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彼得潘
本文作者China Miéville是《十月:俄國革命的故事》以及《人口普查員》、《爆炸的三個瞬間》、《鐵路之海》、《大使館鎮》、《北海巨妖》、《城市與城市》和《佩爾迪多街車站》的作者。他的作品獲得過世界幻想獎、雨果獎和阿瑟·克拉克獎(三次)。他在倫敦生活和工作。
我們沒有理由屈服于絕望的自我安慰，退縮到注定失敗的頹廢中。但是，考慮到某些左翼的所助長的胡說八道的歷史，強調左翼的屢次失敗是一種必要的糾正，強調那段日子是多么駭人聽聞和可怕，即使我們也能從中找到希望和借鑒。相反，自由派則將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羅德里戈·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及其擁簇、暴力而錯綜復雜的“陰謀論”、極右翼勢力的崛起、種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日益猖獗視為某種“偏差/意外”，這不過是在為他們所依賴的制度開脫罪責。即便特朗普走了，特朗普主義依舊會存在。
即便如此，即便英國和美國的左翼運動最近遭到失敗和抹黑，導致左翼人士深感沮喪和士氣低落，這也是美國城市（和其他地方）前所未有的動蕩時刻。歷史和現在都有待商榷。
資本主義的存在離不開對那些違反其往往是瑣碎而無情的禁令的人的嚴苛懲罰，但實際上也離不開對那些對其生存有利的人的懲罰，無論后者是否有所謂的“違法行為”。它越來越多地使用的不僅是官僚主義的鎮壓手段，而且還有一種執著的、公開的、超然的施虐。在道德領域、政治領域和文化領域，有無數為殘酷行為平反昭雪和慶祝的可怕例子。這樣的景象并不新鮮，但它們并不總是如此“毫不掩飾”，正如菲利普·米洛斯基（Philip Mirowski）所說的那樣，“讓人覺得如此平淡無奇”——它們不僅分散注意力，而且是“為強化新自由主義自我而優化的教學技巧”的一部分。
這種社會施虐行為一直遭到反對和斗爭，并被官方否認——特別是在“國內”，而不是在反對殖民統治的地方——被那些把自己描繪成理性、公正甚至仁慈的機構所否認。這種情況現在正在改變。
這種制度助長并鼓勵這種施虐、絕望和無能。與此同時，專制的名義上的 “幸福”也被拋出，這是一種強制性的單調的“享受”生活，是對快樂的無情堅持，正如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在她的著作《微笑或死亡》（Smile or Die）中所描述的那樣。這種強制性的積極性不是這種痛苦的對立面，而是共同構成的另一面。這種欺凌是勞倫·貝蘭特（Lauren Berlant）所說的“殘忍的樂觀主義”的一個版本，包括左翼同樣如此：沒有明智的希望，而是橫眉冷對地堅持積極思考的必要性，其代價不僅是情感的自力更生，還有當世界無法達到這種嚴格要求時不可避免的崩潰。
在一個大規模殘忍的社會系統中，只慶祝這種悲慘的、商品化的、最終導致貧困的“快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左翼則應該強調一種不同類型和深度的積極情緒，在快樂的社會不穩定感染中找到潛在的激進反對，作為社會施虐的對立面的迭代。在愛的中心看到一個破碎的，重新配置的事件，一個關鍵的革命動機。
畢竟，特里·伊格爾頓在他精彩的《為什么馬克思是對的》中說，支撐社會主義的倫理解決了自由主義的一個矛盾，“在這個矛盾中，你的自由只能以犧牲我的自由為代價而繁榮”，因為“只有通過他人，我們才能最終獲得我們自己的自由”，這“意味著個人自由的豐富，而不是減少。很難想出更好的道德規范。在個人層面上，它被稱為愛。”
一個世紀以來，“愛情”的這種政治預示感一直激勵著激進分子。偉大的革命家亞歷山德拉·科倫泰在其開創性的《為有翼的愛若斯讓路》一書中將愛描述為“一種深刻的社會情感”，堅持認為“要想在團結合作的基礎上建立社會制度，人們必須具備愛的能力”，并鼓勵為此開展教育。引用最近一本引人入勝、富有啟發性的書的標題，我們怎能不考慮“愛的共產主義”？這本書聲稱，“最優秀的思想家將‘愛’稱為共產主義跳動著的心臟”。
無論如何，讓我們認真對待愛。
