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沖繩札記》作為大江健三郎的現代文學代表作，包含著對歷史的思考和對和平的向往。但近年來，日本右翼知識分子不斷為資本擴張的罪行開脫，以《沖繩札記》為引，以保衛人權、尊敬死亡和史料無罪作為重點武器向反戰人士宣戰，究其本質是人性與資本之間的較量。沖繩審判的目的是為了改變民眾對待歷史的態度，以此來為資本的發展保駕護航。對此，應用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分析化解。首先，在社會層面上，混淆人民權益和資本權益的實現方式，將人權的保障寄希望于資本的保障之上；其次，在發展層面上，以絕對靜止的眼光看待事物，實際上才是真正的褻瀆死亡；最后，在歷史層面上，顛倒認識與實踐的關系，是主觀教條的歷史詭辯論。雖然沖繩審判勝訴，但資本在現實中依舊具備強大的權力去肆意修改歷史。因此，從勝訴到認識論層面的根本變革，反戰人士還有相當漫長的道路要走。
日本社會輿論對侵略戰爭的態度，從1945年至今發生了很多變化。尤其是進入21世紀后，日本社論中關于歷史修正主義思想和美化侵略戰爭的言論越來越多。然而，在這樣的氛圍下，雖然日本國內的反戰人士仍然是龐大的群體，并在代表民眾發聲方面上做了很多努力，但歷史修正主義者卻有很多方法將這些“聲音”壓下去，其手段多以“文明”著稱。在反戰人士與非反戰人士的歷史較量過程中，較為著名的案例是“沖繩審判”，起因是日本作家并且是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大江健三郎，其著作《沖繩札記》對當時日本軍國政府的批判。大江健三郎是一位堅定的唯物主義反戰人士，他在2005年被二戰時期沖繩戰役的相關人士以“損害故人名譽”和“侵害對故人的追慕之情”為罪名起訴。而種種跡象表明，原告方也只是傀儡，其背后有著精密且專業的團隊進行支持與操作，這不僅是為了勝訴扭轉市民對法西斯戰爭的態度，促使資本擴張的戰爭歷史在法律層面上得到保護，而且也是為了修改教科書文案，在社會輿論上造勢，使得在義務教育層面上修改并掩蓋真正的歷史。若原告方勝訴，就等于說明以大江健三郎為代表的反戰人士的確侵害了所謂的“故人名譽”，那么就變相證明了當時軍國主義政府下達的沖繩民眾集體自殺的命令無罪，這也同時否定了侵略戰爭所帶來的殘酷，故以資本殖民擴張為目的的戰爭也不再是完全非正義的行為。因此，非反戰人士策劃這場鬧劇般的訴訟，實際上是否認歷史的客觀性，企圖將歷史按照資本的邏輯重新書寫，究其本質是為資本擴張的罪行進行“洗白”，以便為資本主義的長期穩定統治保駕護航。
一、“不可思議”的開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日本與美國在琉球群島中的沖繩島進行了曠日持久的戰役，這場戰役被稱為太平洋戰役中規模最大、最血腥、最殘酷的戰役。歷經了82天的博弈奮戰，日軍留下了10萬多具尸體；美軍戰死2.3萬人，7萬人受傷，戰后有7000多人自殺，2萬多人精神失常。而島上的民眾總共不到50萬人，但死亡人數卻達到了不可思議的14萬人，成為戰爭中最大的犧牲群體。而這一切的罪魁禍首是日本軍國主義，37.8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無法填滿日本軍國主義自私的欲望，因此他們選擇侵略擴張，企圖用這種方法私吞侵占世界的資源。
（一）沖繩戰役的內容
在戰爭年代，美國在印象里一直是作為中立國存在，無論是一戰還是二戰都是隔岸觀火，最后再以正義之名進行利益收割。二戰時期日本的野心昭然若揭，并企圖用侵略擴張的殘忍手段掌控整個東南亞的資源。而遠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國，雖然表現得與世無爭，但正如當時美國總統對議員的分析，如果中國戰敗投降，那么日本必然會將中國的自然資源、社會資源等據為己有，日本的國力必然會上升一個高度并稱霸東南亞，不敢想象有了資源與武器的日本會做出什么更瘋狂的事情。因此，美國時刻緊盯國際局勢，為防患于未然，美國也暗中對日本進行制裁，兩國的矛盾也在不斷加大加深。