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說：
【“四人幫”出于篡黨奪權的反革命需要，鼓吹種種唯心論的先驗論，反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例如，他們炮制“天才論”，捏造文藝、教育等各條戰線的“黑線專政”論，偽造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變成走資派的“規律”，胡謅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是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經濟基礎”的謬論，......這些五花八門的謬論，根本經不起革命實踐的檢驗，它們連同“四人幫”另立的“真理標準”，一個個都象肥皂泡那樣很快破滅了。】
上圖為《人民日報》1978年5月12日轉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說，“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是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經濟基礎’的謬論”是“四人幫”“胡謅”的。
實際上，這個觀點并不是“四人幫”提出來的，而是毛主席最先提出來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為當年最有影響力的文章，作者或者說寫作班子不可能不知道這個觀點是誰首先提出來的。既然知道了是誰先提出來的，還將其安在“四人幫”的頭上，并痛斥這個觀點是“謬論”、“胡謅”。
項莊舞劍，醉翁之意不言而喻。
早在1962年，毛主席就第一次提出了，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
根據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日)：
【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這種階級斗爭是長期的、復雜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
后來，在1962年8月11日，劉少奇也提過類似的觀點。
根據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
【8月11日主持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議。會議先聽取各小組匯報討論情況。......在劉少奇談到在經濟上、在黨內都會產生資產階級分子時，毛澤東說：不只是在農村、在商業、在工業方面都要產生，黨內也可以產生資產階級分子。】
實際上，列寧也提到過，在社會主義還是會出現新的資產階級分子。1962年12月31日第1版社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
【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后，蛻化變質現象的出現，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產生，這并不是難以理解的。列寧曾經說過，歷史上有各種各樣的變質，在一定條件下，從蘇維埃職員中能夠產生很少一部分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正是列寧所指出的這種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已經在南斯拉夫占了統治地位。】
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央工作會議通過的《關于增產厲行節約和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的指示》，指示說：
【最近幾年，在我們一部分干部中，資產階級思想作風確實有所滋長。突出的表現是：損大公、肥‘小公’，打埋伏、耍手段，只顧局部、不顧大局的損害國家利益的分散主義、特別是本位主義滋長起來了；貪圖個人享受、講排場、鋪張浪費、假公濟私、走‘后門’、破壞制度、損人利己、多吃多占、濫用國家資財、揮霍人民血汗的現象，也滋長起來了。尤其嚴重的是，貪污盜竊國家資財、投機倒把、長途販運、私設地下工廠、牟取暴利等破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資本主義的活動猖狂起來了，并且新生長起來一批資產階級分子和一股資本主義勢力。這些，已經嚴重地障礙著我們事業的前進。】
1963年9月26日發表的九評之三《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三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提到了“工人階級的政黨.....在掌握政權以后，仍然有可能被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所把持，蛻化成為資產階級的政黨”：
【它告訴我們，工人階級的政黨，不僅在沒有掌握政權的時候，有可能被工人貴族所把持，蛻化成為資產階級的政黨，充當帝國主義的奴仆；而且在掌握政權以后，仍然有可能被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所把持，蛻化成為資產階級的政黨，充當帝國主義的奴仆。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就提供了這樣一個蛻化變質的典型。】
根據中央文獻出版社《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作者：吳冷西）：
【從這個時候起，黨中央正式決定成立一個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直屬中央政治局常委。組長是康生，我是副組長。
......寫成的反修文稿都先由鄧小平同志主持會議討論修改，然后送常委審定。】
九評，每一篇都是由鄧小平主持會議討論修改的，也就是說，鄧小平也是支持這一觀點的。
在九評中，共有7次提到“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其余6次都在1964年7月14日的第九評《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中
根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注釋記載，1963年5月27日，統戰部副部長徐冰在冰《關于中央統戰部幾年來若干政策理論性問題的檢查總結》中提到：
【由于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長期存在，小生產者資本主義自發勢力還沒有消滅，必然會恢復和再生長出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對于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我們必須堅決予以打擊。】
根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注釋記載，劉少奇在1964年給毛主席的信里又提到了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
【劉少奇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六日給毛澤東并中央的信中建議：......在城市和農村，對于新生資產階級分子和新富農，要有一些具體辦法來反對他們。】
1964年6月11日胡耀邦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工作報告也提到了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
【毛主席教導我們，階級斗爭將貫穿在社會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種斗爭是長期的，曲折的，復雜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這是因為：被推翻的剝削階級不甘心滅亡，總是企圖復辟；資產階級思想和文化的影響以及舊社會的習慣勢力，還將長期存在，并且在某些方面還比我們強大；小資產階級中間，還存在著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對他們的改造是一個長期的任務；在工人階級隊伍和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中，由于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腐蝕，也會產生一些蛻化變質分子和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國內的資本主義勢力和其他反動勢力，總是同國際資本主義勢力相呼應相聯系的，這就更增加了階級斗爭的復雜性。】
1964年6月13日，胡克實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做的《關于修改團的章程的報告》：
【在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已經揭露出團內確有極少數壞分子、階級異己分子、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和蛻化變質分子。】
1964年12月2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報告人郭沫若）：
【馬克思列寧主義告訴我們，我國現實的政治生活也反復教育我們，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在我們的社會上，還有資產階級，還要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
《人民日報》1963年9月19日報道了《劉少奇主席在平壤各界歡迎大會上的講話》，訪問朝鮮時，劉少奇在平壤各界歡迎大會上的講話上提到：
【就我們的經驗而言，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后的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階級斗爭仍然是繼續存在的。這是因為：被推翻的剝削者總是力圖卷土重來；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經常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在工人階級的隊伍中，由于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也會產生一些蛻化變質分子、新的資產階級分子；而帝國主義的存在，則是社會主義國家里階級斗爭繼續存在的外部條件。因此，無產階級在取得政權以后，必須堅持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在經濟戰線上、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毛主席多次提到，黨內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根據《毛澤東年譜》：
【（1963年4月25日）在上海文化俱樂部會見以總編輯鄭浚基為團長的朝鮮《勞動新聞》代表團......。我們有不少黨員變成了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是為個人服務而不是為群眾服務。】
【（1963年）5月4日下午，在上海文化俱樂部會見阿爾巴尼亞新聞工作者代表團、勞動青年聯盟代表團、工會代表團和檔案工作者代表團......他說：社會主義國家經常會生長資本主義因素。有些共產黨員掛了黨員的招牌，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分子......】
【9月9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一一八廳會見威廉斯[67]，趙毅敏在座。毛澤東說：我們國家存在著嚴重的階級斗爭。我們已經有十年沒有進行整風了。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產生了，有一批好的同志變質了，只有發動群眾才能整掉，單靠中央和各級黨委本身是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的。】
在毛主席以及黨內的意見基礎上，《紅旗》雜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人民日報》1975年3月1日轉載。該文也提到了新的資產階級分子以及經濟基礎：
【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國際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影響的存在，是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則是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重要的經濟基礎。】
姚文元《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與《劉少奇主席在平壤各界歡迎大會上的講話》，對于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根源的觀點基本一致。劉少奇認為有兩個根源：“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與帝國主義的存在”；姚文元認為有三個根源：“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國際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影響的存在”。可以說，姚與劉的觀點基本一致。
筆者判斷，《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十之八九就是根據姚文元的文章《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移花接木，將毛主席最先提出的社會主義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移、接到“四人幫”的頭上。
實際的指向，不言而喻。
移花接木，能否經住實踐的檢驗，還是由讀者朋友們自己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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