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湖南師范大學援引了胡適論教育的“名言”，“教育是給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鏡，能明白觀察；不是給人穿一件錦繡的衣服，在人前夸耀”。這話本身倒沒什么問題，問題在于這話是胡適說的，多少讓人倒胃口了，所以，在大家的要求下，湖南師范大學“從善如流”把胡適兩個字去掉了，但這又讓公知觸動了“義和團”的敏感神經，于是，又一輪撕逼開始了。
有人說，湖南師范大學“其實沒有必要修改”，因為“胡適這些年在文化和教育領域總體是以正面形象出現的”，這不恰恰說明大家對湖南師范大學的質疑是必要的嗎？要是胡適這種人都能成“正面形象”，那還有多少人是“反面形象”呢？
有人說胡適私德有虧，私生活亂七八糟，其實，從私生活角度去評價胡適是沒有意義的，對胡適的評價應該從大義、大節出發，而這恰恰是胡適的死穴。
胡適給日本做過走狗，這叫民族敵人，給買辦做過走狗，這叫階級敵人，這是沒的洗的，要是因為所謂的“對推動中國文化教育的進步作出了貢獻”就“一俊遮百丑”了，豈不是親者痛、仇者快？順著這個邏輯，早期還是個“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熱血青年”的汪精衛，豈不是也可以洗白了？
胡適的徒子徒孫很多，給胡適洗白的不在少數，但大學是教書育人的地方，宣傳胡適就很不合適了，至少沒有必要，這與所引用的胡適的言論的對錯沒有關系。恕我直言，要是不問誰說的，只要對的就行，那說起來，汪精衛早期“憂國憂民”的言論可有不少，就連中山先生都是很認可的，順著有人的邏輯，豈不是汪精衛的“正確言論”也能進大學校園了？
往大了說，胡適只不過是他們拿出來試水的，今天他們覺得大學校園宣傳胡適“理直氣壯”，明天他們又會把誰“請進校園”呢？但愿我是杞人憂天了。
舉汪精衛的例子，或許胡適的徒子徒孫不服氣，這叫極而言之，道理是一樣的，所以，湖南師范大學刪掉胡適兩個字是知過能改，而不是有人說的“在壓力下”的“后退”。
有人說，胡適老家的胡適故居還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哪哪還有胡適的雕像，還有胡適作品的出版，但這還真不是一回事，胡適是歷史人物，研究胡適自然是無可厚非的，秦檜和汪精衛都可以研究，胡適為什么不能研究呢？但這與大學宣傳胡適是兩碼事，因為這會誤導學生，這不是對學生的分辨能力沒有信心，而是大學理應是不容玷污的凈土。
有人說要“包容”，沒人會反對包容，但要看對象，這叫辯證法，不講原則的“包容”，那不是包容，而是開門揖盜。更不要說，有人的“包容”是極其可疑的，一邊高呼“包容”，一邊又把反對和質疑的聲音打成“上綱上線”的“激進主張”，這就雙標了。既然他們的“包容”是分對象的，我們的“包容”為什么不能分對象呢？
當然，胡適是什么人，公知比我們更清楚，畢竟，胡適是他們的“祖師爺”，和他們一樣是帝國主義和買辦的“乏走狗”，所以，他們才會處心積慮洗白胡適，畢竟，胡適要是“干凈”的，他們自然也就跟著“干凈”了。
可惜，公知給胡適的洗白太低級了，不但未能達到洗白的效果，反倒有越描越黑的嫌疑。例如，有人說，“作為低調俱樂部成員的胡適，慨然出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在最艱難的時期，為中國抗戰爭取國際支持做了卓越的貢獻”，可以說，短短幾十個字，到處是漏洞。
首先，喊抗日口號的，未必不會做漢奸，但“低調俱樂部”的，一定是漢奸，不信去看看同為“低調俱樂部”成員的周佛海、梅思平、羅君強等人，哪個不是給日本“帶路”的民族罪人？其次，胡適是1938年9月擔任的駐美大使，但美國直到1941年7月才宣布對日本進行全面經濟制裁，也就是說，至少在胡適擔任駐美大使的前三年，美國從未停止賣軍火給日本，所以，誰能告訴我，有人口中胡適的所謂“卓越的貢獻”到底哪來的？
當然，公知給胡適的洗白不是一天兩天了，要不然胡適也不會像有人說的那樣“這些年在文化和教育領域總體是以正面形象出現”了，但越是這樣，我們越要警惕，因為胡適這樣的要是都能洗白了，那作為胡適徒子徒孫的公知豈不都成“白蓮花”了？要是公知都是“白蓮花”了，那我們又成了什么了？
其實，我們對公知的要求并不高，至少別像胡適那樣，給日本“帶路”以及給買辦“代言”，但看來，這恐怕是我們的一廂情愿了，所以，這絕不是“包容”不“包容”的問題，而是to be or not to be的大是大非的問題，要是人人都去“包容”恨國者了，那愛國者又該由誰來歌頌呢？
警惕啊，善良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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