直至1941年，自大的日軍偷襲珍珠港，這無疑是一種公開宣戰，也印證了美國政府的猜想，日本獨大必然對美國造成威脅，日本與美國的矛盾升級，沖繩島戰役算是美國對珍珠港事件的一次反擊。由于沖繩島獨特的地理位置，美軍只能先登陸島嶼再逐漸接近日本本土，將占領沖繩島作為打開日本南大門的戰略措施。而沖繩居民在得知戰爭即將發生的時候，將日本政府看作唯一的救命稻草，他們認為日本政府一定會拼盡全力保護民眾安全，但事實并非如此。日本政府決定放棄沖繩民眾，使其充當移動的人形盾牌，并不斷灌輸一種思想，即美軍是禽獸不如、奸淫擄掠的兇殘侵略者，被俘虜的日本軍民，無論男女老少都會被以極度殘忍的手段殺害。一時間，與其被殺害不如選擇自殺而玉碎的思想彌漫沖繩島。日軍為了百姓能更迅速地解決自己，甚至將短缺的手榴彈分發給當地居民。雖然自殺行為在二戰時期的日本較為普遍，但是此前還未發生過教唆平民自殺的事情。日本之所以如此殘忍，是因為沖繩原名是琉球，本就是日本侵占得來的土地。日本統治沖繩半個多世紀，并灌輸“皇民化教育”，沖繩居民難免也開始認同這些思想，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美軍來襲，日軍竟將居民視為可以隨意丟掉的棋子。隨著美軍的逼近，臨近敗北邊緣的日軍更加瘋狂，不僅搶奪居民的糧食，還懷疑間諜藏于其中，于是便將會說英文的和只說方言的人全部處刑，原因僅是日本軍方的文化差異。顯而易見，日本從始至終都未曾想過拯救沖繩人民于水火之中，首先利用民眾的信任教唆居民自殺，避免被俘虜；其次，在節節敗退時，拿起屠刀以“間諜”的名義砍向不肯就死的民眾，其本質之惡劣至今仍然是沖繩居民無法散去的陰霾。
（二）《沖繩札記》為引
大江健三郎在20世紀70年代寫了《沖繩札記》一書，里面提到二戰末期的沖繩“集體自殺”事件。當時的政府宣稱，沖繩民眾與日軍共同抗擊美軍，因擔心成為累贅而自行選擇結束生命。但事實并非如此，集體自殺實際上是人為的、有目的性的活動。整本書是借用沖繩戰役的歷史來表達戰爭的無情并不是槍炮的無情，更多是人性的無情。只占日本領土面積0.6%的沖繩，卻擁有75%的駐日美軍基地。①大江健三郎表示，雖然20世紀70年代日本本土在美日同盟的管理下，社會生活各方面蒸蒸日上，但這種和平與發展是建立在將沖繩獻祭給美軍，犧牲沖繩人民的生活權益與發展上得到的。他希望日本人民反思并銘記，日本的繁榮是建立在歷史上對若干周邊弱小國家與民族的侵略基礎上的。他擔心如果日本民眾不懂得反思歷史，只考慮當下的利益，就會變得越來越自私，表現在整個國家上就是越來越脫離世界。那么，日本在未來仍然是“戰爭之國”。然而，如此引人深思的文學作品在2005年卻被冠以“損害名譽”的罪名狀告于法庭，兩位原告來自沖繩戰役士兵的相關人員，他們聲稱反戰人士給他們造成了情感傷害。言外之意，即并沒有正面否定反戰的意義，但卻混淆了反思戰爭與緬懷個人之間的關系，用對部分個人的緬懷來代替整個戰爭的意義，從個人心理層面上間接推翻反戰的價值。大江健三郎在書中指出，導演這場沖繩慘案的軍人，他們是悲劇的責任者，這些戰爭責任者把“集體自殺”描述成一種為國捐軀的美談，試圖欺騙自己，欺騙他人，甚至欺騙歷史，但作為人卻必須要面對這“龐大的罪惡巨塊”。而右翼知識分子正是抓住這種文學性的表達批判大江健三郎，如曾野綾子聲稱“對于這種歷史判斷是無法勉力為之的。第一，作為民，無法認定集體自殺是事實，因為我不在現場；第二，作為人，無法以那種確鑿的程度來證明他人的心理，因為我不是神”②。換言之，即拋開戰爭罪行的事實不談，以個人主觀思想進行詭辯。而這種典型主觀唯心的言論卻成為原告上庭的陳述書表達，完全曲解了作家呼吁民眾面對歷史、正視現實的意義，這種反對“黯淡的內省”卻被日本政治右翼批判為“自虐的史觀”。
（三）沖繩審判的本質
