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看到網友發的截圖，是《華夏文摘增刊》第一三二八期張愛萍的兒子寫的一篇文章，內容是張愛萍對毛主席的回憶。
這里主要講了三件事，其中有一件是廬山會議，這個問題太大，無法在一篇文章中寫清楚三個問題，關于廬山會議，筆者后續會以連載的形式發出。本文討論張愛萍所說的另外兩件事。
該文寫道：
【父親說:“解放后，還是在華東時，來北京開過幾次會，我就看出來了，因為是一言堂，就有人跟著跑，黨內生活就不正常了。我回來跟陳老總說起，陳嚴肅地說，這種話不好瞎說的喔!不辯真偽，不講真理，而是依附一種勢力，仰人鼻息，無原則的歌功頌德，我做不到。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是做人的節操，何況是一個革命者。但個人又能怎樣呢?不愿意依附，唯一的只能是埋頭于工作，不看，不聽，不參與，除了工作關系外，我沒有私人間的往來，因為我厭惡黨內那些拉拉扯扯的現象。我有時也會發泄一下，所以葉帥送給我一個綽號:帶刺!”
“關于粟裕同志的問題。當時是突然通知的，在游泳池。我們(指當時總參的幾個領導人)到了后就等在那里。毛起來，穿上件睡衣，說找你們來，是要談談粟裕的問題。……大家都沒有說話。在這樣的場合，以這樣的口氣，談這樣的問題，這做派我真不能習慣。我想起瓦窯堡時自己打了敗仗去見他的情景，這次，怎么也接受不了。回來我就跟你媽媽講了，有變化了，和從前不一樣了。”】
該部分闡述了兩個問題：
1、一言堂；
2、毛主席穿睡衣與同志談話——“做派”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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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一言堂，張愛萍說是在來京開會期間感受到的。我們無法判斷張愛萍參會的是否有毛主席參加，是否在說毛主席“一言堂”。但這篇文章就是張愛萍回憶毛主席的，所以大概率是說毛主席搞“一言堂”。
張愛萍的這套說辭，與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如出一轍，該決議說：
【這個期間（1956-1966，井岡山觀心注），毛澤東同志在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他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于黨中央之上】
筆者為此專門寫了一篇文章《<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完全實事求是嗎？之一》來考證毛主席到底是不是有“個人專斷作風”。筆者在該文中用事實回答了毛主席是否有“個人專斷作風”。其中一件事：
根據《毛澤東年譜》：
（1961年）3月13日上午八時，為認真調查公社內部兩個平均主義問題，致信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彭真以及三北會議各同志。全文如下：“今天派陶鑄同志到你們那里來，向你們作報告；并向到北三區會議的同志們提出一些建議，以供參考。大隊內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生產隊（過去小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是兩個極端嚴重的大問題，希望在北京會議上討論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導各級第一書記認真切實調查一下。不親身調查是不會懂得的，是不能解決這兩個重大問題的（別的重大問題也一樣），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調動群眾的積極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兩位同志在會后抽出一點時間（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順義、懷柔等處同社員、小隊級、大隊級、公社級、縣級分開（不要各級集合）調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數，好作指導工作。我看你們對于上述兩個平均主義問題，至今還是不甚了了，不是嗎？我說錯了嗎？省、地、縣、社的第一書記大都也是如此，總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務工作，不作親身的典型調查，滿足于在會議上聽地、縣兩級的報告，滿足于看地、縣的書面報告，或者滿足于走馬看花的調查。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樣犯了的。我希望同志們從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當然要堅決改正。......
