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春秋》2010年第四期刊登了郭道暉的一篇文章《四千老干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報刊薈萃》2010年第六期轉載了該文，將文章加了一個副標題，《四千老干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草案）>大討論記略》。
該文說：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工作1980年3月開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領導下，由鄧小平、胡耀邦同志主持，有以胡喬木為首的20多位同志參與起草，寫出“草案”后，于1980年10月先在黨內四千高級干部中對決議草案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大討論，又經40多位同志再審議，反復修改后，才于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
在四千人討論時，我作為全國人大小組的秘書，負責整理本組討論簡報和其他有關工作，有機會旁聽本組的討論和閱讀外組的簡報，得悉討論的一些情況，特別是黨內高層老干部敞開思想、自由發言，對黨史和毛澤東的功過的評論，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改革開放后，郭道暉與李步云、江平被稱之為所謂的著名的“中國法治三老”。
該文記述了老干部對毛主席的評價。
郭道暉所說的“對黨史和毛澤東的功過的評論，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都有哪些呢？
摘錄如下：
【團中央書記胡克實同志......還說，毛主席出爾反爾的事情很多。......文革派工作組是主席批準的，后來卻說是劉少奇的資產階級路線。】
胡克實的意思是，文革期間，毛主席先是批準派工作組，后來又批判工作組，是“出爾反爾”。
筆者之前寫過一篇關于文革初期工作組的文章：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毛主席為什么批評工作組？工作組都做了什么？
事實到底是什么樣的呢？
1
根據中央文獻研究室《劉少奇年譜》：
【（1966年）6月3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聽取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關于北京地區“文化大革命”情況的匯報......會議同意李雪峰在匯報中提出的開展運動的八條要求：（一）大字報要貼在校內；（二）開會不要妨礙工作、教學；（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內外區別對待，不準外國人參觀，外國留學生不參加運動；（五）不準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鬧；（六）注意保密；（七）不準打人、污蔑人；（八）積極領導，堅持崗位。會議還同意中共北京市委向北京市的一些大學、中學派出工作組，領導這些學校的文化革命運動，并要中央各部委和共青團中央抽調干部，作為中共北京市委工作組的成員派往各學校。此后，隨著運動的進展，根據大多數學校黨組織陷于被動癱瘓的情況和學校師生的強烈要求，北京市的大學、中學普遍派駐了工作組。許多省、市也仿照北京市的做法，相繼向當地的大學和部分中學派出了工作組。
......新華通訊社播發電訊《北京新市委決定改組北京大學黨委》：“中共新改組的北京市委決定：（一）派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到北京大學對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進行領導；......（三）在北京大學黨委改組期間，由工作組代行黨委的職權。”
......這一電訊稿由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決定起草，毛澤東看后表示同意。】
根據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
【6月3日審閱新華社本日兩篇電訊稿，分別批示：“已閱。同意。”......第二篇電訊稿說：新改組的北京市委決定：一、派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到北京大學對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進行領導；......三、在北京大學黨委改組期間，由工作組代行黨委的職權。這兩篇電訊稿在六月四日《人民日報》發表。】
《毛澤東年譜》：
1966年6月10日晚上，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澤東說：關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亂，放手發動群眾，要大搞，這樣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來。不一定派工作組，右派搗亂也不可怕。北大一張大字報，把文化革命的火點燃起來了，這是任何人壓制不住的一場革命風暴。這次運動的特點是來勢兇猛，左派特別活躍，右派也在頑抗、破壞，但一般不占優勢。打擊面寬是必定的，不可怕，以后分類排除。要在運動中把左派領導核心建立起來，使這些人掌握領導權。不要論什么資格、級別、名望，不然這個文化陣地我們還是占領不了的。在過去的斗爭中出現了一批積極分子，在這場運動中涌現了一批積極分子，依靠這些人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