《沖繩札記》作為20世紀70年代出版的作品，在2005年被告發絕不是兩名原告剛剛開始對此書進行思考的結果，而是右翼知識分子在背后做了很多安排。原告的律師在后續中也表明，原告最開始對“審判”并不感興趣，而是其背后“華麗的”律師團即“靖國支援團”積極推動提告，包括許多具有專業素養和社會聲望的人員也參與其中。因此，沖繩審判的重點并不在于原告所謂的“名譽”，而是知識分子之間于日本社會、經濟發展和哲學思想上的矛盾斗爭。首先，審判是主戰人士對反戰人士發動的一場戰爭。主戰分子從老兵出發，試圖利用當代日本人民對歷史的模糊和同理心來混淆歷史與現實的關系，將“毫無人性”的罪名轉變為“舍生取義”的名譽，用老兵作為擋箭牌，將歷史上的過錯偷換概念并改變形式轉嫁給反戰人士，是不敢承擔責任的表現。但這也側面證明了大江健三郎對日本人民對待歷史勿視、勿聽、勿言和勿動態度的擔憂，即不正視歷史、不傾聽歷史、不傳播歷史和不反思歷史，繼續戴著面具，說著謊話活在虛偽與欺騙之下。其次，審判代表著人性與資本之間的一場戰爭。資本的發展是否要以人民的犧牲為代價？左翼和右翼知識分子的回答都是“不”，但二戰之后的日本卻是言行不一的。丹治三夢（MiyuMe Tanji）在《沖繩的神話、抗議與斗爭》中寫道：“自十九世紀以來，這個群島上的居民曾以小獨立王國琉球的一部分為世人所知，不斷成為鎮壓、支配、剝奪、歧視以及駭人聽聞暴行的受害者。他們失去了獨立，變得窮困潦倒，失去了自己的語言，先后被日本和美國殖民。”③這無疑證明了歷史上沖繩人民所經受的戰爭苦難。大江健三郎指出：“日本無疑屬于沖繩，而不是相反的情形。日本只有在沖繩的庇護下才能夠展示自身這種虛假的獨立性。”④日本的和平現狀是以犧牲沖繩民眾為代價的，將沖繩人民的權益交予美國以確保日本的資本發展，它在資本與人性中最終選擇了前者。審判是為了給這種選擇進行開脫，是不敢面對人民的表現。最后，在哲學思辨上，審判是一場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戰爭。即歷史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還是由理念決定的精神，意識與物質何者為第一性的矛盾。
在唯物主義看來，歷史的發展是遵循一定的規律，法西斯戰爭是歷史的必然，同樣地，反法西斯戰爭也是必然。資本主義完成推翻封建主義的民主革命后，享受到了資本所帶來的解放與發展，必然會癡迷于資本的“魔力”，因而去壓榨、剝削、掠奪資源來保證自身的價值，也必然會給人民帶來戰爭與痛苦。世人對和平與發展的期望達到一定程度引發質變，從而開始在局部范圍內對資本進行反抗，以點帶線再以線帶面，最終實現全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來并走向共和，這是不容改變的規律，也是不可忽略的事實。而審判的出現是為了修改歷史，從而改變人們的三觀。反戰人士敗訴就等同于證明歷史可被修改，那么歷史發展便不是客觀現實的。即可以不尊重客觀事實，從而動搖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客觀性，那么則無法明確證明由工人主導的社會優于資本家領導的社會，資本的發展所帶給人民對戰爭的反思便毫無意義，歷史給人們帶來的各種民族精神和文化底蘊變得虛無。此刻，在人們“空虛”的思想中，資本站穩了腳跟。它使人們相信資本發展才是世界的最優解。故沖繩審判成功的一小步，卻代表著哲學思辨轉向的一大步。因此大江健三郎等眾多唯物主義知識分子堅信，這是一場絕不能輸掉的戰爭。
二、“文明優雅”的手段
右翼知識分子以曾野綾子書中對大江健三郎的批判為論點，即“不可思議的是，以如此美好之心為國捐軀，為什么到了戰后被說成是命令之下的強制行為呢？這不是在藐視死亡的純潔嗎？對此不能理解”⑤。關于審判的陳述書則稱：“大江健三郎如此明確的責難人的罪過，就像具有信念的神給人定罪那樣進行裁斷的口吻，讓人覺得恐怖。”⑥以如此“文明”的言語和“優雅”的手段對反戰人士出手溫柔刀，顛倒歷史與現實的維度、混淆自殺與犧牲的定義、打破明理和無理的關系，這不僅是“不單純”地利用人心，還是“不友善”地利用死亡，更是“不正義”地利用歷史。
（一）以大欺“小”：敗犬效應占優勢