毛主席在這封信里對幾位領導人提出了嚴厲批評“我看你們對于上述兩個平均主義問題，至今還是不甚了了，不是嗎？我說錯了嗎？”。
這“兩個平均主義”是上文所說的“大隊內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生產隊（過去小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
當時以大隊為核算單位，大隊下面有多個生產隊（小隊），大隊可以在生產隊（小隊）之間進行物資無償調撥。這樣造成的后果就是挫傷了富隊的積極性——我生產的多，卻被大隊給拿走平均給其他生產隊（小隊）了。
這個平均主義，毛主席是反對的，希望以生產隊（小隊）為核算單位，這樣大隊就無法在生產隊（小隊）之間無償調撥了，各隊的積極性就不會被挫傷了。
毛主席嚴厲批評2天后，在廣州會議上，毛主席又提出了“主張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
根據《毛澤東傳》：
從（1961年）十五日開始，兩會合一（廣州會議——井岡山觀心注），重新編組。各組主要圍繞公社體制問題、食堂問題、供給制問題進行討論。在這些問題上，特別是食堂、供給制問題，意見很不一致。毛澤東印發了幾個材料，有一個是三北會議印發過的河北省委關于調整社、隊規模的意見。河北主張生產隊改為大隊，生產小隊改為生產隊，作為基本核算單位。毛澤東印發時，在標題下面特別注明“主張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還有一個是陜西省委關于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利弊的材料。毛澤東印發這些材料，想引起與會者注意，但議的結果，都不贊成。
即使毛主席那么嚴厲的批評平均主義，但他的“主張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仍然不被大家所贊成，在會議上沒有被通過，大多數人還是認為要以大隊為核算單位。
隨后通過的“六十條”就是證明。
根據《毛澤東年譜》：
（1961年）3月22日 下午，主持中央工作會議（廣州會議——井岡山觀心注），會議討論通過《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六十條”）。
通過的“六十條”沒有采納3月15日毛主席“主張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而是采納了大多數人的“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
《毛澤東傳》有專門記載：
“六十條”就是要著重解決這些問題。關于人民公社三級的名稱，過去各地很不統一。作為基本核算單位的那一級，有的叫管理區，有的叫生產大隊，有的叫生產隊，從“六十條”起，一律叫生產大隊；過去的生產小隊，一律改名為生產隊。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
從這次會議中可以看到，毛主席有沒有“個人專斷”？是不是少數服從多數？是不是服從了大多數人的意見？
這個由讀者自己做出判斷。
《毛澤東傳》記載：
“六十條”集中了廣大干部和群眾的意見和要求。但是，它是不是正確，是不是符合實際？行得通行不通？還有些什么問題沒有解決？這就需要再拿到干部和群眾中去征求意見，放到實踐中去檢驗。這是毛澤東歷來倡導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
這是不是“個人專斷”、“凌駕于黨中央之上”，相信讀者朋友們會有自己的判斷。
還有，哪怕包括鄧小平寫信給毛主席要求解決自己的家事，毛主席也是批示：“印發政治局。他家務事請汪辦一下。”
筆者自己在《毛澤東年譜》、《毛澤東傳》中查找，沒有發現。筆者也許會有疏漏，請讀者自己到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毛澤東傳》中查找，如果需要電子版，筆者可以提供。
至于張愛萍說的“來北京開過幾次會，我就看出來了，因為是一言堂”，在不是毛主席主持的會議上，是否有人大搞“一言堂”，那筆者就不得而知了。
1957年10月9日，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做革命的促進派》（毛澤東選集）：
今年這一年，群眾創造了一種革命形式，群眾斗爭的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現在我們革命的內容找到了它的很適合的形式。
......我們黨有民主的傳統。沒有民主的傳統，不可能接受這樣的大鳴大放，大爭大辯，大字報。
而且，“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被寫進了197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十三條 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形式。國家保障人民群眾運用這種形式，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以利于鞏固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取消了“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條款。
“個人專斷”是否敢讓人民群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請讀者自己做出判斷。
退一萬步講，如果毛主席真的是“個人專斷”、“凌駕于黨中央之上”，包括張愛萍在內的其他人為什么不能提出反對意見呢？如果認為毛主席錯了而不去抵制，那就是違反了共產黨員實事求是的原則，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員。黨章上清楚地寫著“中國共產黨黨員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
如果認為毛主席是對的而贊成毛主席，還能談得上毛主席“個人專斷”、“凌駕于黨中央之上”嗎？請讀者自己去判斷。
無論張愛萍所說的“一言堂”指的是誰，但到底毛主席是不是“一言堂”，相信讀者會有自己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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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毛主席穿睡衣與同志談話——“做派”變了，這是更有意思的一件事了。
