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承蒙李院長和韓教授抬愛，邀我來“光華求知講堂”做這個講座，希望我緊扣當下現實，避免純學術。我很惶恐，擔心力不勝任；我也很感謝，感謝李院長的信任。我認真準備了這個題目，分十個問題展開討論。不當之處，歡迎大家批評指正。
第一個問題：甩 鍋
近一段時間以來，我遇到很多學者、老板和小微業主，甚至普通百姓，一旦聊到經濟形勢，都比較悲觀，有怨氣。
疫情之后這兩年，經濟增長率大致在5%左右，人們對此有切身感受。很多人會問：之前的經濟增長總是八九不離十，現在咋就只有5%左右了，甚至連5都不到了呢？
于是乎，有怪馬克思的，說都是《資本論》惹的禍；有怪社會輿論的，說現在的氛圍有點左；有怪《勞動法》的，比如柳傳志就說，新《勞動法》過于照顧員工利益，對中國長遠發展不利；有怪“國進民退”的，說機會都被國企壟斷了；還有怪中國得罪了美國，后果很嚴重……等等，不一而足。
這些奇葩的甩鍋比賽，讓我想起了一件往事。
2014年兩會期間，有個叫李某某的全國政協委員建議：“《水滸》這樣的電視劇應該禁播，戰爭題材的電視劇要有所控制，這些都和暴力相關。《水滸》是舊時代的名著，與我們時代不適應。”
這位政協委員認為，禁了《水滸》，從此天下太平。我說，這位政協委員的建議完全是唯心史觀的思維邏輯。
有點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宋江那一撥人，并不是讀《水滸》讀成了梁山好漢，而是官府權貴土豪劣紳給逼上梁山的。
與唯心史觀不同，唯物史觀的思維邏輯不是“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而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里我舉一個例子。
10月10日，司法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在門戶網站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營經濟促進法（草案征求意見稿）》（簡稱草案），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基于當下的“社會存在”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草案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原則，體現了依法治國的精神，問題導向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有什么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
可是有人卻故意誤導輿論，暗示未來的“風向”要發生改變云云。對于這些別有用心的誤導，我有必要引用習近平最近的重要講話（《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的重要講話》）：
“守正創新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須牢牢把握、始終堅守的重大原則。我們的改革是有方向、有原則的。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這些都是管根本、管方向、管長遠的，體現黨的性質和宗旨，符合我國國情，符合人民根本利益，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有絲毫動搖。要堅持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改革總目標，始終朝著總目標指引的方向前進，該改的堅決改，不該改的不改。”
言歸正傳。有人給《資本論》上綱上線，說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論，蓄意冒犯“56789”的貢獻，傷害了企業家的信心，最終導致經濟收縮。
我們不妨做一個思想實驗：如果把《資本論》統統燒掉，嚴禁出版《資本論》，嚴禁宣傳馬克思主義，看看企業是不是從此就不再虧損、不再負債了呢？
把企業虧損負債、經濟收縮下行的責任，歸咎于《資本論》，荒謬絕倫。
第二個問題：馬克思不是“道德家”
唯物史觀從來不否認資本的歷史地位和歷史作用，馬克思也并不否認資本家的管理勞動會創造價值（參趙曉磊，趙磊：《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資本的特性——兼論資本家的管理勞動》，載《當代經濟研究》2024年第7期）。
《資本論》揭示資本的性質，并不是要否認資本的歷史作用和歷史地位。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無非是在證明: 占有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客觀事實，攫取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常態。