但我們也必須認真對待我們的敵人，并這個充滿仇恨的時代向他們學習。怎樣的野蠻行徑才會使《共產黨宣言》的某些方面成為焦點？
1989 年，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提出，“如果我們想有所作為，也許仇恨就是我們所需要的”。他的仇恨在當時是，現在仍然是種族主義階級仇恨的惡性部署：要求對中央公園五人組（被誣告強奸的黑人少年）進行司法謀殺。
這種仇恨的具體內容是我們應該反對的。但是如何最好地對抗仇恨呢？這樣的仇恨本身不值得仇恨嗎？
特朗普很精明。如果不是他的初衷，他的仇恨肯定會有所收獲。也許，在負面激勵下，我們自己的仇恨也能夠讓某些事情得到解決，而且是刻不容緩的，一些非常不同的東西。比如對這種系統性仇恨的憎惡。
對統治階級的仇恨是正義的
哲學家和英國圣公會牧師史蒂文·莎士比亞警告說，將仇恨視為一種必須被摒棄力量之外的任何東西都是“令人擔憂的”，是“危險的領域”。怎么不是呢？畢竟，仇恨是一種情緒，它可以使思考和分析短路，可以演變成不一定帶有任何歧視的暴力。
然而，莎士比亞在小心翼翼的同時，又試圖關注他所警告的重點，即“對仇恨、仇恨的來源、仇恨的方向以及如何將仇恨用于他人的目的等問題進行更多的辨析”。他提出的一個關鍵點是，仇恨“不假定有什么基本的真理或和諧，但……知道自己是反對支配他人的”，是“每個被造物的獨特性的一個組成部分”。
因此，面對人類歷史，我們的主張是，仇恨，尤其是被壓迫者的仇恨，是不可避免的。
這并不是說所有的人，甚至所有受壓迫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會經歷仇恨。而是說，仇恨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人類靈魂的異類，有些人，很可能很多人，都會經歷仇恨。尤其是在人與人單獨或集體對立的社會背景下，仇恨肯定會存在。人們會仇恨。我們許多人都有切身體會。
仇恨是人性的一部分。當然，我們無法保證這種不可避免的仇恨的方向。它可能會被內化，變成在資本主義下如此普遍的、令人窒息的自我憎恨。這種憎恨往往被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所認可。正如雷·阿曼特勞特（Rae Armantrout）的詩歌《憎恨》（Hate）的結尾所說：“市場憎恨你/甚至比你憎恨自己更甚”。
仇恨可以被外化，但沒有任何正義可言:它常常被用來對付那些最不值得仇恨的人。但是，盡管這已經成為老生常談，馬克思最喜歡的格言在這里非常貼切:人類的一切于我都不陌生。將仇恨本身病理化幾乎沒有什么意義，尤其是當它自然而然地產生時，更不用說讓它成為羞恥的原因了。
索菲·劉易斯（Sophie Lewis）一如既往地犀利地指出了這一點。“在自由民主社會中，仇恨幾乎從未被視為適當、健康或必要的話題。對于保守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來說，仇恨本身就是要摒棄、連根拔起、擊敗和趕出靈魂的東西。然而，反仇恨的意識形態似乎并不涉及針對仇恨的根源和產生點，也不涉及階級社會中仇恨的必然性或需求——必要性”。用肯尼斯·蘇林（Kenneth Surin）的話來說，提出這個問題，不僅是仇恨的存在，而且至少對某些人來說，是其潛在的嚴格的必要性，這就是“將刻意的仇恨作為一種理性范疇”背后的原因。
仇恨永遠不應該被信任，也不應該被視為安全，更不應該因為仇恨而慶祝。但是，不可避免的，它不應該被忽視。它也不是自動萌發的。或許，我們也不能沒有它，如果我們要在一個將極端仇恨病理化并量產憤怒和疲勞的充滿仇恨的時代保持人性的話。
小心翼翼的仇恨不一定是解放的敵人。也可能是它的盟友。
1837年，偉大的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者奧古斯特·布朗基(Auguste Blanqui)的激進左翼團體，被稱為“四季社”，使這種社會知情的仇恨成為中心。為了反對革命傳統的退化，為了自由，追隨者們宣誓:“以共和國的名義，我發誓對所有國王，貴族和所有人類的壓迫者永遠仇恨。”
