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之路不容“左”右干擾

　　改革開放之路不容“左”右干擾

　　俄國作家克雷洛夫寫的寓言故事《天鵝、大蝦和梭魚》中說，三者拉一輛車，天鵝伸著脖子向云里鉆，大蝦弓著腰向后靠，梭魚一心往水里跳，雖然他們都很起勁，但是方向不準，路線不對，這輛車就在原地分毫不動。

　　中國革命和建設以及改革開放之路并不平坦，自始至今就是在排除了“左”右干擾之后取得進步的。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我們黨處在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領導下。黨在統一戰線中放棄了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放棄無產階級的可靠同盟軍農民，放棄對武裝力量的領導權，甘心做資產階級的尾巴。導致在1926年蔣介石發動中山艦事件和1927年蔣介石發動4.12和汪精衛發動7.15事變時我黨遭受了巨大犧牲，六萬多黨員只剩下了一萬多。

　　1927年7月至1928年5月，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只發表一般政治主張，對組織和軍事完全放權”的“左”傾盲動錯誤也導致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和秋收起義遭受了不應有的損失。

　　瞿秋白之后，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又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他制定的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主義計劃，使革命事業遭到重大損失。

　　1931～1934年，以教條主義為特征的、在黨內統治長達4年之久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理論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表現得最為充分和完備，影響最深，危害最大。特別肅反擴大化傷害了大批忠貞黨員和中高級黨政軍干部，更導致了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使中央紅軍不得不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而轉戰到陜北，革命根據地和白區的革命力量受到極大損失，紅軍從三十萬人減到三萬人左右，共產黨員從三十萬人減到四萬人左右。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并且在這以后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打開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

　　1937年11月，王明由蘇聯回國，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長江局書記，王明在武漢和延安的毛澤東對抗，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主張把抗日領導權交給蔣介石，嚴重影響了江南新四軍的發展，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嚴重損失。直到1945年4月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才徹底宣判了曾統治黨4年且影響黨達14年之久的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死刑。

　　解放戰爭時期土改運動中，不少地方還犯過擴大打擊面，“侵犯中農利益、破壞中小工商業、對地主亂打亂殺”的“左”傾錯誤，幸而被中央及時發現并糾正，使土改運動在新老解放區獲得了巨大勝利。

　　1957～1976年在“階級斗爭為綱”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過程中，我們黨又犯過反右擴大化和極“左”錯誤，給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嚴重的挫折和損失。

　　文革后，我們又及時糾正了堅持“兩個凡是”等“左傾”錯誤，旗幟鮮明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但是，種種“左”右傾向錯誤還是不時地影響著我們的建設事業。鄧小平同志的南巡講話中對此有非常深刻的闡述。“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搞現代化建設，搞改革、開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擾。‘左’的干擾更多是來自習慣勢力。舊的一套搞慣了，要改不容易。右的干擾就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全盤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左’的和右的干擾，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擾。建國后，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們吃虧都在‘左’。”

　　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實質是反對和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政治上要求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將社會主義制度等同于極權、專制甚至是法西斯主義，抹煞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巨大成就，主張以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作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樣板和指導理論，實行 “多元化”、“多黨制”。理論上抨擊馬克思主義的主要觀點，宣揚馬克思主義“過時論”，認同所謂超階級的、抽象的人權、民主理論，否定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宣揚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大陸不如臺灣，中國不如外國。經濟上要求取消以公有制為主體，主張實行私有化。思想上要求取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全盤否定毛澤東同志的歷史作用，否定毛澤東思想在中國的指導地位，主張全盤西化。

　　時間真快呀，偉人離開我們十五年了，國內外形勢的發展也許出乎老人家的預料，打著防“左”的旗號，右的干擾越來越大，改革開放在某些方面成為了右的專用語言，甚至連左(沒有引號)都被打擊，被污名化，甚至被扣上反對改革的帽子。我們對于“左”的東西比較熟悉了，吃的虧比較多，防“左”有術，但對于右，吃的虧較少，以往主要是警惕為主，今后是否要多加防范一點呢?讓我們再從偉人那里找點智慧吧。

　　還是南巡講話，鄧小平說：“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現在看起來還不止二十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后果極其嚴重。特區搞建設，花了十幾年時間才有這個樣子，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垮起來容易，建設就很難。在苗頭出現時不注意，就會出事。

　　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馬克思說過，階級斗爭學說不是他的發明，真正的發明是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歷史經驗證明，剛剛掌握政權的新興階級，一般來說，總是弱于敵對階級的力量，因此要用專政的手段來鞏固政權。對人民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么輸理的地方。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決不能掉以輕心。”