至于資本占有剩余價值是好事還是壞事，那就需要作另外的評價了。
馬克思不是“道德家”，《資本論》并沒有去證明“資本占有剩余價值”究竟是“合法”還是“非法”的，是“道德”還是“不道德”的。馬克思的著眼點不是道德評價，而是歷史評價。
那么，資本應不應該占有雇傭勞動的剩余價值呢？汲取剩余價值的資本會不會萬壽無疆呢？一言以蔽之，資本是否具有歷史局限性？資本的積極作用是不是一個歷史范疇？
馬克思對此并沒有簡單地作出道德評價，而是在澄清客觀事實的基礎上，作出了唯物史觀的歷史評價，這才是《資本論》的要害所在。
一段時間以來，把經濟收縮歸咎于馬克思，把企業的虧損和負債歸咎于《資本論》，幾乎成了某種“政治正確”（參：趙磊《私企困難是〈資本論〉造成的嗎》，紅色文化網首發）。
按照這樣的“政治正確”，只要立刻封殺了《資本論》，中國經濟就會永遠高速增長，市場經濟的周期波動就會從此人間蒸發。
問題是，禁了《資本論》，禁了馬克思主義，企業是不是就不再虧損負債了呢？大小資本之間是不是就不再“優勝劣汰”，從此永遠歲月靜好了呢？
最近看了一個小視頻，河南胖東來商貿集團的老總于東來，批評某些人：
“跟那資本家一樣，掙個錢光裝到自己兜里，去體現我多有錢，我有多少財富，幾百個億，幾千個億，其實這些人是什么人呢？是內在懦弱，虛。你不把你企業的員工當人看，員工怎樣跟著你去奮斗？何況你的價值擱哪兒？無非是標榜一下我多有錢。傻X一個。”（《胖東來老總：民營企業困難的根子在民營企業主自己》，紅色文化網2024年10月30日）
于東來批評的是某些企業家。于東來的意思是說：民營企業困難的根子，還是在于民營企業主自己。
于東來的說法是否全面，可以討論。但是我認為，老于同志讓企業家自己反思，比起動不動就甩鍋馬克思，恐怕要客觀得多，其勵志的良苦用心也令我敬佩。
很遺憾，老于同志的勵志未必會得到某些企業家的理解，而甩鍋給《資本論》，卻有不少人信以為真。可見唯心主義的思維方式泛濫成災到了何種地步。
第三個問題：經濟周期
有人看了于東來的視頻，生氣了，質問：“現在每個企業都在市場上殫精竭慮地卷啊卷，哪個企業家敢躺平？你胖東來一股腦把鍋甩給企業家，讓企業家自己反思自己做錯了什么事情，這公平嗎？”
這個質問有點道理。馬克思就說過：
“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同其他任何觀點比起來，我的觀點是更不能要個人對這些關系負責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馬克思這段話的意思是，別把注意力集中在企業家個人德行的高低上，必須反思決定個人行為背后的經濟關系，以及由此產生的經濟規律。
因此，我們首先應當從經濟規律的角度來反思：為什么當下經濟不再高速增長，而是中速增長，甚至出現經濟收縮呢？
之前學界討論過一個熱門話題，即中國經濟新常態。新常態的含義之一，就是經濟處于減速換擋期。這里面的學理，我就不討論了。
我要強調的是：當前經濟處于收縮階段，是市場經濟內生的經濟周期的必然結果。
有什么樣的經濟形態，就必然會有什么樣的經濟規律。所謂規律，就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必然性。
市場經濟有一個重要的規律，叫“經濟周期”。從市場經濟發展的幾百年歷史中，經濟學總結出了三類周期：
一是長周期，即“康德拉季耶夫周期”，50年左右一個周期；
二是中周期，即“朱格拉周期”，10年左右一個周期；
三是短周期，即基欽周期，大約40個月一個周期。
既然經濟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那么，有沒有馬克思，你讀不讀《資本論》，市場經濟運行都會經歷繁榮、蕭條、衰退、復蘇的周期性變化。
那么經濟周期的原因呢？這個分歧就大了，有內生論和外生論兩大系列。有的把原因歸結于太陽黑子爆炸，有的歸結于有效需求不足，有的歸結于科技創新，有的歸結于固定資產更新，等等。
馬克思認為，經濟周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
不論把經濟周期的原因歸結于什么，除了極少數黑板經濟學家，大多數人都明白一個道理：只要是市場經濟，對不起，那就必然有經濟周期。
也就是說，經濟下行甚至經濟衰退，是市場經濟周期變化必然要經歷的階段。
我舉一個未必恰當的例子：
這就如同女性的生理周期一樣，只要是成年女性，那就必然會有生理周期。如果有人把生理周期歸咎于讀了《資本論》造成的，你們覺得靠譜嗎？
第四個問題：內需不足的癥結
既然市場經濟有周期，而經濟周期的鍋不能讓馬克思來背，那么當下經濟收縮的癥結，又在哪里呢？
很多學者歸咎于：“消費需求疲軟”，導致內需不足。
疫情對民眾的消費的確有負面影響。但是，根據國家統計局2023年公布的數據，疫情之后日常消費復蘇的勢頭并不疲軟。
2024年1月17日，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2023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統計局局長康義說：
“2023年，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分別拉動經濟增長4.3、1.5、-0.6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是82.5%、28.9%、-11.4%。”
