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石仲泉認為，“中央‘八月來信’的意見與毛澤東的許多主張是一致的，且糾正了毛澤東的一些不準確說法，有些觀點比毛澤東講得更明確、更周全。”（石仲泉：周恩來與《古田會議決議》及其在中央蘇區的艱辛歷程——紀念周恩來誕辰125周年）我閱讀周總理起草的“八月來信”，絲毫看不出這封信的內容究竟哪里比毛主席講的“更明確”、“更周全”，只能看出那封信對毛主席的批評恰恰體現了當時總理的認知局限，而絲毫看不出那封信的部分觀點是“糾正”了主席的“不準確說法”。
我就通過這篇短文具體對比一下總理1929年8月這封信以及主席在1929年8月之前建軍思想的異同。石老，您年齡也不小了，請不要“雞蛋里頭揀骨頭”一樣的貶低毛主席。這是不得人心的！
（1）對首要任務的判斷，毛周的觀點完全一致，而且主席比總理提的更早
早在1929年4月，為了反駁周總理起草的完全脫離紅軍實際情況的“二月來信”，主席就講：“對于目前工作的布置，決定在國民黨混戰初期，以閩西贛南二十余縣一大區為范圍，用游擊戰術從發動群眾以至群眾的公開割據，深入土地革命，建設工農政權，由此一割據與湘贛邊之割據連接起來，形成一堅固勢力，以為前進的根基。”（毛澤東：《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可見，這時主席就指出紅軍主要任務是通過游擊戰爭發動群眾、開展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政權，并提出“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毛澤東：《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等等避實擊虛的戰略戰術，為建立工農武裝割據政權做了充分的準備。
周總理在1929年8月指示信中說：“你們的任務便首先是:游擊區域的發展、農民武裝的加強、紅軍的擴大,而土地革命的深入更是根本任務。”（周恩來：《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這一觀點和主席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比主席提出的要晚。所以，我根本看不出八月來信在哪里說的“更明確”。
（2）關于紅軍政治工作，毛周觀點完全一致，而且主席比總理提的更早
早在1929年4月，主席就指出：“這時候的紅軍不是一個單純打仗的東西，它的主要作用是發動群眾，打仗僅是一種手段。并且打仗的時間、分做群眾工作的時間乃是一與十之比。”（毛澤東：《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可見，這時主席早就提出紅軍必須重視群眾政治工作的問題。前文引用的主席這封信的內容也可見主席早就在這時提到了紅軍重視幫助群眾建立政權。
總理在8月來信中說：“你們必須發動更廣大的群眾來參加這一戰斗”“整個紅軍的游擊,更充分負有發動群眾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使命。”（周恩來：《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這些觀點無疑和主席是完全一致的，而且這些觀點早就被毛主席親口提過。所以，我根本看不出八月來信在哪里說的“更明確”。
（3）對于批判小資產階級思想，毛周完全一致，毛主席提出的更早
主席精準指出：“形式主義之來源是由于唯心主義，唯心主義之來源是由于游民、農民與小資產階級成分中產生出來的個人主義，這與小團體主義、流寇思想、單純軍事觀點等等是在一條路線基礎上的，只是一個東西。”“我們必須和這種思想(主要的是思想問題，其余是小節)奮斗，去克服這種思想，以求紅軍徹底改造，凡有障礙腐1日思想之鏟除和紅軍之改造的，必須毫不猶豫地反對之”（毛澤東：《給林彪的信》）。可見，主席早就指出過紅軍內部錯誤思想根源于農民的小資產階級基礎，并指出必須對這些毫不猶豫的加以反對。
總理說：“問題是在農民的成份上,要多找雇農貧農,要多使之受到無產階級的教育,接受無產階級的領導,以趨于黨的一致。”（周恩來：《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這一觀點和主席無疑是完全一致的，并沒有“別出心裁”。所以，我根本看不出八月來信在哪里說的“更明確”。
（4）對于堅持前委領導、不設軍委，毛周觀點一致，毛主席提出的更早
主席堅決強調：“少數同志們硬是要一個軍委，骨子里是要一個黨的指導機關拿在他們的手里以求伸張那久抑求伸的素志(即與歷來指導路線不同的另一指導路線)，然而表現出的理由仍然是冠冕堂皇的，可惜完全是一種形式主義罷了。”（毛澤東：《給林彪的信》）可見，主席早就反對安插軍委、干預前委對軍隊的直接指揮。
總理說：“但現在還沒有此種情勢,故前委的作用仍限于軍中,與閩西特委只取橫的關系,自然用不著再組織軍委了”（周恩來：《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這一觀點和主席一致。所以，我根本看不出八月來信在哪里說的“更明確”。
