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出自唐代詩人常建的《題破山寺后禪院》。該詩的最妙的一句是“曲徑通幽”，妙處在于最美好的景致，不能直接展現在人們面前，而要通過彎彎曲曲的小路之后才能看到。
中國人做事講究委婉，曲折，一般不會直截了當，一語道破。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學界興起一股“傷痕文學”的風潮，那些能拿起筆寫文學作品的人，使用文字表達自己在那場運動中遭受的“苦難”。還別說，這樣的哭哭啼啼，還真的贏得不少同情，同情之余又被帶入另一種境界。
誰給知識分子造成如此的苦難呢？當然是那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那么，誰發動了那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呢？后面的“曲徑通幽”就不用說了，最終的結局是，一盆盆臟水潑向了偉人！
前幾天，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題目是《“漢奸”陳永貴是怎樣過關的？》，內容是這樣的：有人在“文革”中舉報陳永貴在抗戰時期充當過敵偽情報員，山西省委核實后報請中央，周總理指示“不要擴散”，毛主席特批“不要再提了”。
文中指出：通過查證，在陽泉市商業局炊事員李觀海的個人檔案中發現線索。李觀海是大寨公社武家坪人，1955年鎮反時，他交代過自己曾參加昔陽日偽特務組織“興亞會”，并當過情報員的罪行材料。
這篇文章，從真實性，到作者觀點沒有絲毫問題，但我卻看到了問題。一個問題在我的腦際升騰起來：為什么有人在這個時候放出這篇文章？
“文革”期間，清理階級隊伍，甄別黨內的異己分子，大搞階級斗爭，在那種形勢下，不放過一個壞人，這是共識。以歷史的眼光來看陳永貴的那“真實”的歷史，根本不算什么，因為在日本侵略者的鐵蹄之下，百姓在形式屈從，并非“漢奸”行為，因為他們沒有實質性損害國家和民族利益。
如果陳永貴給日本人做過跑腿的差事，可以被認定為“漢奸”，那么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都給蔣介石做過事，還不是一般的事，都是大事，他們不照樣是革命家嗎？就連“文革”期間的樣板戲《杜鵑山》里也有類似的情節：為土豪做事的大江被雷剛抓住，決定以土豪類處，被黨代表柯湘阻止，大江成了農民自衛軍的積極分子。
既然陳永貴的“漢奸”黑料并不黑，也影響不了他成為一個優秀共產黨員，更影響不了他在新中國成長為一個優秀的基層干部，更更影響不了他成為貫徹共產黨毛主席建設社會主義的先鋒模范，那么這篇文章的“玄妙”之處在哪里呢？
誰都知道，陳永貴是毛主席親手樹立的榜樣，他是一個優秀的共產黨人，曾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帶領大寨人戰天斗地，不僅讓大寨人過上了幸福生活，還為國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為此，偉人發出“農業學大寨”的號召。
“農業學大寨”的口號，在中國大地上，尤其是在廣大的中國農村，深入人心，并且成為農業戰線的一面旗幟，對中國的農業發展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后來相當長一段時間，“文革”被否定，接著新中國前三十年被抹黑污蔑直至被否定。
幾十年后，“人間正道是滄桑”，真正讓中國走向富強的不是公知吹噓的“自由經濟學”，不是精英推崇的的“誰跟美國走近，誰就會成為發達國家”，更不是全面私有化，而是重新走“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不忘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初心。
歷史重新把偉人推到至高無上的地位，人民歌頌偉人的豐功偉績，贊美偉人為中國制定的社會主義制度，稱頌老人家帶領人民取得的偉大成就。可以說，美西方不怕中國現代化，最怕中國毛澤東化，這已經是我們的共識。
中國那些曾經上躥下跳，抹黑污蔑偉人的精英，也從形式上偃旗息鼓了。但我們不能掉以輕心，他們一定會換一種方式，更隱蔽，更難以讓人辨別地去實現他們的罪惡目的。
大寨倒下了，大慶倒下了，鞍鋼憲法倒下了，接著就是陳永貴倒下，“鐵人”王進喜跌落塵埃，董存瑞、邱少云、黃繼光、劉胡蘭等一大批被偉人樹立的人民英雄被質疑。
其實，這些都是前奏，最核心的是向偉人本人身上潑臟水，最終達到徹底否定共產黨，徹底否定社會主義制度，讓中國成為少數精英的天堂而已。
“明修棧道，暗度陳倉”，“聲東擊西”，“項莊舞劍志在沛公”，“醉翁之意不在酒”，古代這些妙計，只可惜被少數奸佞之人使用得爐火純青。
但是，人類歷史滾滾向前，公平正義浩浩湯湯。污蔑抹黑偉人的技巧無論如何巧妙，如何精致，其結果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無恥之輩只能徒喚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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