“2023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了47.1萬億元，固定資產投資規模50.3萬億元，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了111.4%，比上年提高25.3個百分點。”
2024年3月18日，在國新辦舉行的2024年1-2月份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劉愛華說：
“從數據來看，2024年以來，市場銷售持續恢復，服務消費潛力加快釋放。1-2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5.5%。”
既然2023年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82.5%，而且2024年以來消費市場恢復力度持續加快，那么所謂“消費需求疲軟”的判斷，就并不符合事實。
既然“日常生活消費并不疲軟”，那么內需不足的癥結又在哪里呢？事實證明，所謂內需不足，并非日常生活消費疲軟，而是房地產的需求疲軟。
所以，針對“消費需求疲軟”的看法，我在2023年底撰文指出：“所謂內需不足，實質上是房地產需求疲軟，而并非日常生活消費疲軟。”（參《趙磊：房地產的出路，明確了！》，載“昆侖策研究院”公眾號》）
對于我這個判斷，很多人的直觀感受是“不以為然”。然而，之后陸續公布的統計數據，卻證偽了“不以為然”的直觀感受。
總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表明，所謂內需不足，“并非日常生活消費疲軟，而是房地產的需求疲軟”。這個判斷基本上是符合事實的。
第五個問題：為何是房地產？
在座的都知道，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房地產業在我國經濟中占據相當重要的地位。
據統計，1998-2021年，全社會住宅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平均為9.2%，從全社會住宅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點數來看，1998-2021年平均拉動點數為0.79個百分點。
另外，按照新的統計方法，2013-2021年，全國和城鎮居民消費支出結構中，居住支出占比均值分別為22.9%和23.5%。其中，2013-2020年，居住支出占比呈上升態勢，2020年全國和城鎮居民消費支出結構中，居住支出占比分別為24.6%和25.8%。綜合測算，2013-2021年，以住宅投資和居住消費衡量的住房經濟，在GDP中占比平均為17.5%。
在當下中國的經濟活動中，房地產具有很強的乘數效應，既然它在擴張期所具有的乘數效應如此之強勁，那么它在收縮期的乘數效應同樣威力巨大。
所以，內需不足的癥結，并不是民眾的日常生活消費不足（比如餐飲、旅游業），而是民眾對房地產的有效需求不足。下面的數據顯示，當下中國的房地產供給，已經處于總量過剩的狀態：
2023年2月，在以全國自然災害綜合風險普查工作情況為主題的新聞發布會上，有關部門負責人對外披露，在過去三年里，“住房城鄉建設行業獲取了全國近6億棟城鄉房屋建筑數據以及80多萬處市政設施數據”，這一數據也被廣泛解讀為：“首次回答了我國到底有多少房子”。
由住建系統承擔的房屋建筑和市政設施普查，涉及全國6.6億棟城鄉房屋建筑。其中，農村房屋量大面廣，以棟數計占城鄉房屋建筑總量90%以上，以面積計算占一半；而城鎮房屋則為4700多萬棟，同時分為住宅與非住宅兩大類。
住建部統計出“6億棟”房屋，未必都是居民住宅。但是，從各方面給出的統計數據和研究結論來看，我國當前人均居住的空間已經相當可觀。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中國人口普查年鑒2020》顯示，截至2020年11月1日，我國家庭戶人均住房建筑面積達41.76平方米。其中，鄉村的家庭戶人均住房建筑面積為46.8平方米，城市和鎮分別為36.52平方米、42.29平方米。
基于實證數據，官方做出“我國房地產供求關系已經發生了重大轉變”的判斷，無疑是令人信服的。至于這個“重大轉變”是“絕對過剩”還是“相對過剩”，或有分歧。但是，這個“重大轉變”已經嚴重影響到房企的市場業績：
據克而瑞研究中心此前發布的報告顯示，百強房企2022年1-12月實現銷售操盤金額64622.2億元，同比降幅保持在41.6%的較高水平。
從房企的銷售目標完成情況看，根據中房網監測，2022年17家披露年度銷售目標的典型房企中，接近六成的企業目標完成率不足80%，更有接近半數的房企，目標完成率還不及70%。整體來看，2022年典型房企銷售目標完成情況處于歷史低位水平。
業內人士斷言，“不再追求規模的增長，是2022年絕大多數房地產企業的選擇”。但即使在這樣已經下調了的預期面前，業內人士稱，能完成年度銷售目標的房企仍是寥寥無幾。下行周期疊加疫情影響，房企銷售業績相比往年表現更為低迷。