（5）對于紅軍的政治宣傳，毛周的不同，在于總理強調了不切實際的“保衛蘇聯”
前文已知主席和總理都重視對于紅軍的政治宣傳，但是總理和主席有一點不同，就是總理強調：“要使其如對軍閥戰爭所加于人民的禍害一樣地了解,并要使其了解能站在同情于蘇聯一方面,引起他們與統治階級斗爭以保護蘇聯的決心。”（周恩來：《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向遭受著帝國主義侵略的、自己還沒有翻身的農民宣傳“保護蘇聯”、保護一個已經實現國家獨立和工人翻身的大國，這一觀點無疑是不切實際的。說國際互助就不錯了。讓弱小的中國工農紅軍“保護”強大的蘇聯，這個口號真的太脫離群眾。“保護蘇聯”體現了當時我黨上層過分附庸于國際、不利于喚起國內農民投入中國人民自己的民族解放這一最主要矛盾的幼稚思潮。對于“保衛蘇聯”這一不切實際的口號，主席堅持盡可能少提、不用提就不提、為了遵守組織紀律不得不提的時候才不得不提。
主席和總理在對紅軍、對人民進行政治宣傳的不同之處，不能體現總理認識的“全面”，只能體現總理當時對于主要矛盾——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重視程度的不足和對共產國際的過度依賴以及在群眾宣傳工作方面脫離群眾的實際情況。這就是主席后來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之中批判的“言必稱希臘”（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這也許就是您石老說的“更周全”吧？但是這實際上并不是周全，而是脫離實際。
（6）對于軍隊堅持集中制，主席提出的實際上比總理要早，毛周交流存在時間差
主席在1929年6月14日給林彪的信中就說：“行軍時多的游擊時代與駐軍時多的邊界割據時代又絕然不同，軍隊指導需要集中而敏捷。少數同志們對這些實際的理由一點不顧及，只是形式地要于前委之下、縱委之上硬生生地插進一個軍委，人也是這些人，事也是這些事，這是什么人都明白在實際上不需要的。”“至于黨部機關代替了群眾機關或政權機關，如縱委代替了縱隊士委、縱隊司令部、縱隊政治部，前委代替了軍士委、軍司令部、軍政治部，亦是從來沒有過。但是少數同志的形式主義又要在這里發揮了，他們說黨部機關雖沒代替群眾機關及政權機關，但實際上縱隊司令部少向軍司令部打報告了，軍司令部淡了。少數同志們不知道這種現象是形式主義與需要主義之不同，縱委或前委的領導加強，一切問題（凡是他們所需要提出的）都能夠提出在會議席上討論決定，然后通知政權機關負責同志去執行，否則謂之自由行動（如自由支配財政、自由支配槍彈等）。這種表現是黨部領導力量加強的證例，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是一種進步的現象。”（毛澤東：《給林彪的信》）可見，主席在看到總理的8月來信之前就知道堅持軍隊指導需要集中的問題，而且主席在看到總理8月來信之前早就堅持加強黨的領導。6月22日，紅四軍七大召開，“會議否定了毛澤東提出的必須反對不要根據地建設的流寇思想和必須堅持黨的集權制(當時對民主集中制的稱謂)領導原則的正確意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29年，三十六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席這表態難道“不明確”嗎？！！
1929年8月，總理認為主席“對于集權制沒有勇敢地回答它是在目前與敵人肉搏的環境中所絕對必需”（周恩來：《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這顯然是不切實際的。主席在1929年6月14日就提出集中指導的必要，在6月22日還堅持集權制，最終還落選前委書記。這哪里是“對于集權制沒有勇敢地回答它是在目前與敵人肉搏的環境中所絕對必需”呢？可見總理對于前線的真實情況了解嚴重不足，以至于誤解了主席。這也許就是石老認為的“更明確”吧？實際上不存在“更明確”，只存在總理對前線的情況認識的不足。
（7）主席堅持的“黨管一切”完全正確，總理當時的認識深度存在局限
總理認為：“‘黨管一切’的口號,在文字的涵義上,在群眾的了解上,都不正確……必阻礙了群眾自己建立政權的決心,而認黨尤其是紅軍,是天外飛來的‘救苦觀音’。這萬萬要不得”（周恩來：《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這實際上是不對的。這體現了總理當時對無產階級先鋒隊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割裂，體現了總理沒有克服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更體現了總理對主席“黨管一切”正確思想的誤解。主席當時已經是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主席深知：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就應該領導一切。群眾能自己建立政權，離不開自己的先鋒隊——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主席講的“黨管一切”真實含義也并不是總理認為的“事事包辦”。這一點我在后面引用真實資料來解釋。
