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馬克思主義具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不斷為經濟社會發展注入活力
信仰對于社會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馬克斯·韋伯曾用“新教倫理”解釋現代資本主義興起的原因。他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的分析表明，信仰作為個體精神世界的基石，對當代西方社會個體產生了巨大的“聚變作用”。馬克斯·韋伯雖然肯定“新教”，但并沒有指明“新教”如何產生，如何維持這個“新”。各宗教派別中的神總是萬能的，但神的旨意似乎亙古不變，終究無法超越《圣約》、《古蘭經》等既有的內容。印度教、佛教、儒教、道教、伊斯蘭教、猶太教等沒有經過宗教改革的各大宗教，其古老宗教倫理精神對于這些民族的資本主義發展起了嚴重的阻礙作用。如果不能維持這個“新”，“新教倫理”縱能促進現代資本主義的興起，也難免曇花一現。
上大學時，在一堂馬克思主義哲學課后，有同學和我討論：我們接受馬克思主義是否僅因為先入為主，若學校主講康德、尼采等其他哲學，馬克思主義是否已被視為異端了呢?這種想法可能在社會中普遍存在，它涉及到如何認識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問題。對此，馬克思主義本身早已給出了回答：“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理論的真理性并不會因為我們接受的先后而改變。實踐是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活動。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中，實踐具有基礎性的地位，正如馬克思所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正是通過建立科學的實踐觀，使馬克思主義根植于現實，指向未來，具有了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
儒學被作為我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其創始人孔子也受到歷代統治者推崇，被尊為“至圣先師”。但值得慶幸的是，盡管如此，孔子并沒有被抬升為神，儒學也并沒有演變為宗教。孔子的思想并沒有成為神的旨意而不可更改，相反，孔子之后程朱理學、陸王心說等學說層出不窮，儒學在繼承中不斷地得以發展。這利益于我們“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務實精神，我們相信“沒有什么救世主”，只有能夠指導實踐的才是好理論。
一系列反教條主義的斗爭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注入了活力，我們繼承下來的務實精神也避免了馬克思主義演變為死板僵化的宗教，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等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相繼形成，在每一次歷史發展時期，我們黨都會為馬克思主義增添新的理論內涵。馬克思主義高度的實踐性和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為我們指明了未來的方向，積聚了前進的力量。
二、在新的社會結構形態下發展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初入中國時，受經濟、社會等發展不平衡的限制，民眾在個體能力、思想認識等方面存在較為顯著的差異，普通民眾接受和理解馬克思主義并不容易。黨通過吸納社會中的優秀人才、精英分子入黨，使他們率先接受馬克思主義，并通過他們發揮帶頭作用，領導、指導廣大民眾的生產生活，不斷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力。著名的未來學家奈斯·比特將這種方法稱之為“宏觀引導式領導方法”。但此方法容易產生這樣的錯覺，即馬克思主義僅是社會精英的理論，僅是位于“金字塔”頂層人士的指導思想。
隨著教育條件的改善、信息交流的加強，民眾在個體能力、思想認識等方面的差異正逐漸被拉平，社會結構日趨扁平化。這就要求馬克思主義的學習、應用應當進一步地深入普通民眾，社會的組織、管理應當爭取更多的民眾參與。首先是社會管理層次扁平化，即減少縱向管理層次，增加管理幅度，縮短決策層到具體執行者、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距離。其次是社會組織的市場化。在市場中，交易雙方地位平等，以公平、自愿的原則進行交易。市場經濟的發展，使越來越多的參與者處在了平等的地位上，這也是“拉平”社會的強勁動力。市場上的經濟主體自負盈虧，即對自己每一份利益具有決定權，為自己的每一個行為負責，最大限度地實現了民眾參與到社會管理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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