，有網友無不激憤地說：

　　“在官僚改革家狂吠改革開放口號的三十多年背后，美國福特基金會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經濟學家，通過搶劫式改革把官民矛盾和貧富對立推向了極端。”

　　“日本聯手美國已經完成了對中國戰前的‘文力討伐’，控制了中國發動反侵略戰爭的物質技術基礎。日本則聯手美國，有效控制了除中國軍隊之外的所有領域。中國的經濟，中國的技術，中國的資源，中國的生命產業，中國的文化教育領域，中國的有效媒體和網路媒體，甚至中國軍工的核心技術和關鍵部件等，所有這些領域要么直接控制在美日等外資手中，要么控制在普世價值派等買辦資本和漢奸資本手中，中國已經成為從頭到腳被捆綁結實的一頭肥牛，無論從哪里下刀都是一樣地輕而易舉。中國反抗外來侵略的物質技術基礎，已經被美日等西方國家完全控制。”

　　那么，如此改革，是否就是不折不扣的邪路了?

　　同樣是社會主義，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和特色社會主義有著天壤之別。社會主義社會是共產黨領導，也即是被今日“普世”精蠅不斷詬病的一黨制專制、獨裁，但毛澤東開創的政治體制是一黨領導、多黨合作政治制度。這已經避免了專制、獨裁之嫌，但即便如此，毛澤東還是不滿足，為此，從當時社會實際狀態出發，他毅然發動文革這個社會大運動，仍然是探索社會大民主、人人參政議政、對權力保持最有效社會監督的這樣一種政治體制。但毛之后被改革，缺乏群眾有效監督的公權力，倘被不斷膨脹的私欲主導，官僚子女也能搶先進入“先富”行列。事實便是，就是有了一個不受任何實際約束的，缺乏有效監督的，私欲無限膨脹的官僚階層群體。依靠這樣一個官僚集團領導私有化經濟發展之路，權力與資本的媾合便成為必然。這其實是相較于自由資本主義更為腐朽不堪的一種社會體制。

　　有什么樣的體制怪胎便會結出怎樣的體制苦果。而持續三十多年的特色，其現實政治狀況至今已淪為天下笑談。如果說毛澤東是眼里絕對揉不得沙子的中共中央主席，人民領袖，他才真正領導了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和政府機構;而蛻變后的‘特別是”政壇就該是城頭變幻大王旗，誤國欺民只利己。即如此次世人矚目的“兩會”，就依然充滿了厚顏無恥的詭異。如網友揭露：

　　“調查顯示：按照去年2月數據推算，目前政協代表76.77%有外國護照，人大代表57.47%有外國護照。中國人現在可以說是被外國公民代表了，也可以說，大會堂里坐滿了外國人的爹媽。”

　　“人大3000個代表，70%是官員，20%是富人，9%是黑社會，1%是奴化的順民。這樣的人代會不等于官商代表大會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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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如此的參政議政又會得出怎樣的結果?試問廟堂之上的一眾精蠅，你們如此身份的參政議政難道就不臉紅嗎?再回過頭問人民，對于如此的體制怪胎又還能再寄予怎樣的期望?

　　習總《在中央黨校建校80周年慶祝大會暨2013年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指出：

　　“當前，全黨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就是如何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我國發展起來后不斷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

　　那么，以上所列舉的問題是否值得認真面對?又該怎樣去面對?

　　所謂發展以后不斷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是可以總結出很多。但所有問題出現的根源，還是共產黨領導下搞私有化問題。這些問題的出現是無法回避的，如果不能實事求是看待，依然還用所謂的改革作遮掩，還是在私有化發展的道路上走下去，且先不說難免要走上改革的邪路，只怕更是一條不歸路。

　　當然，我們是不能機械地用馬列主義理論僵化指導中國的發展道路。在將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國情具體結合實踐方面，毛澤東同志無疑是最光輝的典范。譬如在1956年4月25日所作的《論十大關系》這篇光輝論著，毛澤東同志在關于“中國和外國的關系”這一節里說：

　　“應當承認，每個民族都有它的長處，不然它為什么能存在?為什么能發展?同時，每個民族也都有它的短處。有人以為社會主義就了不起，一點缺點也沒有了。那有這個事?應當承認，總是有優點和缺點這兩點。”

　　“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能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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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現在問題在于，對于西方資本主義的那一套，現在是照抄復制，機械搬運。唯一區別是還不曾復制多黨制民主。

　　無論這個社會怎樣發展，但總有某些東西還是永恒不變的。比如，毛澤東思想對于今日中國實際發展的現實指導仍有重大意義。比如，毛澤東同志一生堅持的人民觀，為人民服務的矢志不渝理念，為了國家利益絲毫不向邪惡低頭，不向強權勢力屈服的高貴品質。還要指出，毛澤東之后的中國，是以改革為名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發展道路作了別有用心的改變。毛澤東之后的中國人民，先是受了特色之后某些別有用心資改精蠅以及御用文人無恥的蠱惑與歪曲誘導，對畢生為中國國家以及人民謀取利益的偉大領袖作過可恥的集體背叛。但正是由于私有化改革的反面教育，才使得更多人們已經逐漸覺悟過來。雖然是無情的事實告訴我們，毛澤東永遠離去了，但毛澤東思想卻已經如此深刻的影響過且必將還要繼續影響這個社會。

　　而任何企圖以公權力綁架國家走上私有化道路的資改精蠅，無論他們使用怎樣冠冕堂皇諸如改革、解放思想、與時俱進還有所謂自由、民主、法制、普世的理念蠱惑，抑或再用畫餅充饑式的小康標準來再度誘使，但在其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倒退為私有化發展道路的掛羊頭賣狗肉式掩耳盜鈴伎倆實施中，都必將要受到廣大人民的堅決抵制和反對。

　　毛澤東之后的中國，去毛、反毛、妖魔化毛澤東的惡潮非止一日，為此，有人已使出了一切能用的陰謀化卑鄙伎倆，但在日漸覺醒的人民面前，他們這一切悖行注定將是徒勞無功!

　　毛澤東雖然離開了，但他的光輝思想必將永存!毛澤東偉大旗幟必將高高飄揚!而任何企圖挑戰人民的勢力或是政治集團，都必將走上覆亡之路!只不過區別在于早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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