戰爭帶來的殘酷仿佛來自侵略國而不是戰敗國，而日本既是侵略國也是戰敗國，但它卻一直藏在戰敗國的庇蔭里不敢直視侵略國的身份。因此，右翼知識分子在上訴陳述書中就將老兵塑造成手無縛雞之力的弱者，將反戰人士形容為濫用道德私刑審判的“神”，這是典型的是非顛倒。首先，要明確老兵軍人的“弱小”來源于現實，老兵軍人的“強大”來源于歷史（即老兵背后所代表的軍國主義的力量大小）；沖繩人民的“弱小”來源于歷史，沖繩人民的“強大”來源于現實（即代表著人民對于反抗戰爭的意識的力量大小）；反戰人士的“弱小”來源于現實，反戰人士的“強大”來源于歷史（即所代表爭取人民利益的正義性大小，受困于現實，得益于歷史。當代反戰人士力量的弱小是由于統治者與右翼分子的阻撓，而反戰人士真正強大的力量來源是歷史，只有正視歷史才能保障人民的權益）；主戰人士的“弱小”來源于歷史，主戰人士的“強大”來源于現實（即強大的主觀現實手段和弱小的客觀歷史背景。歷史上所行之事的理虧對比現實中資本強大的權力，法西斯戰爭中為實現資本擴張而屠殺人民的行為本身就是不正義的。而在當代資本主義國家治理下，主戰人士有強大的資本力量去掩蓋扭曲歷史的力量）。此時便出現兩對矛盾，即軍人與民眾、主戰人士與反戰人士。顯而易見，前者是戰爭歷史上的矛盾，后者是當代思想上的矛盾。但右翼知識分子巧妙地將兩對矛盾的維度互換，將帝國軍人和沖繩民眾以現實的角度進行對比，認為是人民日益覺醒的強大力量去欺壓已故的老兵和其年邁的后人；從歷史的角度出發，曲解反戰人士對戰敗國和侵略國為一體的反思，割裂了主戰人士與反戰人士的聯系，使戰敗與侵略分離。戰敗與侵略的刻板印象是“弱小的正義”和“強大的邪惡”，給反戰人士對歷史反思的正義行為帶上“侵略國的自信”這頂高帽，而主戰人士不愿提及與承認的歷史罪行則藏匿于“戰敗國的自卑”陰影之下，以一種極其“文明”的方式迷惑歷史背景不清晰的民眾，進而占領審判的社會優勢高地。但對待歷史要用歷史的維度，對待現實則要用現實的維度，不能被現象所迷惑。顯而易見，右翼知識分子以大欺小的優雅手段，究其本質不過是“披著羊皮的狼”。
（二）以死明“志”：敬畏死亡贏人心
二戰時日本軍國主義對沖繩人民的奴役與高壓、二戰后美軍在沖繩的軍事駐扎、沖繩人民民族獨立思潮的崛起與被鎮壓、冷戰時期的區域沖突，沖繩一次又一次作為前沿陣地，“沖繩人成了人類歷史上遭受虐待最久、且最為深重的民族之一”⑦。當代，和平已經成為這個世界的主旋律，似乎戰爭的悲痛已經不復存在，但戰爭帶來的教訓卻不應該就此消失。為國捐軀的美談是建立在國家與人民雙方有著共同的目標而心照不宣的為實現這一目標所做出的最大犧牲，而沖繩人民的“犧牲”不過是別無選擇的“自殺”。二戰期間，沖繩民眾的目標是維持生存與和平，而日本政府的目標卻是防止民眾被俘虜，以此來保護實現資本擴張的法西斯軍隊力量。沖繩人民的生存空間“被自殺”。冷戰時期，沖繩民眾的目標是實現發展與進步，而日本政府的目標是同意美軍在沖繩島建立軍事基地，以此來換取資本虛假的獨立性與先進性。沖繩人民的發展條件“被自殺”。當代社會，沖繩民眾的目標是恢復自由與獨立，擺脫日本和美國的壓迫，而日本政府的目標是掩蓋、扭曲和修改歷史，將沖繩人民對日本“屈服”的希望建立在下一代。生存空間與發展條件已經實現“被自殺”，而沖繩審判正在試圖實現思想前提的“被自殺”。沖繩人民的目標從始至終都是為了實現人的生存、發展和自由，而日本政府卻從頭到尾沒有站在人民的角度思考問題，資本的利益最大化才是其考慮的關鍵。因此，真正想要將沖繩人民推向深淵的從不是銘記戰爭悲痛的反戰人士，而是選擇無視和欺騙歷史的資本力量。日本右翼知識分子以“死亡”為切入口，混淆被動自殺與自主犧牲的含義，統稱為“死亡的純潔”。仿佛反戰人士一遍遍訴說戰爭所帶來的反思，是妨礙活著的人追思他們的親人，但反戰人士從不回避個別親人對逝者的懷念，而是要讓其死亡變得有價值，反思戰爭帶來的意義才是真正的尊敬。故反戰人士并不是在揭露個人的傷痛，而是旨在促使整個日本民族牢記政府不愿公開面對的傷疤。
（三）以史為“證”：史料無罪為重點
以色列原納粹親衛隊中校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法庭被正式審判并處以絞刑，為歷史上所犯下的錯誤進行懺悔贖罪。但日本那些導致沖繩集體自殺的相關人士，并沒有接受審判。因此，日本一些歷史修正主義的知識分子就抓住了這個盲點，聲稱既然這些人沒有被正式的法律審判，在歷史上并沒有書面形式的記錄，所以在當代就不能把他們的事跡拉出來進行批判與反思，因為這樣就等同于私刑審判，是損害了“平民”的人權，以此來指責大江健三郎書中“強制自殺”的話術是亂說、是不學術、是不嚴謹、是沒有人性的。雖然這些人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都不可能出現在法庭上，但這并不代表其留下的歷史痕跡也會隨之消失。