好在還有歷史記錄。
根據斯諾《紅星照耀中國》：
【有一個戰士告訴我，他曾經親眼看到毛澤東把自己的上衣脫下來給一位在前線受傷的弟兄穿。他們又說當紅軍戰士沒有鞋穿的時候，他也不愿意穿鞋的。
然而我非常懷疑，他是否能夠博得中國上層知識分子的敬仰，也許這并不完全因為他有非凡的頭腦，而是因為他有農民的個人習慣。巴萊托的中國門徒們也許要嫌他粗魯的吧。我記得有一天我和毛澤東談話的時候，看見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褲帶，搜尋著什么寄生物——不過話得說回來，巴萊托要是生活在同樣的環境中可能也非搜尋一下不可。但我可以斷定，巴萊托決不會當著紅軍大學校長的面松下褲子的——我有一次訪問林彪的時候，毛澤東卻這樣做過。小小的窯洞里非常熱。毛澤東把身子向床上一躺，脫下了褲子，向著壁上的軍用地圖，仔細研究了二十分鐘——偶然只有林彪插口問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毛澤東都是一概知道的。他隨便的習慣和他完全不在乎個人外表這一點相一致，雖然他完全有條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將軍和《中國名人錄》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樣。】
斯諾在他的全球轟動的《紅星照耀中國》中記述了他親眼所見的兩件事：
第一件，毛主席在保安（即志丹縣）與斯諾談話時，當著斯諾的面“松下了褲帶，搜尋著什么寄生物”——抓虱子。
第二件，在保安（即志丹縣）與林彪談話時，毛主席嫌窯洞熱，“身子向床上一躺，脫下了褲子，向著壁上的軍用地圖，仔細研究了二十分鐘——偶然只有林彪插口問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毛澤東都是一概知道的”。
早在紅軍到陜北不久，尚在國民黨圍剿陜北根據地的危難時局，毛主席就有了當著美國著名記者斯諾的面松褲帶抓虱子，就有了躺倒床上脫褲子看地圖與林彪談話的“粗魯”。當然“他完全有條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將軍和《中國名人錄》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樣”。
張愛萍作為一名高級將領、高級領導人，不可能不知道《紅星照耀中國》，不可能不知道這里的情節。至少，他在延安時期不可能不知道毛主席的“粗魯”。
那為什么張愛萍后來又對他兒子說“在這樣的場合，以這樣的口氣，談這樣的問題，這做派我真不能習慣”呢？
——不得而知。
還是請讀者朋友們自己給出自己的答案吧。
還有兩張有意思的照片，也能看到毛主席的“做派”，到底是不是張愛萍對他兒子說的“回來我就跟你媽媽講了，有變化了，和從前不一樣了”：
這是1954年10月，毛主席與程潛等人在長陵大殿休息。大家能想象得到這是新中國的主席、中國共產黨的主席嗎？試問，能有哪個國家的領導人能夠在堂堂廣眾之下躺在地上的？
這是1959呢6月24日，毛主席在湘江游泳后，登上橘子洲頭，兩腳泥巴與農家小孩逗趣。
兩腳大泥巴，睡衣上也是泥巴，這不就是活脫脫的農民群眾嗎？這又是什么“做派”？
相信讀者朋友們會有自己的答案。
補充幾個毛主席穿睡衣活動的情景。
根據東方直心老師《毛澤東大傳》，時任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的史向生回憶：
【（1958年）8月6日早晨，接到了省委電話，讓我連夜趕回鄭州，向主席作匯報。我立即騎上騾子，到遂平縣搭火車，當夜趕回鄭州。到鄭州時已是深夜，車站接我的同志將我領到主席的專列上，吳芝圃等省委幾位書記早已等候在那里。他們告訴我，主席等我到半夜，現已被葉子龍等隨行人員勸說去睡覺了。……凌晨4點左右，主席醒了，他聽說我等在那里，立即穿了睡衣出來。主席見到我，仿佛遇到了老朋友，高興地說：
‘正等著你呢，想聽你講講嵖岈山的情況。’】
《毛澤東大傳》：
【（1955年）3月9日下午，毛澤東到暢觀樓班禪額爾德尼住地為其返藏送行，在座的有汪鋒、計晉美等人。
......3月12日早晨，毛澤東連續工作了一個通宵，正準備躺下休息，聽說達賴馬上就要離京了，立即吩咐備車。倉促之間，他竟然只穿了睡衣，乘車直奔東交民巷為達賴送行，與達賴握手告別。】
根據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
【陳毅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深夜因癌癥去世。他在井岡山時期就同毛澤東密切共事，兩人長期以來有著不平常的友誼。
......一月的北京，正是最冷的季節。寒風凜冽刺骨，在外面呆久一點，就使人感到肌膚僵凍。就在陳毅的追悼會舉行前一個多小時，毛澤東突然決定要去出席。這個舉動，誰都沒有想到。張玉鳳回憶當時的情況：
“一月十日午飯后，照例，主席要睡一會兒。但這一天他卻沒有睡意。我勸他休息一會兒，他說到沙發上坐坐。坐下以后便隨手抓起一本書看。他顯得那么煩躁，我們不敢多問什么，做完事就離開了他的房間。過了一陣，他突然問我：‘現在是什么時間？’我告訴他：‘現在是一點半。’他馬上說：‘調車，我要去參加陳毅同志的追悼會。’主席這個突然決定我一點都沒有想到，我也不知道今天中午有什么安排。主席說要參加追悼會，我就趕緊地通知調汽車，又通知了汪東興等領導同志。
這時，主席還穿著睡衣，下身是一條薄毛褲。我們拿著他平時出門見客時總要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要給他換上，他說：‘不要換了，我套在睡袍外面就行了。’我們給他穿好上衣，再穿制服褲子時，他便不讓穿了。弄得我、吳旭君都感到無所適從。主席只穿著薄毛褲出門，怎么行呢？可是，主席的脾氣我們是很了解的，有時候他要做的事情誰都別想阻攔，他不想做的事你動員他做也不那么容易。所以，我們只好在外面給他穿了件大衣。主席乘坐上五十年代蘇聯政府送給他的那輛‘吉斯’牌轎車，沿長安街徑直向西駛去。”】
順便介紹一下張愛萍的兩個兒子，根據百度百科：
【張翔，中將、第二炮兵原副司令員。
張翔的父親是張愛萍】
【張勝，四川達縣人，著名將領張愛萍之子，曾任總參謀部作戰部戰役局局長，代表作品有《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
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毛主席到底是什么樣的人，還是請讀者朋友們自己判斷。
張愛萍到底是什么樣的人，也還是請讀者朋友們自己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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