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讀一些小說，或者一些紀實文學作品，里面經常出現一個詞語：“牛棚”。文字通常凄楚悲涼，令人同情憐憫。同時也讓我對造成這種現象的時代產生了厭惡和否定。
聽說“牛棚”一詞，出自大師季羨林之口，因為他住過“牛棚”，是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我沒有進行考證，一則沒有興趣，二則也沒有什么必要，三則我也不想著書立說，向世人兜售“自自由經濟學”之類的東西，也就半推半就相信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很時興“傷痕文學”，又叫“反思文學”，或者叫做“改革文學”，最有名氣的作品有劉心武的《班主任》，盧新華的小說《傷痕》，從維熙的《大墻下的紅玉蘭》，張賢亮的《土牢閑話》等等作品。這些作品對“文革”進行批判、否定、控訴，繼而對改革帶來的美好愿景進行深情的憧憬。
前幾年，高中語文課本上還有一篇巴金先生的散文《小狗包弟》，性質也屬于“傷痕文學”。文章講述了自己一家在文革期間被下放勞動，也就是“蹲牛棚”，而自家養的一只外國血統的小狗“包弟”也受到沒收的遭遇，最終不知下落。
學生都是一些養尊處優小孩子，他們讀了這篇文章后，唯一的感覺就是為作者失去小狗而感到遺憾，根本不知道作者內心深處蘊藏著的對一個時代的批判和否定。
三年前，這篇課文在課本中消失了，一些年輕同事感到莫名其妙。我撫掌微笑，幽幽地說：“老作家聰明一世，卻又糊涂一時。那時候被他們描繪成餓肚子的時代，他家里卻養著一只純種名貴的外國狗，不是有點不合邏輯嗎？”同事恍然大悟。
后來，我才知道，季羨林大師嘴里的“牛棚”，實際上當時叫做“五七干校”，地點一般設在農村，以農場的形式運行。到“五七干校”工作的人一般是干部和知識分子，他們通常都是帶著工資的，應該和城里的工資相當。住的房子并非牛棚，而是比農村好得多的磚瓦平房，吃的是集體食堂，工作基本上就是體力勞動。
但是，我們去評價當時的“五七干校”，或者文人筆下的“牛棚”，不能脫離當時的時代背景。當時國內剛剛從三年大饑荒中走出來，各種物資極度匱乏，人民生活水平很低，從干部和知識分子中抽調一部分人，到農村和農民一道勞動，既能磨煉我們隊伍的革命意志，又能體現我黨和人民同甘共苦的優良作風，其目的大概如此罷了。
當時有一句很流行的名言：“革命戰士是塊磚，哪里需要哪里搬！”意思就是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沒有地位懸殊，只要是為人民服務的，無論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工作，都是沒有必要計較的。
在一個“利他”主義風行的社會，只要是為人民服務，條件再艱苦再惡劣，他們不僅不會計較，還會把這些經歷當做一種幸福。而在一種極端“利己”主義思潮的吹拂下，人們開始關照自己的處境，自己的得失，一丁點“吃虧”的事情都不愿意干，如果要我干了，那就是社會不公！
李訥是偉人的女兒，她上小學的時候，校長和老師都不知道她是領袖的女兒。李訥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解放軍報社工作，父親聽說后很生氣，立刻讓女兒到“五七干校”參加勞動。后來，也沒有看見李訥對“五七干校”有什么怨恨，或者寫一點關于“牛棚”的文章。
那些利己主義者，當官只能升官，而不能貶官，貶官了就會發牢騷。知識分子只能坐在明窗凈幾的地方辦公，寫一點卿卿我我的文章，過著“人上人”的生活。這時候再回過頭批判那個時代的“牛棚”，也是順其理成其章的。
還有一個問題：為什么“牛棚”之說曾經在社會上造成那么大的影響？這是因為住“牛棚”的很多人，是知識分子，他們有筆桿子，他們有發言權，故而會有那樣大的影響力。普通工人、農民及一切勞動者，他們生活條件極端艱苦，但他們最愛共產黨，最愛社會主義制度，只是他們沒有表達自己情感的“口舌”而已！
河南豫劇三團的經典戲曲《朝陽溝》，其劇本作者楊蘭春同志，也是知識分子，他下鄉勞動期間，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在生活中產生創作靈感，創作了經典戲曲劇本《朝陽溝》。我不知道楊蘭春是怎樣理解那一段農村生活的，大概他是不會用自己的筆把農民的房子涂抹成“牛棚”的。
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有一句名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不知道當代的知識分子，還有多少人能有這樣的境界和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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