6月3日同意派駐工作組，6月10日又說“不一定派工作組”，再到7月19日“決定撤銷工作組”。這大概是胡克實所說的“毛主席出爾反爾”。
毛主席為什么在短短的幾天之內就變得猶猶豫豫了呢？又在50天后“決定撤銷工作組”呢？到底發生了什么？
根據“首都部分大專院校、中等學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編寫，“河南二七公社洛陽拖技校八一六兵團”印制的《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3.9——1967.10）》：
【②張承先（北大工作組組長——井岡山觀心注）下令封閉北大校門，把迢迢千里趕來支援和學習的革命群眾拒之門外。聲言：“凡校外單位來校聲援的代表或隊伍，一律在學校門口設招待室進行接待，劃定區域進行活動，不再進入學校內部。……對要求到校內看大字報的，說他們在整理研究，要婉言謝絕。”】
根據西安交通大學檔案館《〈西安交通大學大事記（1896～2000）〉“文革”動亂時期·1966年5月后》：
【6月1日全校收聽《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北大聶元梓等人寫的大字報。
晚上，彭康召開黨委擴大會，在中共陜西省委的壓力下，會上重新提出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凌雨軒問題，認為凌的問題，過去定政治性認識錯誤不對，應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
6月2日在北大第一張大字報的影響下，學校貼出了數以萬計的大字報，矛頭指向以彭康為首的校黨委。學校秩序大亂，全校停課。校黨委向全校拋出凌雨軒問題，把凌雨軒同志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分子。
6月3日晚中共陜西省委派出以嚴克倫為首的工作組進駐學校，領導西安交大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組后來擴大為工作團。
6月5日晚學生李世英等人貼出“堅決趕走工作組”的大字報。校園內先后出現許多反對工作組的大字報。
6月6日工程物理系810（41）班學生貼出大字報，列舉工作組“十大罪狀”，說陜西省委工作組是冒牌的，省委里有反革命黑幫。學生紛紛打電報給黨中央、毛主席，要求派人來校處理問題，其中一份電報有1683人簽名。一部分學生與工作組辯論，一些學生組織赴京代表團（實際上京的僅2人）。還有許多學生上街，到工廠、農村串聯。這就是在當時影響很大的交大“六六”事件。
6月8日工作團宣布接管交大全部權力。此后，在工作團的領導和組織下，從6月初到7月在全校師生員工中，大搞“查上當，放包袱”，挖“六六”事件的幕后策劃者。1000多人被斗，許多學生被打成反革命，許多同志被打成“彭康黑幫”。
6月9日遭受工作團組織批斗的工物系810（41）班學生李世英，留下遺書，服安眠藥自殺，后經醫院搶救脫險。
西安交通大學檔案館網址：
http://archives.xjtu.edu.cn/info/1052/2004.htm】
派駐到西安交通大學工作組（工作團）接管全部權利后，“大搞‘查上當，放包袱’，挖‘六六’事件的幕后策劃者。1000多人被斗，許多學生被打成反革命，許多同志被打成‘彭康黑幫’”，直接導致6月9日被工作團組織批斗的“工物系810（41）班學生李世英，留下遺書，服安眠藥自殺”。
在工作組（工作團）的組織下，李世英是被戴上高帽子游行批斗的。根據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共和國史記 第三卷》：
【同日（6月6日——井岡山觀心注），西安交通大學發生“六·六”事件。交大學生要趕走工作組,并貼出大字報,提出省委有黑幫。數十名學生分別到西北局、省委、新華分社等地,提出省委工作組和省委有黑線。西北局辦公廳負責人對學生明確宣布:西北局是中央代表機關,陜西省委是西北局領導的,是正確的,省委工作組是革命的。學生們要辨別真假,不要上當。同日晚,駐校工作組開會,認為漂上來一批鬧事的“尖子”,出籠一批牛鬼蛇神,要組織隊伍追根子。事件發生后,劉少奇、陶鑄要《人民日報》寫一篇社論,揭露“假左派、真反革命”,陳伯達不同意。7、8、9日3天,交大各系對“尖子”開了大小斗爭會,并把學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校。9日中午,李世英自殺未遂。后來,毛澤東稱李世英為“學生領袖”】
工作組與學生的對立事件是很普遍的。根據朱元石等訪談、整理，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的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記載：
【當時，各個學校都動起來了，兩軍對壘，形勢很緊張，這一邊是中央文革支持學生造反，另一邊是工作組進駐學校要控制局勢】
根據《共和國史記 第三卷》記載，6月4日，北京郵電學院發生驅趕工作組事件。
【同日（6月4日——井岡山觀心注）北京郵電學院發生驅趕工作組事件。造反派因工作組保護院黨委而趕走了進院才4天的工作組。新的工作組進院不到4天又被趕走。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陶魯笳13日到北郵講話,說工作組是革命的,后受到大字報批判。】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編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六卷》記載了北京郵電大學工作組被驅趕的原因：