　　對于警惕右的干擾，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鄧小平同志看得很遠，他認為需要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努力奮斗，并告誡我們決不能掉以輕心。不幸而言中啊。

　　其實，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要批判和反對崇拜資本主義、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批判和反對資產階級損人利己、唯利是圖、“一切向錢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對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我們繼續堅持同對我們友好的西方國家交往，繼續堅持學習資本主義國家一切對我們有用的東西，但是必須在思想政治領域把上述的斗爭進行到底。必須發揚愛國主義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則我們就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就會被種種資本主義勢力所侵蝕腐化。”

　　同卷中在《關于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七日)》中也有過深刻闡述。“回憶一下歷史的經驗：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擴大化了，擴大化是錯誤的，但當時反右派的確有必要。大家都還記得當時有些右派分子那種殺氣騰騰的氣氛吧，現在有些人就是這樣殺氣騰騰的。我們今后不搞反右派運動，但是對于各種錯誤傾向決不能不進行嚴肅的批評。不僅文藝界，其他方面也有類似的問題。有些人思想路線不對頭，同黨唱反調，作風不正派，但是有人很欣賞他們，熱心發表他們的文章，這是不正確的。有的黨員就是不講黨性，堅持搞派性。對這種人，決不能擴散他們的影響，更不能讓他們當領導。現在有的人，自以為是英雄。沒受到批評時還沒有什么，批評了一下，歡迎他的人反而更多了。這是一種很不正常的現象，一定要認真扭轉。當然，這種現象有它的社會歷史原因，主要是十年動亂的后遺癥，同時也是由于外來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對各種人的情況需要作具體分析。但是當前的主要問題不在于有這些現象，而在于我們對待這些現象處置無力，存在著渙散軟弱的狀態。”

　　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中，鄧小平講的更明了：“應該說，從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論戰線上是軟弱的，喪失了陣地，對于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個放任的態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壞人猖狂得很。好人沒有勇氣講話，好像自己輸了理似的。沒有什么輸理的。四項基本原則必須講，人民民主專政必須講。要爭取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沒有人民民主專政不行，不能讓那些顛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謠誣蔑的人暢行無阻，煽動群眾。前幾年，我們不是對那幾個搞自由化并且觸犯了刑律的人依法處理了嗎?難道因此中國的名譽就壞了嗎?中國的形象并沒有因此而變壞，我們的名譽還是一天比一天好起來。”

　　“對于那些明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這次就要處理。可能會引起波浪，那也不可怕。對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處理要堅決，他們狂妄到極點，想改變共產黨，他們有什么資格當共產黨員?”

　　越是家國危難時，越是想念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帶領我們取得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勝利時，給我們留下了他人所沒有的精神財富。

　　今天，中國向何處去，改革開放如何度過深水區，我們已無石頭可摸，但是，偉人在南巡講話時已經給我們考慮到了，老人家是這樣說的：“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后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解決的辦法之一，就是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當然，太早這樣辦也不行，現在不能削弱發達地區的活力，也不能鼓勵吃“大鍋飯”。什么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么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到那個時候，發達地區要繼續發展，并通過多交利稅和技術轉讓等方式大力支持不發達地區。不發達地區又大都是擁有豐富資源的地區，發展潛力是很大的。總之，就全國范圍來說，我們一定能夠逐步順利解決沿海同內地貧富差距的問題。”

　　“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后的幾代人身上。江澤民同志他們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還有第四代、第五代。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在，有分量，敵對勢力知道變不了。但我們這些老人嗚呼哀哉后，誰來保險?所以，要把我們的軍隊教育好，把我們的專政機構教育好，把共產黨員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我們說黨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要長治久安，就要靠這一條。真正關系到大局的是這個事。這是眼前的一個問題，并不是已經順利解決了，希望解決得好。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出來后，就注意這個問題。我們發現靠我們這老一代解決不了長治久安的問題，于是我們推薦別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沒有解決問題，兩個人都失敗了，而且不是在經濟上出現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跟頭。這就不能讓了。我在89年5月底還說過，現在就是要選人民公認是堅持改革開放路線并有政績的人，大膽地放進新的領導機構里，使人民感到我們真心誠意搞改革開放。”

　　當前，最緊要的是堅決和黨中央保持一致。胡錦濤總書記去年在慶祝建黨9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多次提到我們要“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應該是我們繼續深化改革開放的動力和目的。在這條康莊大道上，有了黨中央的堅強領導，我們一定能夠排除“左”和右的干擾，統一思想，滿懷信心，穩中求進，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扎實工作，科學發展，取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勝利!

　　2012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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