即便沒有官方正式的審判書，但仍有許多證據在提醒人民記住歷史的經驗教訓，沖繩民眾便是活的證據。修正主義對于歷史的爭辯，主要強調在主觀形式上，將具體文件視為唯一的評判標準證明，以此為出發點向日本民眾灌輸歷史上為實現資本擴張的不正義行為是“無罪的”片面性思想。隨著歷史的發展，不可避免地會引起資本擴張的矛盾。因此，雖然在資本的歷史誘導下會發生侵略戰爭，但為了保護“資本”而屠殺民眾的行為卻是非正義的。戰爭是國家之間的較量，生在戰爭年代的人民本就是苦難的，所以絕不能以任何借口將人民作為“泄憤”的工具，無論在何種條件下，保護人民權益都是至關重要的。例如中國反侵略戰爭時期，中國從不傷害人民并最大限度地安撫民眾，對待俘虜也是執行最大程度上的人道主義。對比中日兩國對待民權的態度可以推斷出，沖繩審判不過是打著資本發展的邏輯掩蓋屠殺人民的罪行，聚焦并限制在某個歷史文件形式上，完全忽視事物之間的內在聯系，以個人主觀思想掩蓋歷史客觀現實。右翼知識分子在審判中雖然拿起“人權”作為武器，但究其本質所強調的歷史“人權”并非“人民的權力”，而僅僅代表“資本的權力”。
三、“從容不迫”的回擊
馬克思指出：“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⑧“從頭到腳”不僅指資本的各個方面，也代表著資本從出現到壯大的過程。而每個毛孔的血和骯臟更是源于私有制，由于資本的私有化放大了人貪婪的本性，在欲望的驅動下，沖繩島戰役便是資本為了壯大發展的產物，而沖繩審判則是資本為了穩步前進的結果。資本無論是在各個領域還是發展階段，都在私有制的蠱惑下不斷異化社會、人性和歷史。對于非反戰人士在沖繩審判中關于社會、人性和歷史的出擊，以大江健三郎為首的唯物主義反戰人士盡了最大的努力，但仍局限在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唯物主義，沒有跳出私有制的怪圈，故也只是資本主義社會內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斗爭。因此，為了真正實現人民的權益，就要真正站在人民的角度，以公有制的格局來規避私有制的弊端，并通過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和唯物史觀武裝頭腦來解決思想問題與現實問題。
（一）突破民族主義的局限性來保障人權
《沖繩札記》揭露了日本戰時體制和近代以來皇國化教育的惡果。數年后的本土日本人卻以自欺欺人的方式生活著，不斷淡化、歪曲歷史的記憶，以此忘記對沖繩人犯下的罪行。⑨同時，大江健三郎還指出：“事件責任人保住了性命，回到本土，隱藏在我們中間，他們至今尚未對沖繩做出任何補償。”⑩但他們卻在當代以“侵害人權”的名義挑起沖繩審判的開端。資本力量則躲在“人權”的背后操縱并安排著一切，但個別的人權并不能代表民眾的權益，資本是在保障人權的表象下實現自身的真正價值。綜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領導人選舉制度，無非是以政黨為背景的競爭和選舉，每到國內大選時，各種形式的競選活動陸續上演：電視演講、廣告分發、街頭拉票等，他們大肆宣揚自己會為人民做什么貢獻，給人民帶來怎樣的優勢。深挖其根本，不過是為了實現自身的價值，為了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以便日后執行為資本利益所做出的任何決定加上人民的保證這層濾鏡，這儼然是一場資本與人權斗爭的盛宴。沖繩審判中的人權保障，同樣也是資本為實現改變歷史進而實現自身價值而選擇的托詞。而資本為何總是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換言之，為何沖繩審判中會想到博取人心來打壓反戰人士？一方面是資本的力量過于強大，客觀上使民眾無從選擇；而另一方面則是人民的民族主義思想，主觀上不自知地進行選擇。以資本權力為囚，以狹隘的民族主義為牢，將人民的思想圈禁，隔絕了世界人民與本國人民關于人權的聯系，使部分與整體相分離，并在本國范圍內不斷灌輸只有保證資本才能保證人權，才能帶來和平，將人們對和平與民主的希望寄托在資本身上，順理成章地去改寫歷史，使其成為保護資本擴張罪行和剝削人權的另一道保障。因此，必須突破狹隘的民族主義視野，以不帶民族情緒的決心鑒別資本的目的，從世界歷史的角度，以廣闊的、多元化的視野反思戰爭的意義，才能最終走向和平，真正實現世界人民權益的保障。