【6月8日，北京郵電學院發生北京第一起趕工作組的事件。造反者因工作組保護院黨委而趕走了進院才四天的工作組。新的工作組進院，不到四天，又要被趕。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陶魯笳13日趕到北京郵電學院講話，說明工作組是革命的，造反者給陶魯笳貼出一批大字報。】
這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毛主席對派工作組產生了猶豫。
根據《毛澤東年譜》：
【1966年6月10日晚上，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澤東說：關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亂，放手發動群眾，要大搞，這樣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來。不一定派工作組，右派搗亂也不可怕。北大一張大字報，把文化革命的火點燃起來了，這是任何人壓制不住的一場革命風暴。這次運動的特點是來勢兇猛，左派特別活躍，右派也在頑抗、破壞，但一般不占優勢。打擊面寬是必定的，不可怕，以后分類排除。要在運動中把左派領導核心建立起來，使這些人掌握領導權。不要論什么資格、級別、名望，不然這個文化陣地我們還是占領不了的。在過去的斗爭中出現了一批積極分子，在這場運動中涌現了一批積極分子，依靠這些人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
值得一體的是，除了向大學派駐工作組之外，還向北京的304所中學派駐了工作組。時任共青團中央書記的胡克實是派駐中學工作組的總負責人。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六卷》
【從6月5日至6月中旬，以北京新市委的名義向北京地區的51所高等學校和304所中學先后派出了工作組。大學工作組的成員從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有關部委抽調，中學的由團中央抽調。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團中央成立了北京市中學文化大革命工作團。團長、副團長分別由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克實、惠庶昌擔任，并從全國各地抽調了1800多名共青團干部，組成了300多個工作隊，分成八個工作隊，進駐北京市八個區的各個中學。各工作隊的隊長均由中央書記處書記、團中央常委或部長擔任。】
在派出工作組后，還出現了“反干擾，抓游魚”。
根據朱元石等訪談、整理，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的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記載：
【（1966年——井岡山觀心注）6月18日，北大的聶元梓寫大字報反對八條指示，并揪斗了校領導陸平、彭珮云和著名歷史學教授翦伯贊等人。工作組針對搞“打鬼臺”和亂揪亂斗的現象予以制止，張承先為此寫了一份簡報，市委將簡報上送劉少奇、鄧小平，劉少奇認為工作組的做法正確，將簡報批發全國。劉少奇指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斗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以參照北大的辦法辦理。”
這時，清華大學的造反派蒯大富也起來了，他提出打倒XXX。一看見這個口號，李雪峰和我商量認為，這個來頭大有問題，XXX是XXX、XXX，怎么能打倒呢？我們認為是有壞人跳出來了，不能置之不理，要準備拘留蒯大富。
當時，各個學校都動起來了，兩軍對壘，形勢很緊張，這一邊是中央文革支持學生造反，另一邊是工作組進駐學校要控制局勢。
根據這些情況，李雪峰在華北干部會議上作了有關運動的情況和抓“游魚”的報告。李雪峰在報告中提出“抓游魚、反干擾”的口號，說一個游魚能掀起三個浪啊！“抓游魚、反干擾”的時間大概有五十多天。】
“抓游魚、反干擾”到底是什么呢？
根據《人民日報》1967年6月11日第二版的《〈二月提綱〉是XXX——學習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是這么寫的：
【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蓬蓬勃勃開展起來的時候，......派工作組，以“抓游魚”、“反干擾”、“抓政治扒手”為名，把大批革命闖將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假左派、真右派”，這難道不是打擊革命群眾，鎮壓革命的群眾運動，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嗎？】
毛主席對此非常氣憤。根據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
【（1966年——井岡山觀心注）八月四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對在一線主持工作的中央領導人提出了更加尖銳的批評：......