主席當時堅持的就是“黨管一切”正確觀點。《周恩來文選》收錄的總理8月來信的注釋中說：“據有關當事人回憶：‘黨管一切’不是毛澤東的原話，毛澤東說過黨什么都要管。”（《周恩來文選（第一卷）》第89頁。）“黨什么都要管”實際上也是“黨管一切”的意思。主席作為最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一生都堅決堅持真正的共產黨領導一切。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證明，無產階級的一切事業都離不開黨的領導。政治、軍事、經濟、文化、衛生、科技……哪個能不歸黨管呢？都必須歸黨管！如果黨不管，脫離了黨的正確的政治方向，就會給人民帶來災難。所以，主席堅持“黨管一切”是完全正確的。沒有先鋒隊或者缺少先鋒力量的時候，群眾也要自己在斗爭中鍛煉出先鋒力量。在捍衛“黨管一切”觀點的時候，主席講：“他們提出攻擊的理由最具體的是：（一）黨代替了群眾的組織，（二）四軍黨內有家長制。他們這種攻擊又全陷于形式主義。黨的組織代替群眾組織，自有四軍黨以來就是嚴禁的，就前委指導下的工農組織說來，未曾有黨的支部代替過工農協會的事，就兵士組織上說，未曾有任何一連的連支部代替過連士兵委員會的事，這是四軍中有眼睛的人都見到的。”（毛澤東：《給林彪的信》）可見，主席講的“黨管一切”不是所謂的“恩賜主義”、“事事包辦”，而是堅持服務于革命事業的一切行動都必須嚴格貫徹黨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總理無疑理解錯了主席所講的”黨管一切”。
所以，建國以后主席說：“黨必須領導一切，領導我們的各種工作。”（《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3年，六十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黨是領導一切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1年，六十八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席從來沒有割裂過黨和群眾之間的關系。防修反修偉大決戰之中，主席從來沒有取消過黨的領導、從來沒有忽視過先鋒隊的作用。
主席堅持在先鋒隊出現部分變質的時候充分發動群眾、教育群眾在斗爭中自己在捍衛自己當家作主的權利的過程中鍛煉出新的先鋒骨干力量，從而實現紅色骨干力量的大聯合。所以主席講：“要放手，不怕亂，放手發動群眾，要大搞，這樣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來……打擊面寬是必定的，不可怕，以后分類排除。要在運動中把左派領導核心建立起來，使這些人掌握領導權。”（《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6年，七十三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充分鍛煉群眾自己捍衛自己當家作主權利的能力并鍛煉了大量的群眾骨干、新生先鋒干部，也體現了主席在古今中外迄今為止都無人可比的政治遠見。
小結：
綜上所述，我看不出總理的8月來信哪里比主席說的“更具體”、“更明確”，更看不出哪里“糾正”了主席的“不準確”提法。我能看到的只有這個：總理的8月來信中正確的部分，都是主席在之前很早就提到過的；總理在8月來信中和主席不一樣的部分，恰恰體現了當時總理和主席之間的差距。
脫離實際的貶低毛主席建軍思想、過分美化黨的其他領導干部，無疑是對毛主席在締造人民軍隊的過程中無人可以代替的偉大功績的掩蓋。這樣做無疑是扭曲歷史的，也無疑是不得人心的。習近平同志說：“毛澤東同志親手締造的人民軍隊，成為忠誠于黨、忠實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力量，成為完全徹底為中國人民奮斗的子弟兵，是保證國家獨立、人民幸福、國防鞏固的堅強柱石。”（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這是完全正確的。石老抬周貶毛的觀點，無疑是不符合習近平同志紀念毛主席誕辰130周年的講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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