1889 年，激進的澳大利亞詩人弗朗西斯·亞當斯（Francis Adams）寫道，他在倫敦追求工人階級斗爭的過程中毀掉了自己的健康。他寫道：“這似乎是一次失敗。但我從未絕望，也看不到絕望的理由。那里有燦爛的仇恨基礎。有了仇恨，一切皆有可能”。
1957 年，多蘿西·康茨（Dorothy Counts）在北卡羅來納州一所學校取消了種族隔離。詹姆斯· 鮑德溫（James Baldwin）在看到她走過示威者惡毒嘲笑的暴徒身邊的照片時寫道：“這讓我感到憤怒。讓我既憎恨又憐憫”。后者是對康茨，而前者則是他從襲擊者的身上滋生的。如果說這樣的仇恨是不體面的，或者說這樣的仇恨不能促進解放，那將是一種令人吃驚的、自以為是的虔誠。
最重要的是，正如弗朗西斯·亞當斯（Francis Adams）所寫，有了仇恨，一切皆有可能，而不僅僅是好事。這就是危險所在。但肯定也有好事，比如說，積極的活力。當然，也有憤怒，但憤怒是為了反對某些東西，希望將其鏟除。沒有足夠數量的仇恨，就可能不利于抵抗： 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其 1940 年發表的《歷史哲學論綱》一文中，以非凡的、先知性的、爭議性的觀點，指責社會民主主義（與激進的社會主義相對）只關注未來，把工人階級當作“救贖者”，從而削弱了工人階級的力量，將其視線從過去和現在的不義行為上引開，“既忘記了自己的仇恨，也忘記了自己的犧牲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他認為正是這種仇恨可能帶來力量。
仇恨不僅有助于增強力量，還有助于提高思想的嚴謹性和分析能力。資本的平面抽象可以產生自己看似無懈可擊的邏輯，針對這種邏輯，一種情感投入，一種仇恨的眼光，可能不僅在道德上，而且在認識論上都是必要的。
馬里奧·特龍蒂（Mario Tronti）寫道：“當理性不為階級仇恨所動時，冷酷的理性邏輯將永遠無法發揮作用”。因為 "知識與斗爭相連。誰擁有真正的仇恨，誰就真正理解一切"。特龍蒂甚至將激進的反傳統主義，即反對“資產階級社會的整個世界，以及對它的致命的階級仇恨”描述為“馬克思的工人階級科學的最簡單形式”。即使在馬克思1848-9年的早期政治著作中，盡管它們在各種細節上存在錯誤，但特龍蒂發現“在預見未來發展方面具有一種只有階級仇恨才能提供的清晰的洞察力”。
階級仇恨。一種社會力量的仇恨，一種對立的社會力量的仇恨，一種史蒂文·莎士比亞認為的“支配他人”的仇恨。這種仇恨是公正的、有針對性的和必要的:“不是個人的、心理的或病態的仇恨，而是對世界現狀的一種激進的結構性仇恨。”
階級仇恨和共產黨宣言
這種激進的結構性仇恨，經過精心部署，甚至可能給更千變萬化的形式的仇恨帶來更多的成果，這也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更危險的。“如果仇恨不會變成憤怒或盲目的世界末日論，那么這里提出的將仇恨與戰略邏輯相結合是必不可少的。”仇恨會產生，盡管羞恥不應該附在它上面，但它必須被緊急引導。“激進的仇恨，”在邁克·奈里（Mike Neary）的描述中，“是絕對否定”——即反律法斷裂——“所基于的關鍵概念。”
這些和共產黨宣言有什么關系？即使是像特隆提（Tronti）這樣微妙而又充滿仇恨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在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關注和發現他的文本。但這些文本恰恰是在宣言之后出現的，可以部分地被看作是對宣言及其失敗的回應，對其預言和希望的失敗的回應。那些后來的作品所表達的階級仇恨不是憑空出現的。
在共產黨宣言本身的修辭中，黑格·博斯馬堅（Haig Bosmajian） 看到“不僅試圖喚起憤怒......而且......喚起仇恨，這種仇恨不僅針對個人，而且針對階級”。博斯馬堅引用亞里士多德的話說，當憤怒激起報復的欲望時，“‘仇恨希望它的對象不存在’”，對馬克思來說，“目的是喚起他的聽眾，使他們達到希望資產階級被鏟除的狀態”。
這是模棱兩可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點不是 “消滅”個人，而是 “消滅 ”作為一個階級的資產階級，也就是說，“消滅”資本主義。如果說這篇宣言喚起了對資產階級個人的 “仇恨”，那就歪曲了其中的矛盾性，以及對資本主義階級制度的關注。如果像利奧·庫珀（Leo Kuper）那樣，進一步聲稱 “資產階級的徹底非人化”與種族滅絕問題 “相關”，暗示 “非人化階級不可避免的暴力滅絕 ”的目的論，則是荒謬的。