在接著的討論中，毛澤東的話越說越重。當劉少奇說到“我在北京，要負主要責任”時，毛澤東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他又說：“講客氣一點，是方向性錯誤，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為什么天天講民主，民主來了，又那么怕？”】
比1966年8月4日毛主席發火更早的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看了中央文革小組提供的有關工作組的材料后，就對工作組表示了不滿。根據《毛澤東年譜》：
【7月18日......看了中央文革小組提供的有關工作組的材料，聽取中央文革小組的匯報，對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進展情況表示不滿。
7月19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有關問題。陳伯達在會上提出要撤銷工作組，劉少奇、鄧小平等多數人反對。會后，請示毛澤東，毛澤東決定撤銷工作組。
7月23日在釣魚臺十二號樓聽取李雪峰、吳德匯報北京市文化大革命情況，陶鑄、康生等參加。毛澤東說：我考慮了一個星期，感到北京的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我認為派工作組是錯誤的。現在工作組起了什么作用？起了阻礙作用。領導干部都不下去，不到有亂子的地方去看看。你們不去看，天天忙于具體事務，沒有感性認識，如何指導？
7月25日上午，在釣魚臺十二號樓召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和各中共中央局負責人開會，主要討論修改《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和黨的若干方針問題》。（毛主席說：）最近一個月，工作組是阻礙群眾運動的。阻礙革命勢必幫助反革命，幫助黑幫。它坐山觀虎斗，學生跟學生斗，擁護工作組的一派，反對工作組的一派。群眾對工作組有意見，不讓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電話，打不得電報，寫信也寫不得，西安交大就是這樣。要允許群眾通天，任何人都可以寫信給中央！我們有些人不革命了。你不革命，總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頭上來。現在到了這么一個階段，要趕快改變方針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依靠各學校、各單位的基本群眾，左派，包括中間派。】
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這樣記載：
【7月23日，毛主席在釣魚臺聽李雪峰和我的匯報，陶鑄、康生等人參加了，劉少奇、鄧小平沒有參加。李雪峰先是匯報了華北干部會議的情況，我們看到毛主席很不耐煩。李雪峰轉到匯報北京的情況。毛主席說：我考慮了一個星期，感到北京的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我認為派工作組是錯誤的。現在工作組起了什么作用？起了阻礙作用。工作組一不會斗，二不會改。像翦伯贊，出了那么多書，你還沒有讀，怎么批，怎么改？群眾寫對聯講“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搞他（指翦伯贊）你們不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什么教學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眾，依靠學校里廣大師生。
毛主席指責我們說：現在總是“怕”字當頭，總是怕亂，怕反革命，怕動刀動槍，領導干部都不下去，不到有亂子的地方去看看。李雪峰、吳德，你們不去看，天天忙具體事務，沒有感性認識，如何指導？
毛主席決定馬上撤銷工作組，要我們執行。毛主席批評得很厲害，提到很高的高度，說工作組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壓制了群眾。】
根據《毛澤東傳》，7月25日，在有各大區第一書記參加的談話中，毛主席說：
【我到北京一個星期，前四天傾向于保張承先（北大工作組組長——引者注），后來不贊成了。各單位、各機關的工作組是起阻撓作用。張承先工作組、清華工作組，都起阻撓作用。】
根據東方直心老師的《毛澤東大傳》，在這次談話，毛主席還說：