數據是枯燥的。但是這些數據說明，由于房地產業供給總量過剩，導致“房地產供求關系發生了重大轉變”，這就是內需不足的癥結所在。
第六個問題：知其所以然
為什么很多人的直觀感受是“消費需求疲軟”？為什么這個直觀感受與統計數據存在著較大的反差呢？我認為，這種反差源自于人們對內需不足的模糊認識。
記得2024年年初，有專家批評我：
“你趙某人說，‘疫情之后民眾的日常消費并不疲軟，疲軟的是房地產業’。這個判斷嚴重不符合事實。倘若‘民眾日常消費恢復的勢頭強勁’，那么內需不足的癥結又在哪里呢？如果經濟收縮的問題是‘內需不足’，那么你所謂‘日常消費并不疲軟’又從何而來呢？”
讓某些專家深感困惑的是：既然大家都承認中國當前“內需不足”，那么你趙某人說“日常消費并不疲軟”，豈不是與“內需不足”自相矛盾？因此，不是你趙某人說的“日常消費并不疲軟”，而是“消費需求嚴重不足”！
我要告訴大家，這些專家把“內需”等同于“消費”了。
所謂內需，全稱“國內需求”，包括兩部分：一是投資需求，二是消費需求。注意，消費固然是內需的組成部分，但消費不等于內需。
問題是在國家統計中，商品房的銷售金額在GDP的計算中屬于投資，而不屬于消費。
在國家統計局對住房屬性的界定中，住房屬于固定資本形成。房地產開發投資形成的價值，在支出法G D P核算中歸入固定資本形成。通俗地說，不僅經營單位購置的廠房是固定資本，居民個人購買用于居住的住宅也都屬于投資品，而非消費品。
所以，我有必要強調：盡管2023年國內最終消費并不疲軟（其貢獻率達到82.5%），但是作為我國內需一直占大頭的房地產業，其貢獻已經風光不再（2020年，廣義房地產產業鏈完全帶動的相關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超過了50%以上），這就必然導致資本形成總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現在收縮為28.9%。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3年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跌幅連續6個月擴大。1-9月份，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87269億元，同比下降9.1%；1-10月份，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95922億元，同比下降9.3%。2023年，房地產開發投資比上年下降9.6%。
很多人不喜歡琢磨數據，但我有必要復制在這里。因為這些數據才是“內需不足”的真正含義所在。
當然了，房地產需求不足會拖累經濟下行，最終也會影響日常生活消費需求。從這個意義上講，人們對未來“消費需求疲軟”的擔憂，轉化為當下的直觀感受，似乎也并非毫無道理可言。
不過，這個道理或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罷了。
第七個問題：“國進民退”與“外力沖擊”
有人把經濟周期的原因歸咎于“國進民退”，這同樣站不住腳。
我注意到，不僅主流經濟學家把經濟周期的鍋，甩給“國進民退”，我遇到的很多人（甚至馬院的人），也跟著這樣甩鍋。
讓我有些意外的是，并非馬學界的林毅夫，卻反對甩鍋給“國進民退”，他說（參《林毅夫駁“國進民退”論》）：
“國有企業在中國經濟中的占比上升以及國企貸款占比上升，是中國經濟增長因為外力沖擊放緩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實際上，國有企業在經濟中的占比上升以及國企貸款比重上升（或者說民營企業占比下滑），是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林毅夫的某些觀點，我并不認可（參拙文《評林毅夫“消費拉動誤導中國”》，載“昆侖策研究院”公眾號）。然而，他對“國進民退”論的駁斥，我認為是實事求是的，也是頗有見地的。
不過，林毅夫把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原因歸結為“外力沖擊”，我認為這個的看法仍然是表象的。
“外力沖擊”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當然不小。但是，中國經濟放緩的根源既不在于“國進民退”，也不在于“外力沖擊”，而是在于市場經濟本身固有的經濟周期。
站在全球的視野來看，所謂“外力沖擊”（貿易戰和逆全球化），不過是經濟周期在世界范圍的演化結果罷了。
當然，馬學者是反對甩鍋給“國進民退”的。可悲的是，在當下主流經濟學界，始終跟馬克思對著干，那是唯一的“政治正確”。
就拿我的遭遇為例吧。針對房地產原有的發展模式，我在一篇學術論文中提出：“在經濟收縮的現階段，應當大力發展社會保障房”。投給主流刊物，被槍斃了，匿審給出的理由是：“論文存在理論使用錯誤：作者用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分析房地產供求合適嗎？”。
至于剩余價值理論究竟怎么“不合適”？究竟哪一點“不合適”？這位專家諱莫如深，只字不提。