（二）運用動態發展的眼光看待歷史問題
當一艘名為“忒修斯”的船在航行過程中不斷更新舊的零件部分，直至全部的零件都被更新，那這艘船是否還叫作“忒修斯”呢？“忒修斯之船”是一種關于身份更替的悖論，假定某物體的構成要素被置換后，那么它還依舊是原來的物體嗎？同樣，這種悖論也可應用在社會科學領域內。如果將“忒修斯”比作日本對沖繩所犯下的歷史罪過，而將“換零件”比作銘記歷史的沖繩人民的死亡，那等到所有了解這段歷史的人都被“更新”，歷史罪行是否就被更換掩蓋了呢？沖繩審判便是在“更換零件”過程中產生的。由于日本政府忽略客觀歷史的教育，以至于很多民眾對世界歷史、日本歷史、沖繩歷史并沒有清晰的脈絡認知。大江健三郎將本土日本人對沖繩及沖繩人的態度一覽無余地展現出來，最本質的問題就是本土日本人對沖繩問題的漠視及對沖繩人的歧視，有意識地將沖繩印象單純化。?日本政府一邊對民眾進行歷史模糊教育，一邊等待著異己的知識分子更替，最終打著維護人民利益的旗號對歷史進行修改。沖繩審判也只是歷史修正主義者為掃清資本發展軌道上的障礙所作的第一步，若成功勝訴，便會有更多的“審判”出現，直至將歷史私有化，并將其雕刻成為為資本牟利和發展的模樣。對此，應用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進行思考。首先明確歷史具有客觀存在的物質性，而物質是運動的，運動變化的基本趨勢是發展，發展是在長期動態過程中實現的，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對待事物必須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忒修斯之船”的身份更替悖論就是割裂了運動與靜止的對立統一關系，夸大靜止否認運動，不承認靜止只是運動在一定條件下的穩定狀態。沖繩歷史問題的形成是長期的，因此對問題的解決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絕不能以靜止的態度看待沖繩問題，片面地認為一代人的“歷史死亡”便是資本的“當代新生”。沖繩審判正是這種形而上學的當代日本社會價值觀的直觀形式。
（三）杜絕教條世界觀是正視罪行的基礎
日本沖繩審判中極端強調把歷史書面形式作為證據，這實際上是局限在主觀教條的歷史詭辯思想，不分析事物的變化發展、不考慮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將理論與實踐相分離，用生搬硬套現成的概念原則來處理歷史問題。實踐決定認識，再由認識指導實踐，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認識運動是不斷反復和無限發展的，這是人類認識運動的辯證發展過程，也是人類認識運動的基本規律。但在沖繩審判中，可以看到歷史修正主義者的邏輯，即以主觀實物憑證作為理論出發點來反向證明與決定客觀歷史事實，認識成為實踐的目的，也成為檢驗實踐的標準，這對于唯物主義而言是一種本末倒置的唯心主義思想觀。審判書只是認識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并不能代表“認識”本身。因為無論歷史審判書存在與否，由戰爭引起的人民向往和平的“認識”都是客觀存在的，并不需要主觀上的形式證明。因此，對于歷史修正主義這場“史料無罪”的爭辯是毫無意義的。與其絞盡腦汁地修改歷史，不如大大方方地承認罪行。1970年，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訪問波蘭并突然跪在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這一舉動不僅驚呆了現場所有人，更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勃蘭特曾在回憶錄中說：“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語言已失去了表現力。”