【問題不在于工作組，而在于工作組執行了錯誤的路線，工作組犯了方向性錯誤。】
可見，毛主席對于是否派工作組，關注的是工作組執行了什么路線。是“阻撓”文化大革命還是支持文化大革命。他“感到北京的運動搞得冷冷清清”，工作組“阻撓”了群眾革命。
在毛主席的堅決反對下，工作組被撤銷。根據《毛澤東年譜》：
【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二十八日，中共北京市委發出《關于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文件說這一決定也適用于中等學校。】
至此，工作組被正式撤銷。
1966年8月8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
有些學校、有些單位、有些工作組的負責人，對給他們貼大字報的群眾，組織反擊，甚至提出所謂反對本單位或工作組領導人就是反對黨中央，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反革命等類口號。他們這樣做，必然要打擊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積極分子。這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決不允許這樣做。
在運動中，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大學、專科學校、中學和小學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為了防止轉移斗爭的主要目標，不許用任何借口，去挑動群眾斗爭群眾，挑動學生斗爭學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后期酌情處理。】
2
工作組都做了些什么呢？
《人民日報》1967年3月31日頭版轉載《紅旗》雜志的一篇調查報告更清晰地報道了工作組做了哪些工作。
《“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是xxxx路線的一個組成部分》
——（一九六六年六、七兩月清華大學工作組在干部問題上執行xxxx路線的情況調查）:
【工作組進校后，對待干部的作法，大體可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六月九日工作組進校到六月二十三日。工作組對所有干部，全部“撤職罷官”，統統靠邊，并趕“上樓”。然后，大搞人人過關檢查。實行“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
第二個階段——從六月二十四日到七月十五日。工作組大搞所謂“反蒯”。同時，“反蒯”與干部檢查“下樓”交叉進行，利用干部整群眾，煽動干部圍攻革命左派，“將功贖罪”。
第三個階段——從七月十六日到八月初，工作組撤出為止。工作組大搞所謂對黑幫的“批判”、“斗爭”。干部繼續檢查“下樓”，把一部分干部“掛起來”。
工作組的具體作法是：
（一）對干部不作階級分析，一概排斥、一概打倒
工作組進校后，六月十一日上午，由副組長楊××召集全校干部大會，宣布工作組來清華“奪權”，并要到會干部“老實交代”。
他們還在同學中散播：“蔣××壞了，那么從黨委、團委到系總支、分團委、黨支部也都壞了，各級干部沒有一個好的”，“清華是黑窩”，“整個清華的黨組織是一個龐大的保皇黨”。甚至說：“清華黨是黑黨”，“清華干部是鐵板一塊”，“清華干部八年也改造不過來”。
工作組不準干部看大字報，不準參加運動和任何會議，讓他們完全與群眾隔絕，成天在屋子里讀《修養》。工作組向干部提出，要多讀《修養》一書，對照著寫“下樓”檢查，說“你們過去之所以犯錯誤，就是因為讀這本書讀得太少了”。
系總支書記、支部書記全由工作組兼任或指派，指派的多是他們心目中的“左派”。
七月十二日，機械系臨時黨總支成立，大會上先由工作組宣布并通過賀××、胡××、張××轉正（賀、胡二人轉正提前兩個月），然后任命賀××為副書記，張××、胡××、張××為總支委員。宣布時連張××本人也很“突然”，群眾問她，她不承認，以致傳為笑話。
在自控系，工作組急急忙忙讓劉×提前轉正，并指派她任系臨時黨總支副書記，群眾意見紛紛。
（二）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
對一般干部作敵我矛盾處理。數力系黨支委以上、教研組主任以上干部五十五人，被工作組打成“黑幫”、“黑線”的三十九人，占干部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一。該系黨總支委員十二人，百分之一百被打成“黑幫”。