我真想當面請教一下這位專家：難道房地產的總量過剩不是市場經濟周期的必然結果，而是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造成的嗎？
拙文后來被一家信馬的刊物發表了。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在知網下載：《以保障房建設推動我國房地產高質量發展新模式》，載《政治經濟學研究》2024年第3期。看看拙文的“理論使用錯誤”，究竟錯在哪里？
第八個問題：有所為有所不為
既然經濟周期是客觀規律，那么不管你喜不喜歡，它都必然要發威，必然會給你顏色瞧瞧，讓人們知道它的厲害。
當然，尊重客觀規律，承認它的厲害，不等于人們只能“無所作為”。
面對經濟周期，人們如何作為？在馬克思看來，只有當市場經濟消亡了，出現另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取而代之（比如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反復震蕩的經濟周期的盲目作用，才有可能不再發威——這個話題很大，我已有專文討論（趙磊：《市場經濟向何處去》，《江漢論壇》2001年第3期），不贅述。
老話說：“有所為，有所不為”。在市場經濟背景下，有些事情可以為，有些事情不能為。為什么不能為？因為你再牛，也拗不過周期規律。
政府的宏觀調控就是“有所為”。當經濟周期處于下行階段，宏觀調控的方向是逆周期和跨周期，所以有刺激經濟一說。
新時代以來，中國進入經濟周期的換擋階段，加之三年疫情沖擊，經濟開始逐漸減速。雖然疫情之后日常消費的“后反勁兒”不俗，但力度卻不盡如人意。
問題癥結在于房地產。于是，2023年開始松綁解限，出臺了“十大政策”（比如“認房不認貸”），期望“止跌回穩”——止什么跌，有爭議。我認為，政策含義與其說是期望“房價止跌”，不如說是力爭“成交量止跌”。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三季報”：2024年前三季度經濟增長4.8%，其中，一季度增長5.3%，二季度增長4.7%，三季度增長4.6%。三季度GDP增速延續了二季度以來的下行勢頭，拖累前三季度GDP增速較上半年增速放緩0.2個百分點。
在“三季報”出來之前，宏觀政策強調的是“要有戰略定力”——我想起了《平原游擊隊》的一句臺詞：“慌什么慌，一個李向陽就把你們嚇成這個樣子？”
“三季報”出來之后，宏觀形勢的壓力是比較大的。于是調控政策力度逐漸加碼，包括：全面放松房地產的限制政策，降息，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以舊換新等等。
很多省市提出了“四個取消”，即因城施策，調整或取消各類購房的限制性措施，包括取消限購、取消限售、取消限價、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標準，等等——這就叫“逆周期調控”。政策效果如何，尚有待觀察。
有消息稱，11月上旬可能會推出新的財政刺激政策。用戶部侍郎廖岷的話說：“主要目的是提振內需，實現年度經濟增長目標”。
針對現在的刺激政策，有人說：“當初就不該打壓房地產”——我說此言差矣。此一時彼一時，拿現在的政策來否定之前的正確做法，這是鼠目寸光，不懂因時而變。
如果當初不給房地產放氣，現在的泡沫會更大，一旦集中暴雷，后果不堪設想。為什么？因為“房地產的供求關系已經發生重大轉變”。這個轉變前面已經討論，不贅述。
順便插一句。雖然疫情后民眾的日常生活消費并不疲軟，但是，2022年中國的消費率（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是55%左右，且多年來一直處在60%以下，與世界其他國家70-80%以上的消費率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因此，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調整收入分配結果，提高百姓的消費水平，未來還有很大的空間。
我認識一個小微業主，他問我：“現在的生意太難做了，怎么辦？”
我說：“盡人事，聽天命”。
他問：“你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怎么也唯心信命了？”
我說：“盡人事，就是大家都在卷，你躺平不卷，行么？聽天命，就是你要順應經濟規律。這里的天命，指的是客觀經濟規律。”
他問：“你不是說，馬克思主義重在改造世界嗎？”
我說：“然也。認識、尊重和利用客觀規律是改造世界的前提。形勢比人強，你拗得過規律嗎？”
他說：“拗不過”。
我說：“那你就咬著牙挺吧！”
第九個問題：別拿諾獎說事
今年的諾獎授予了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A·羅賓遜（James A。Robinson），以表彰他們三人“研究制度如何形成并影響繁榮”。
于是乎，人人都在“阿西莫格魯”如何如何，個個都在“包容性制度”云云。
這三位獲獎者的學術貢獻，當然值得我們重視和研究。但是，有人卻拿今年的諾獎說事，別有用心地用“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來隱射中國經濟周期的原因。