向死難者下跪，誠懇反省戰爭罪責，勃蘭特的舉動充分體現了德國對戰爭的反省態度。所以，德國與歐洲各國之間的關系很快就得到了緩和，德國因此放下了沉重的歷史包袱。但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策源地的日本，多年來，猖獗的日本右翼分子一直在明目張膽地篡改歷史。比如，他們矢口否認南京大屠殺，在慰安婦等問題上百般狡辯、顛倒黑白，還將侵華戰爭表述為“目的不明的泥沼戰爭”。時至今日，鬧劇般的沖繩審判意味著日本政府從未真正向沖繩人民的歷史迫害進行反思，而日本政府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也代表著其未曾真正對世界上受迫害的民族進行懺悔。以這種實踐影響著民眾的認識，潛移默化地改變歷史態度，那么我們是否也可以說，是否有書面憑證來說明這些日本侵略軍是“英雄”？如若沒有，那對反戰人士是否屬于邏輯不自洽的雙標？如若有，是否敢于向民眾公開，以此來保障所謂的“人民權益”？
四、“意想不到”的結局
沖繩審判最終以大江健三郎和巖波書店勝訴告終。在2008年至2010年，大阪地方法院、大阪高等法院和日本最高法院都裁定說，《沖繩札記》的記述被認為屬于表達自由，不構成對名譽和人權的侵害，勝訴的結局同反戰人士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雖然沖繩審判取得勝利，但在場外反戰人士卻輸了一局。日本文部省審定的教科書上對這段歷史進行了修改，沖繩審判的現實目的是制造輿論為修改教科書造勢。雖說大江案的勝訴有助于粉碎日本推卸戰爭責任、走向戰爭的企圖，但可以預見的是，從勝訴到思想層面的質變，反戰人士、唯物主義者、人民群眾的道路依舊是漫長且艱難的過程。
（一）贏了官司，輸在現實
馬克思指出：“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因此，雖然在思想理論的斗爭中，右翼知識分子占據了下風，但在現實社會中依舊可以憑借資本的強大權力去修改教育文案。一直以來，教科書上對此段歷史的記載都是：沖繩的“集體自殺”是因為日本軍方的命令與強制。而日本的右翼勢力是想推翻這種論述的，并且右翼修改教科書團體當時還去旁聽了沖繩審判。在2007年的審判過程中，日本文部省宣布了新認定的教科書，在有關沖繩“集體自殺”的章節里，刪掉了“命令”“誘導”等措辭，將“強制”這種明確的表達方式改為“參與”這種曖昧的闡述。這種曖昧的說明不僅用于蒙昧日本國人，在面對侵華戰爭時也同樣用于蒙昧華人。即使在中日兩國建交之際，談及侵華戰爭時日本也只是輕描淡寫地說道：“日本在戰爭中給中國添了麻煩。”用極簡的“麻煩”二字，大范圍地概括侵略、殘酷、迫害等含義。若沒有清晰的歷史背景，這樣的說辭絲毫沒有表明日本侵略者的身份，也絲毫沒有展現出日本作為侵略者的歉意。這立即引發中國的強烈反感與憤慨，在中方強烈要求下，最終改成“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于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盡管日本人迫于壓力修改了說辭，卻沒有從根本上拋棄既有的立場和觀點，即未真正對戰爭進行反思，未真正對人民表達歉意，只是一味地掩蓋真相，一味地為資本擴張的罪行開脫。
（二）勝在當下，敗于民心
日本護衛隊每次想在沖繩島升起國旗時，都會遭到沖繩島居民的激烈反對。昭和天皇遍訪全國，唯一沒有去的就是沖繩島。后來的明仁天皇訪問沖繩島，并未受到島上居民的熱情接待，而且在訪問進行過半時，一男子攜帶炸彈欲刺殺他，炸彈在人群中爆炸，炸傷了當時的太子妃。皇室成員險遭暗殺，舉國嘩然，然而日本政府卻不敢輕易處死這名男子。近年來，日本不斷執行親民政策欲修復同沖繩人民的關系，但親民政策不能抵消民眾的仇怨，日本政府只能寄希望于下一代。于是日本政府開始在教科書上動手腳，教科書上的態度含糊不清，教育部門把真實的歷史進行刪減，留下一段無法看清真相的文字。