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冬天，我正上小學三四年級。我記得大雪紛飛，課間十分鐘，我們在校園里迎著大雪片，呼來喊去，興奮極了。
忽然，我發現雪地里，一個條凳上站著一個男人，他低著頭，神情沮喪，渾身落滿了雪花，卻一動不動。我正好奇之際，兩個男人來到條凳跟前，對凳子上的人呵斥道：“想好了沒有？到底往家里拿了多少錢？”
凳子上的人囁嚅道：“還沒有……”一個年輕力壯的男人飛起一腳，把凳子踹翻，那人也摔倒在地上。旁邊的幾個男人突然吼道：“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我一吐舌頭，趕緊跑回教室上課。后來稍大一點，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原來那位站在凳子上反省的人，也是一位黨員，擔任大隊支部委員，他有貪污的毛病，有時還有生活腐化的情況。
這大約就是“文革”期間的階級斗爭了。聽父母說，每次生產隊開斗爭會，小隊長、會計、保管都會被質問，往家里拿了多少東西。據說，會計鼻一把淚一把，說自己往家里掂了二斤棉籽油，保管說自己往家里裝了兩口袋棉花，第二天都當著群眾的面“退賠”了。
后來，聽說中央為那些曾經的“地富反壞右”摘了帽子，不再接受群眾的斗爭，使他們在政治上和一般群眾平起平坐了。聽大人們說，從此以后，不再說“階級斗爭”了，因為沒有階級了，故而也就沒有階級斗爭了。
當時，我年齡還小，不懂得里面的道理，但覺得中央決定還是合理的。是啊，大家誰也不用壓制誰，誰也不用斗爭誰，大家一起為國家搞建設，把國家建設好，不也是很好的一件事嗎？
我們村是本縣最先進的村莊之一。1970年，村民挑水，就不用往水井里提水，因為井臺上建起了水塔，周圍安裝了水管，大家都用水管接水，很方便了。不久，水管就鋪設到每一條街道上，每隔一段距離，就裝一個水管，大家都可以在自己家門口接到水了。1980年，水管直接入戶，鄰村的鄉親羨慕極了。
1974年秋天，我們村里買了第一輛拖拉機，鑰匙一擰，發動機就能打火。鄰村的鄉親像趕集一樣，圍著嶄新的拖拉機，品頭論足。到1980年，村里建起了磚瓦廠，釀酒廠、棕墊廠、蠟燭廠，村里集體經濟搞得有聲有色，大家的收入也增加了不少。我們上學不用交學費、書本費，上學的時候，家里準備一個空書包就行了。
1983年夏季，村集體解體。我在外地上學，聽父母說，生產隊的騾馬牛驢，馬車、柴油機、手扶拖拉機，以及生產隊的幾座房屋，都作了價格，讓社員買回家里。當飼養員的父親，因為自己喜歡的那匹退役的白色軍馬被外村的人買走，情緒低沉了很長時間。
沒有多久，村里的三臺輪式拖拉機，兩輛解放牌汽車，都以極低的價格賣給了別人，磚瓦廠、酒廠等也都到個人手里。九十年代中期，據說，那輛令我們驕傲的履帶式“東方紅”拖拉機，以及配套的重型犁、重型耙因為長期閑置而銹跡斑斑，最后以廢鐵的價格，論斤賣掉了。
不久，我發現一個問題，凡是發家致富的，絕大多數都是原來的村干部。他們買了拖拉機搞起了運輸，開辦了商店，或者辦起了工廠。
并且，后來的村干部也都成了幾個家族的專利。再后來，一些惡勢力滋生出來了，村民只能俯首聽命。
現在，我們村里集體財產是一張白紙，如果需要錢，哪怕是一分錢，都需要村民集資。村里的房子倒是比過去漂亮了，但年輕人都跑光了，村里剩下的大多是老弱病殘，村小學今年沒有招到一年級學生，再有幾年，這個曾經修建的很漂亮的學校也要關門了。
每當想起這個現實，我總是扼腕嘆息。實際上，這就是全國農村，甚至城市公有制經濟的縮影。
現在大家都在網上討論國家大事，但是，精英們很不高興。但是，現實當中，許家印們風光無限的背后，挖了國家多少墻角，吸了老百姓多少血汗，坑害了多少個家庭，這個數字精英們能給社會公布一下嗎？
工薪階層流血流汗，撅著屁股苦干一輩子，買房子、車子，還得扛上沉重的房貸和車貸。經濟不景氣，首當其沖，受到沖擊的一定是普通百姓，那些腰纏萬貫的富翁，他們能體驗到百姓的疾苦嗎？
經濟疲軟，消費乏力，大學生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很多人躋身于外賣行業，這是不正常的社會現象。平心靜氣想一想，財富嚴重兩級分化，難道不是一切社會矛盾的根源嗎？
但是，精英們扭扭捏捏地說，這是階層分化。其實，誰都清楚，解決當前的國內問題，緩和社會矛盾，甚至徹底解決社會問題，必須正視社會現實，坦坦蕩蕩地承認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存在然后才能開出解決問題的正確的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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