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西元1951年批判電影《武訓傳》之事，“改開”后“主流”話語指責為“錯誤”。 對此，看看那部電影，認真思考一下，應該有所判斷。
電影《武訓傳》是西元1950年公映的。這部電影的主要內容是：清朝末年，窮苦鄉民武訓因不識字而飽受有錢人欺凌壓榨，于是產生了要“辦一個讓窮孩子上學不要錢的義學院”的想法。為此，他四處乞討，甚至不惜爬在地上給人當馬騎，讓別人把自己打得翻來滾去……總之是卑躬屈膝，逆來順受，以可憐的笑臉討得一點兒施舍。如此這般數十年，他攢夠了辦學的經費，在“德高望重”的楊進士門前跪求了三天，終于建起了義學，讓窮孩子們來免費上學，而他自己仍然破衣爛衫出外乞討……
看得出來，雖然開頭和結尾加上了新中國女教師講述武訓故事并“頌揚勞動人民”的帽子和尾巴，但整部影片的基調是贊頌武訓的?？赐觌娪埃钊诵那楹軌阂?，因為影片提供給觀眾的“希望”似乎只在于那低聲下氣、猥瑣可憐的乞求，這無法令人感動，更談不上使人振奮。《武訓傳》在藝術性方面乏善可陳，思想性方面則有嚴重謬誤，的確不是一部好電影。
這部令人壓抑的電影雖然在解放后公映，但其劇本和主題的確定是在解放前，有思想性方面的問題似乎難免，本來也不值得過于關注。然而，西元1950年底《武訓傳》公開上映后，京、津、滬等地主要報刊雜志上相關文章對之“好評如潮”，有的甚至把影片中武訓的行為與“為人民服務”聯系起來。這引起毛澤東主席的關注，他觀看該片后，經反復思考，修改了胡喬木起草的一篇批判電影《武訓傳》的文章，將標題改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并批示“以《人民日報》社論發表”。 在《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文中，毛澤東主席加寫了一段文字：“《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性質。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統治者的偉大斗爭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的宣傳封建文化，并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丑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種丑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斗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能夠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誣蔑農民革命斗爭、誣蔑中國歷史、誣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宣傳。”現在看來，這些話的語氣和用詞或許有點兒過于“咄咄逼人”，但平心而論，毛澤東主席所指出的電影《武訓傳》的問題是符合事實的，是深刻的，是高瞻遠矚的。
“新文化運動”以降，國內許多政治、文化“精英”自覺不自覺地拜倒在西方面前，隱晦甚至公開地貶低中華民族、宣揚崇洋媚外，把中國的未來寄托在西方帝國主義身上。電影《武訓傳》所表現的武訓動輒下跪乞求、逆來順受，隱隱然折射出這種心態和思維的影子，而電影上映后報刊雜志的一片吹捧鼓噪更反映出嚴重問題。所以，毛澤東主席說它“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承認或者容忍誣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可謂一針見血。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亟需全國人民團結一心、自立自信自強建設國家并反擊外敵，《武訓傳》所透露的那種心態是極為有害的，在當時，毛澤東主席借此發起討論或曰“批判”是非常及時的，是正確的，現在看來也是應該的。
“改開”以后，在文化“精英”們之中掀起的為《武訓傳》“平反”的浪潮，其中有的是真的相信“政治不要干預文化藝術”，有的則實際上是某種否定新中國歷史的圖謀的組成部分。據說“被視為《武訓傳》平反的轉折點”的是西元1985年9月6日《人民日報》刊登的《胡喬木說：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非常片面、極端和粗暴》的文章。胡喬木是不是真的那樣說了？無法確認。如果他真的說了，如果他還存有革命初心，那么面對以后發生的思想文化藝術領域沉渣泛起的狀況，他應該有所自省與反思。
電影《武訓傳》不是一部有益的影片，當年對它的“批判”利大于弊，不存在“平反”的問題?，F在將它“解禁”，讓大家都看看它，也許更能幫助人們理解新中國前期的政治運動，反思四十年奪來的某些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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