日本政府修改教科書的決定引起了沖繩民眾的極大抗議，沖繩縣內所有地方議會都要求撤銷認定，同時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市民抗議運動。然而文部省最終仍然修改了教科書，這無疑是公開選擇忽略人民的聲音，依舊選擇修改歷史，以這種掩耳盜鈴的方式去蒙昧人民和掩蓋罪行，日本政府此舉更是將沖繩民眾推向自己的對立面。中國擁有獨立的主權和雄厚的文化背景，因此有強大的底氣對虛無主義者說不。但沖繩人民的獨立與發展還掌控在美日兩國手里，故大江健三郎指出：“沖繩人必須認識到自身尚未脫離由他人意志決定自身命運的狀態。沖繩人只有等到帝國主義在世界范圍內宣告終結，才能獲得解放。”?因此，解放沖繩人民的首要前提便是銘記歷史，以歷史經驗教訓堅定理想信念，將沖繩的歷史遭遇一代代傳承下去，此舉并非為了散播仇恨而是為了揭露真相、以史為鑒，明確人的主體地位，重新衡量人性與資本的關系。
五、結 語
《沖繩札記》中寫道：“只要沖繩的現狀不變，本土的日本人就無法贖到沖繩和沖繩人的赦免狀，也無法進行真正的懺悔。沖繩拒絕的聲音，就是對這種假赦免狀、對緊纏死繞的懺悔意向做出的清高嚴正的拒絕。從個人的角度來說，我也不能不意識到自己在寫沖繩及沖繩人時屢犯的錯誤。沖繩琉球處分以后的近、現代史上，本土日本人對沖繩和沖繩人的觀察和評論中，確實有大量的、有意無意的、不知羞的歪曲和錯誤。這是對沖繩的歧視，更是日本人對自己最令人生厭的屬性所做的自我宣傳。”?隨著時代變化，自私的日本政府、冷漠的日本本土民眾、強大的右翼勢力等都在不斷對歷史真相進行扭曲、掩蓋和修改，對歷史罪行進行辯解、開脫和洗白。但以大江健三郎為代表的眾多反戰人士不斷告誡日本人民、政府應勇敢地承認歷史，反思日本發動戰爭的罪責，摒棄曖昧、模糊的表達方式，避免戰爭的再次發生。這無疑給充滿不幸的沖繩人民帶來了一線曙光。銘記歷史、珍惜和平，不要讓類似沖繩的悲劇在現代世界發生，也不要讓類似沖繩的審判在當代社會出現，將思想從資本的牢籠中解放出來，讓歷史不再虛無。這不僅需要反戰人士的努力，更需要全世界人民的集體奮斗。
注釋：
①參見[日]新崎盛暉：《沖繩現代史》， 東京巖波書店2005年版， 第39頁。
②巖波書店編:《記錄·沖繩“集體自殺”審判》,陳言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9頁。
③Miyume Tanji,Myth,Protest and Struggle in Okinawa,London:Routledge,2006,p.1.
④[日]大江健三郎:《沖繩札記》,東京巖波書店1979年版,第33頁。
⑤巖波書店編:《記錄·沖繩“集體自殺”審判》,陳言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2頁。
⑥巖波書店編:《記錄·沖繩“集體自殺”審判》,陳言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頁。
⑦Miyume Tanji,Myth,Protest and Struggle in Okinawa,London:Routledge,2006,p.3.
⑧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1頁。
⑨參見吉莉:《從廣島到沖繩——大江健三郎對民族主義的超越》,曲阜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
⑩[日]大江健三郎:《廣島·沖繩札記》,王新新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頁。
?參見吉莉:《從廣島到沖繩——大江健三郎對民族主義的超越》,曲阜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頁。
?[日]大江健三郎:《沖繩札記》,東京巖波書店1979年版,第123頁。
?[日]大江健三郎:《廣島·沖繩札記》,王新新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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