工作組剛進校，有同學貼出對干部的《十條通令》大字報，工作組說這張大字報“長無產階級志氣，滅資產階級保皇派威風”，并在全校廣播，分別在各系宣布、傳達到全體干部。其主要內容是：
（1）必須徹底交代“黑組織”；
（2）必須交代假起義，交代幕后策劃人；
（3）六月十四日以前向工作組交出“黑名單”；
（4）沒有工作組的許可，都留在宿舍里，隨叫隨到，等待審問；
（5）絕對服從工作組的命令；
（6）不準動工作組同志一根毫毛。
這樣一來，所有干部都被關在屋子里，成天寫檢查，寫思想匯報、活動匯報，交代材料。出校門要請假，連學生輔導員、級主任也不例外。
另一方面，工作組對于一小撮真正走xxxx道路的xxxx派，卻極力保護。蔣××在高教部一直未回校。王××七月二十三日對工化系“十七人小組”（蒯大富同志所在的化902班內反蒯的十七名學生組成）講：“蔣××性質還未定”。劉×（校黨委第一副書記），胡×（校黨委副書記）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二十八日在北京飯店開市的三級干部會議，何××（校黨委副書記）則在香山休養，直到七月十八日才返校。劉、胡二人回校后，只斗了一次。對在校的艾××（校黨委副書記）多方保護，由于群情激憤，工作組才草草斗了一下。
（三）在基層干部中大搞人人檢查“下樓”
凡是干部一律靠邊站。群眾形容：“游街一大串，斗爭會一大片，勞改一大隊。”這樣，走xxxx道路xxxx派并不感到孤立。
在基層干部中大搞人人檢查“下樓”。某某人在六月十八日給劉×指示：關于黨員干部“下樓”的問題，讓各班同學討論一下是不是對所有黨員干部都要批評，讓他們作檢討。于是，葉×等在六月二十日給市委的報告中明確規定：對基層干部（輔導員、支部書記、支部委員）“一般的采取自我檢查，群眾批評幫助的辦法。”機械系有的級主任檢查多達四、五次，才勉強過了關，甚至有的團支委、積極分子，也被工作組確定為“下樓”對象。
工作組對待基層干部的方針，用他們的話說：
“層層剝皮”（層層往上剝，先揭基層，后揭黨委）；
“先掃外圍，后打黑線”；
“小鬼揭大鬼”（由下到上）；
“順藤摸瓜，內查外調”。
工作組在群眾中散播：“清華的干部都是‘牛’字號的”（意即牛鬼蛇神），清華下面和上面的干部結成“死黨”，甚至說“下面比上面更壞”。
干部檢查“下樓”時，有幾條標準：
檢查錯誤 交代罪行
自覺上綱 挖出黑心
所謂“上綱”就是要上升到“自覺地執行蔣××的xxxx路線”、“自覺反毛澤東思想”、“自覺反xxxx反對xxxx”。
對基層干部檢查“下樓”會，在xxxx路線指使下，工作組副組長楊××親自作了布置：“要注意煞威風與攻心戰相結合，大會煞威風和小會攻心短兵相接相結合。”他說：對干部不能“寬容”，要“盡最大的力量，不漏掉一個壞人”。
檢查“下樓”的范圍，實際上幾乎是全部黨員。工作組提出：“黨員凡是原來盲目執行前市委指示的，要檢查”；
“黨員凡原來盲目執行校黨委的指示的，要檢查。”例如機械系共二百零二個黨員，確定不準“下樓”的五十九人；經過檢查“下樓”的一百一十五人；掛起來的二十八人（據七月十二日工作組宣布的數字）。
這樣一來，群眾說：清華是“黨員不如團員，團員不如群眾”。
在數力系竟發生這樣一件怪事：工作組進校不久，要數力系一個黨外“老教授”杜××（舊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來召開數力系的總支委員會。當時杜在會上說：工作組叫你們老實交代。工作組還派了一個黨員作杜的秘書，去作記錄。
（四）利用干部整革命群眾
六月二十四日——七月十五日，工作組進行所謂“反蒯”斗爭，這時他們又利用干部把矛頭對準革命群眾。
工作組利用干部急于要“下樓”、“解放”的心情，鼓動干部“反蒯”，說這是干部“觸及靈魂”、“將功贖罪”的“大好機會”。曾××是蒯大富的班主任，因“反蒯”需要，工作組就讓他提前“下樓”了。
有的干部檢查多次，工作組都說不行，但“反蒯有功”，就能迅速“下樓”。例如工程物理系，過去有個“保蔣”的“打手”，因“反蒯”積極，很快“下了樓”。為了“反蒯”，王××要干部“以實際行動表示支持工作組”，要在與蒯大富“辯論”時，恢復黨團組織，要黨員表態，“下樓”。如不“反蒯”，就讓干部長期“掛著”，無法“下樓”。
七月十日，王××說：只批判少數典型，從而教育了大多數，這樣并不矛盾，同時在斗爭中提高了，也就解放了一些黨員、干部。
工作組撤走之后，在工作組一手扶植起來的清華“三臨”（文革臨時籌委會、“紅衛兵”臨時總部、臨時主席團，都是由賀××、劉×主持的）掌權期間，繼續在干部問題上執行xxxx路線。
（一）以反工作組對干部“右傾”為名，繼續散布“打倒一切”的輿論
他們提出：“清華大學修正主義是一棵黑樹，樹干是校黨委，樹枝是下面所有的干部”，因此，應該“全部打倒”，否則“不能除根”。他們在教師、干部吃飯的食堂門口貼了一幅對聯：