我為什么說“別有用心”？因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踐行的是“中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今天也依然如此。雖然中特市場經濟仍處于不斷完善之中（比如：強調黨的領導、精準扶貧、自主創新、綠色發展等等），但其理論和實踐的內核始終沒有改變。
可是在某些別有用心的人看來，之前中特市場經濟是包容性的，之后中特市場經濟就成了攫取性了。
換言之，在他們眼里，跟在西方屁股后面亦步亦趨，就是包容性；堅持走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道路，就是攫取性。
IMF全球副總裁朱民最近在上海做了一個主旨演講。他說，當下全球經濟金融有四個主要特征：第一個，是持續性的低增長的過程；第二個，是去全球化、貿易碎片化；第三個，是政府的債務、財政赤字，全世界都在上升；第四個，是不確定性和地緣政治的風險是急劇上升。
于是我想到一個問題：既然整個世界，包括發達國家政府的債務、赤字都在上升，而經濟增長速度都在趨于下降，那么這是否意味著，之前世界各國比如美國的經濟制度都是包容性的，而現在都變成攫取性的了？
這個問題，阿西莫格魯同學會怎么回答呢？
10月26號看到一條消息，23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包括剛獲諾獎的Acemoglu）聯袂簽署了一封公開信，全力支持哈里斯的經濟議程和競選資格，并認為這將更有利于美國經濟的發展。
看見沒有，阿西莫格魯同學對美國的那一套充滿了理論自信。當然，這位阿教授的理論自信，想必是雙標。
為什么是“雙標”？因為如果我說，美國經濟增長速度趨于下降的趨勢說明，它的制度是攫取性的，那么剛獲諾獎的阿西莫格魯非跟我急眼不可。
針對世界經濟金融的四個特征，朱民說：“世界變了，變了不由我們。從思維方式來說，我覺得很簡單，變化的世界這四條就是在座各位的新的約束”, “所以約束變了，大家得重新做你們的約束模型，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
這話是什么意思？就是說，這四個特征是“不由我們”的客觀事實，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總而言之，拿包容性和攫取性的兩分法來說事，顯然是很膚淺的。因為在馬克思主義的眼里，這“不由我們”的四個特征，不論包容還是攫取，抑或是二者輪番出場，其根源還是在于市場經濟內生的經濟周期，以及周期背后的社會基本矛盾。
第十個問題：思考題
在講座結束之前，我出一個思考題。
有人質問我：“用一百多年前的《資本論》，來分析當下中國的經濟周期，合適嗎？”
言下之意，馬克思的《資本論》是100多年前的老古董，跟21世紀的中國經濟沒有一毛錢關系。
沒錯，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沒有一個字說“21世紀的中國經濟如何如何”。但是，我也反問一句：用《資本論》的基本原理來剖析當下中國的經濟周期，何錯之有？
《資本論》第一卷出版于1867年。雖然《資本論》的出版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了，但是在市場經濟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形態中，它一點也不脫離實際。正如習近平同志指出：
“《資本論》研究的主要對象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它所揭示的科學原理如果說不甚適用于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的話，那么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卻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習近平：《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再認識》，《東南學術》2001年第4期）
對于經濟周期的根源，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有過深刻的分析，有興趣的讀者可參拙文：其一，《趙磊：馬克思咋看“經濟不振”？》，載“昆侖策研究院”公眾號。其二，《趙磊：既然市場決定，就別一臉委屈》，載“昆侖策研究院”公眾號。
我出的思考題是：在揭示當下中國經濟周期的根源時，究竟是《資本論》已經過時了，還是流行的庸俗經濟學很膚淺？希望下來大家做個比較。
我的講座到此就結束了。謝謝大家！
【注：這是2024年10月29日，作者在中共四川省委黨校“光華求知講堂”演講的文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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