盡管如此，將這種想象中的恐懼說教式地描述為一種基于人們“因為他們是誰，而不是因為他們做了什么”而產生的負罪感的懲罰，是完全錯誤的。在共產黨宣言中，在整個馬克思主義中，階級之間的關系絕對不是基于靜態的、既定的身份，而是基于關系，包括所做的事情。必須“根除”的是那些關系，而不是特定的人。
共產黨宣言明確指出：“成為資本家，就意味著在生產中不僅具有純粹的個人地位，而且具有社會地位”。正如宣言中對部分資產階級的階級背叛行為的描述所證明的那樣，這也不是自我本質的問題，而是由于采取了“反映趨勢的立場，一種資本集中的趨勢和一種依賴性和不穩定性的趨勢”，用喬迪·迪恩（Jodi Dean）的話來說，也就是說，積極地使這些結構和趨勢永久化。正是宣言中對斷裂的迫切需求表達了它所包含的激進仇恨。
但無論如何，盡管馬克思和恩格斯對這一制度大加撻伐，但他們對這一制度的變革和活力、對資產階級本身以及對這一制度崩潰的可能性的謳歌卻過于慷慨。宣言是對武器的呼喚，但那些不可避免的崩潰感的真實痕跡卻與鏟除制度的動力相抵觸。宣言希望成為該體系的“天鵝之歌”，但它也是“資本主義現代性榮耀的贊歌”。“我再說一遍，尤其是資產階級文明的現代捍衛者從來沒有寫出過這樣的東西，從來沒有人從對其成就及其對人類的意義的如此深刻和廣泛的理解出發，為商業階級撰寫過這樣的簡介”。如果說保守派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這句話有些夸張，那也不為過。宣言雖然火藥味十足，充滿憤怒和憤慨，但它欽佩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社會和資產階級。它太“崇拜”資產階級了。
很能說明問題的是，馬克思的傳記作者加雷思·斯特德曼·瓊斯(Gareth Stedman Jones)將宣言中最著名的一段描述為“戲謔的施虐狂”。人們可能對名詞有爭議，但對形容詞沒有爭議。要貪玩，要玩，就意味著要有玩伴。正是這種閃爍其詞、狂妄自大的挑釁，使得宣言如此輝煌，盡管它充滿敵意，卻暗示著某種盧迪克式的東西，與文本中任何消除主義者的仇恨背道而馳。
這并不是說宣言沒有仇恨。毫無疑問，它欣賞資產階級，與他們粗暴地嬉戲，也憎恨他們。當然，對制度的仇恨貫穿始終。但在最激烈的時候，它對資產階級這個階級的憎恨有多深呢？最具對抗性的部分是第 2.15 至 2.67 段，在這一段中直接與資產階級進行了爭論。這一第二人稱的轉換將仇恨置于欽佩之中，或至少與欽佩密不可分。2.34 章節暗示他們懶惰；2.38 章節是自私；2.45-2.51 章節指責他們虛偽。這些都是直接的攻擊。而這里真誠的憤怒則是在這種戲劇之上，是對贏得爭論的享受，是修辭上的粗暴。
但是，這里的蔑視是否大于對各種左翼對手的猛烈攻擊？如果說有什么不同的話，那就是對“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的明顯的謾罵更大，因為對他們沒有宣言對資產階級的那種矛盾的態度。
借用尼爾里（Neary）的一句話，在另一種語境下，《共產黨宣言》的 “消極性還不夠消極”。它不夠仇恨。沒有面對全知全能的憤世嫉俗者的不屑，我們應該對資本主義拋出的那些不義之詞保持震驚。它們激起了我們適當的、人性的、人道的反應，團結的憤怒，以及對這種不必要的苦難的厭惡。
如果我們不憎恨這種制度及其支持者，我們會是誰呢？如果我們不這樣做，那些憎恨它的人的憎恨就不會消退。“今天，仇恨也有了一個輝煌的基礎——如果我們不在此基礎上建立一些積極的東西，那么必然會出現的大廈確實會非常丑陋"。我們應該感受到無法用言語表達的仇恨，并將其付諸實踐。無論如何，這個制度因其無數不斷升級的殘酷行徑而值得我們痛恨。
統治階級需要工人階級。它想擺脫他們的各種幻想只能是幻想，因為作為一個階級，沒有屈從的人，它就沒法獲得力量。因此，帶來了更廣泛的統治階級對工人階級的蔑視(“chavs”)，階級厭惡，社會虐待；因此，帶來了統治階級的持續掌權，認為自己是特殊的，以及瘋狂歌頌殘酷和不平等。盡管這一切都很卑鄙，但它不是仇恨，肯定不是亞里士多德式的仇恨——因為它的對象絕對無法根除。