氦氖氬氪氙惰性十足
一群混蛋
吃喝玩聊睡不問國事
（二）組織所謂“黑幫勞改隊”，大刮“勞改風”
他們把干部分為三類：
黑幫分子——校一級干部、總支書記、副書記；
黑線人物——總支委員、支部書記；
黑幫爪牙——總支辦事員、積極分子。
然后組成三個勞改隊：
第一勞改隊（八月二日——十一月初）：參加人為校一級干部、總支書記、系主任；
第二勞改隊（八月二日——十一月初）：參加人為總支副書記、分團委書記；
第三勞改隊（八月底——十月底）：參加人為支部書記、委員。
有些政治教師、政治輔導員，也被勞改。
學校十三個單位中，總支委員以上被勞改的，有九個單位是百分之一百，其他單位都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黨委各部、學校各處負責人，被勞改的，在十四個單位中，有九個單位是百分之一百。
全校五百多名干部中，被勞改的占百分之七十，沒有勞改的大多是年老，有病；有的基層干部，是群眾抵制不讓勞改的。
（三）對干部體罰
八月二十五日晚上，前清華“紅衛兵”的一些人，在階梯教室用皮鞭抽打“勞改隊”的干部，被打的多是黨委副部長、總支書記、副書記，半夜叫去，邊走邊打。有的人臉被打腫，打了以后，又把他們集中關在“生物館”里面，有兩個星期左右才放出來。】
根據宋永毅主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六）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群眾運動重要文獻》：
【從（1966年——井岡山觀心注）六月二十四日到七月中旬，......工作組有計劃地組織了對陳永康、何方方等許多革命同學三次大規模的斗爭會和“大字報圍攻戰”，每次斗爭會工作組都組織幾百人，上千人參加。六月二十四日，僅第一次斗爭會就開了長達8小時！
在斗爭會上同學沖著陳永康等同志高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他們看成是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敵，有的同學把吐沫唾在他們身上，有的用彈弓向他們射擊，還有的甚至伸出手，重重地打在自己階級兄弟的臉上，血頓時流了出來！……開完斗爭會，已經是深夜十一、二點了，一些被斗爭的革命同學們甩掉了工作組派去盯梢的同學，......】
根據某回憶錄記載：
【文革初期，......很多群眾和學生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毛主席得知后，就返回北京主抓了給群眾和學生的平反。在全國各地平反會上，很多人也是在獲得平反后痛哭流淚，齊唱“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歌曲，久久不離開會場】
這就是胡克實所說的毛主席在工作組問題上的“出爾反爾”。到底是不是出爾反爾，還是請讀者朋友們判斷。
胡克實還說了毛主席在其他問題上的出爾反爾，筆者計劃一一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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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克實作為“北京市中學文化大革命工作團”的團長，他是什么態度呢？
根據宋永毅主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六）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群眾運動重要文獻》：
【胡克實......說：“這是右派學生有陰謀的搗亂”一定要“堅決反擊！堅決反擊！！堅決反擊！！！”
胡克實把我校的xxxx事件寫成所謂《北京師大一附中反擊假左派經驗總結》登在中學文化革命通訊上，并在華北局工作會議上大力介紹。】
《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3.9——1967.10）》：
【胡克實......（說）：“凡是背著工作組的活動都是錯誤的，非法的。”提出“要解散紅衛兵，把黨組織恢復起來。”他對師大一附中工作組......（說）：“硬一點，硬起來！！”“堅決反擊，堅決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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