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過去了,有些人死咬住“大躍進”不松嘴,尤其是“文革”中受到沖擊的一些人,專拿這段歷史說事,其險惡用心就是要把毛主席徹底抹黑,以解心頭之恨。
那么,“大躍進”這口“鍋”該不該扣到毛主席的頭上呢?
如果客觀地看待歷史,毛主席提出“大躍進”的口號,以及制定的總路線是沒有問題的。
1957年11月,毛主席到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勝利四十周年”的慶祝活動。
二戰后,蘇聯經濟發展飛速,并成功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星。當時,他們信心十足,提出了要在短時間內趕上和超過美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口號。一時間,社會主義國家受到了極大的鼓舞,相信社會主義完全可以更有效地集中人力和財力,加速推進經濟發展。
在這個背景下,毛主席的精神也得到了振奮,對國內的經濟發展有了新的想法,并提出15年鋼產超英趕美的計劃。
從出發點來看,毛主席的主觀意識是希望通過“大躍進”運動,把全國人民的積極性和各種資源充分調動起來,使中國快速走上富強之路。這一點毋庸置疑,無可非議。
另外,毛主席提出了“大躍進”的總路線,既: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從經濟管理學的角度來審視“總路線”的內容:“多”是指產量;“快”是指效率;“好”是指質量;“省”是指成本。
可見,這個提法與經濟管理的要素有著很強的一致性,并非憑空而來。
另外,雖然“大躍進”是毛主席發起的,但也是通過決策層討論和同意的,大家都舉過手,鼓過掌,應該屬于“集體智慧的結晶”。
更值得主意的是,這場運動毛主席是領導者,但不是直接指揮者。所以,出了問題領導者有責任,指揮者也同樣難辭其咎。
因此,出了問題把責任全部推到毛主席身上顯然是不公平的。
“大躍進”的錯誤糾正后,1962年1月11日,毛主席在北京召開了縣級以上干部大會,到會人數高達7113人。其目的是總結教訓,統一全黨的認識。
在這次會議上,毛主席坦率地開展了自我批評,說:“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毛主席把“大躍進”的責任主動攬到自己身上,目的是為了維護黨的團結,是一種高風亮節,是一種勇于擔當,是一種博大的胸懷,是一種心底無私。
這種精神本是所有黨員干部該學習的。但是,有人卻借此大做文章,甚至提出什么“三七開”,真是小人之心,卑鄙下流。
提起“大躍進”,人們馬上會想到“浮夸風”,這是“大躍進”的一個顯著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這股風很快便被毛主席察覺了。他立刻開展了大量的調研工作,并予以糾正。
1958年8月,毛主席在河北農村調研時問一個婦女主任:
他“你認為你們生產隊能完成糧食產量的目標嗎?”
婦女主任回答:“差十萬八千里!”
毛主席又問:“那你們想怎么辦呢?”
婦女主任說:“希望上面實事求是。”
毛主席聽完,心里很難受,當下淚流滿面。
隨后,他在會議上大發雷霆,指著當地干部嚴厲地說道:
“你們信不信有老天爺?老百姓就是我們的老天爺,你們說畝產幾萬斤,欺騙老天爺是要遭報應的!”
隨后,毛主席又到天津四合莊鄉視察了畝產10萬斤的試驗田。回到北京,他對秘書說:“我種過地,對他們說的這些事情是不能相信的。”
時間不長,在北戴河工作會議上,討論當年的鋼產量指標問題,大部分人認為可以比去年翻一倍,實現年產1070萬噸。
毛主席對此持否定態度,認為目標太高了。
為了確保這個數字的可行性,他專門召集各產鋼大省的負責人開會,詢問鋼產指標的事。結果,所有人都說可以實現。毛主席不放心,又去問冶金部的同志,答案也是沒問題??伤€是不放心,又問了薄一波。薄一波建議把這個數字登報,這樣大家就可以全力以赴。 毛主席心里仍然沒底,又問陳云這個數字到底行不行。陳云與冶金部核算后說,實現目標是有希望的。
這樣,毛主席這才同意將鋼產指標定成了1070萬噸。
由此可以看出,真正掀起大煉鋼鐵熱潮的并不是毛主席,而是各部門以及單位的直接負責人。
1959年,毛主席發現“大躍進”在執行中出現了很大的偏差,心急如焚,專門給全國六級干部(到生產小隊長)寫過一封信,要求大家實事求是,不要蠻干,不要緊盯著上面定的目標。尤其叮囑農村干部,每畝農田能增產一至兩百斤就很好。說的很高實際做不到,沒什么好處。
我們不難看出,毛主席是堅決反對浮夸和蠻干的。劉少奇曾公開講到:“大躍進”不是路線錯誤,而是執行中的問題。
所以,有人把“大躍進”的錯誤全部推到毛主席的身上,是不符合實事求是原則的,也是極度不負責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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