對于工人階級來說，情況就不一樣了。消滅資產階級這個階級，就是消滅資產階級統治、資本主義、剝削和人類的劣根性。這就是為什么工人階級不需要施虐，甚至不需要報復——也是為什么他們不僅可以，而且必須仇恨。它必須憎恨它的階級敵人和資本主義本身。
對壓迫者的憎恨
促使《共產黨宣言》誕生的主要文本之中，有一個更好的憎恨范例：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在這本震撼人心、尖銳刺耳的著作中，階級性最強烈的仇恨一再反復出現。當然，它承認資產階級 “仇恨 ”工人階級的 “這些聯系”：資產階級當然可以鏟除這些聯系。但是，恩格斯不僅沒有回避工人階級對其壓迫者的反過來的仇恨，而且還反復援引這種仇恨。
他認為這是必要的，也是工人階級政治的核心。在恩格斯看來，工人“應當像人一樣生活，像人一樣思考和感受（原文如此）”、“只有在對壓迫者、對把他們置于這種地位、把他們貶低為機器的那種秩序充滿仇恨的情況下”。仇恨是尊嚴的必要條件，也就是政治能動性的必要條件。他并沒有大肆宣揚仇恨，他非常清楚“仇恨被扭曲到絕望的程度”，這種危險表現在工人對資本家的個人攻擊上。
相比之下，“階級仇恨”是“使工人更接近目標的唯一道德動力”。這與個人化的仇恨直接對立：“無產者受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影響越多，革命中的流血、復仇和野蠻就越少......（任何共產主義者都不會想到要對個人復仇）”。
誠然，如果不能至少對個人化的仇恨感同身受，或者干脆全盤否定這種仇恨是道德上的失敗，那將是一種原始而狂熱的社會主義。尤其是在我們這個時代，施虐和糾纏已成為政治手段的核心，尤其是在統治階級中。左翼人士要想對對沖基金創始人、制藥公司首席執行官、詐騙犯馬丁·史克雷利（Martin Shkreli）等人不懷恨在心，就必須具備超乎常人的圣潔，這不僅是因為他們炫耀性地從人類的苦難中牟取暴利，還因為他一再地、表演性地、嚴格地努力讓自己受到憎恨。當然，抨擊種族、嘲笑殘疾、慶祝性侵的特朗普自然也在其列。
革命運動的歷史，除個別外，就是一部有組織的激進分子試圖抑制個人化的階級仇恨的歷史。仇恨必須是帶有 “共產主義思想”的階級仇恨，這正是為了消除“當前的苦痛”。但階級仇恨是光輝的，也必須是光輝的，用恩格斯的生動表述，只有“懷著最光輝的仇恨”，處于歷史最前沿的人才能保持自尊。激進派記者亞歷山大·考克伯恩（Alexander Cockburn）曾對他的實習生提出過一個著名的問題：“你們的仇恨純粹嗎？”他所詢問的“純粹性”就在于此。這是 “?????????? ??????????”（“taklit sinah”）的政治迭代、 詩篇中對那些起來反對耶和華的人的“最大”或“完全的憎恨”——也就是說，翻譯成政治末世論，就是正義的敵人。《詩篇 》139：22中如是：“我對他們恨之入骨”。
為了全人類，我們必須比共產黨宣言更強烈地去憎恨。這種階級仇恨是團結的動力，是自由的動力，是人類全面發展的動力，與貫穿共產黨宣言及其后所蘊含的解放倫理是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的。我們應該憎恨這個世界，甚至比宣言更憎恨它，通過憎恨它來超越它。我們應該憎恨這種可恨的、仇恨的和釀造仇恨的殘酷制度，它耗盡我們的精力，使我們枯萎，使我們死亡，它阻礙了我們的關懷，使人類的關懷在其規模和影響上如此受困、受限和受阻，而我們本可以做得更好。
仇恨不是也不可能是人類復興的唯一或主要動力。那將是非常危險的。我們既不應贊美也不應相信我們的仇恨。但我們也不應否認它。它不是我們的敵人，我們不能沒有它。但是，就連切·格瓦拉都不得不這樣說：“讓我冒著讓人嘲笑的危險說出來吧，引導真正的革命者前進的，是偉大的愛。” 正是為了愛，當我們今天閱讀共產黨宣言時，必須要比共產黨宣言所懂得的更多更好地去恨。
原題《無產階級不需要報復，但需要憎恨——為什么我們要憎恨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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