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雖然不愿接受西方強加給我們的命運，并為之抗爭，但卻糊里糊涂地接受了西方對世界的解釋。這是一件難以想象的荒謬之事，這等于是說，近兩百年來我們浴血奮斗反對的東西，其實在源頭就接受了，從一開始我們就承認了征服者對世界的解釋權。
一、“挨打”是錯在流氓還是錯在書生
我之大夢初醒是看到了那只秘密導演的手。不是讀到了一本秘籍，也不是有什么知秘人跳出來通報，而是經多年細致觀察和思考，一點點發現規律，發現看似毫無勾連的事物之目的的統一，然后才在統一的目的下看到暗中導演的那只手。
我年輕時，一直被灌輸這樣的思想：近兩百年的中西對立有相當一部分是我們自己的錯，從清末到毛澤東時代，是我們鎖國、對抗，與人為敵，以致貧窮落后。這種邏輯好像一個流氓看中書生的家產，找茬兒一拳把他打翻在地，打家劫舍后還丟下話：誰叫你不愛搭理我。于是我們就接過流氓打人的理由開始逆向推理：書生被打翻在地怨不得流氓，人家流氓練得一手好拳有什么錯，錯在書生關門在家又不會打架;那么書生為什么不如流氓會打架?劣根性就出自他的文化，是他的文化不如流氓的文化;那為什么文化不如人家?因為產生文化的文明(黃色文明)遠不如流氓的文明(藍色文明)，黃色文明就會在家種地(封閉落后)，藍色文明專事航海發現(只是忘了提醒中國人這源自海盜傳統)。我被灌輸時還年少，也不諳世事，現在回頭想，幫打手兜售這種逆向邏輯的中國人簡直是千古罪人。
這種觀念深深嵌入中國人的頭腦，以致幾十年來，世上沒有一個國度的人比中國人心胸更開闊，我們完全是帶著無敵、無界的心態在所謂改革開放以后看世界并走向世界的。之所以無敵無界甚至連起碼的警覺都沒有，是因為我們內心實際上已經承認中西對立主動的錯該我們承擔大半，盡管嘴上還沒有承認。既然我們是錯之始作俑者，我們這頭改錯，世界就一馬平川了。這就是改革開放以后中國人的普遍心態。心態這東西看似只占心靈一角，實則很可怕，它排斥大腦，用心態主導行為，頭腦的作用就被降低。我寫過《看世界少用“心態”多用“頭腦”》一文專述此事。這種后來幾乎一統天下的對歷史的注解，有多少是掙扎了一個多世紀的精神失敗者為自己找的下臺階的理由?有多少是“導演世界的手”悄悄策劃的?需真能看清世事的近現代史專家細心探究，這是個很難勝任的活，現成的歷史版本都有意回避了“導演世界的手”，為了掩藏這只手，處在明面的西方歷史簡直就像人為編撰的劇本。
對歷史的解釋，決定了我們如何看自己的文明以及這個文明能否延續下去。如果現實真能對應我們對歷史的新注解，對精神失敗者來說，過去的也就真過去了，不存在自欺也就無所謂驚醒。問題是帶著無敵無界、無比開放甚至浪漫至極的心態走向世界的中國人，如果還有點良心，如果事先沒有取棄國的立場，慢慢地(一上來甚至若干年內會被表面禮儀蒙上眼睛，看不見不宣而做的暗手)就會在一個他做夢都想不到的現實面前驚呆：西方公開地、更多是暗中地、遍及整個上層建筑地視中國為敵，這種越到后來越隱秘的敵對狀態不但曠日持久，且從未終結。不光發現“冷戰”從未結束，而且對中國這樣的國家，“冷戰”在這里是常態，難有終止的一天，根本不以中國人的意志為轉移，也不會因體制的變化而改變。更驚人的發現是今天的冷戰比“冷戰”期間還要冷。以法國為例，“冷戰”時《巴黎競賽報》(1976年第1425期)還以毛澤東的正面形象作封面，今天毛澤東不要說用作封面，就是在里面的文字里也只是被攻打對象，而且中國目前任何一位最高領導人的正面形象都不會被用作封面，文章用詞中性就算是送禮了。而在這冰冷暗流的表面，卻是越來越頻繁的貿易和文化交往，是表層的熱乎讓中國人看不見底下的危機四伏。我們以為自己虛心學習、努力追趕，有一天就可以同他們坐在一條板凳上了，哪里想到人家近兩百年來的心病就是怕你追上來。
二、“挨打”真的是因為“落后”嗎
應該承認，最初即便是發現也還是給他們充足理由的，接受人家敵視甚至蔑視我們是我們自己不爭氣，足見三十年前的心理大潰敗已經讓我們徹底跪倒了。如果現實不那么殘酷，如果它與我們渴望擁抱西方的心態有一點點重合，我們這些天真的好人恐怕就不會從美夢中被粗暴地叫醒，重新想找回對歷史的解釋權。
我“醒”過來后，遇到知已經常會感嘆一句：“要是他們不那么惡，哪怕是善良和公正一點點，解釋歷史的權力就在他們手里了，因為我們已經丟失自己掌握解釋權的意志和智慧。”不是我們不抱幻想，而是現實逼著我們丟掉幻想。
事實上主動權哪怕是錯的主動權也不在我們手里。從十九世紀到今天，不是我們而是西方(準確地說，應為幾個世紀來統治世界的集團)鎖定了打擊、摧毀真正對手這一始終沒有更移的大目標，因為中國在十九世紀以前的兩千多年一直是世界第一經濟強國，是一個不以宗教而以文化統治的文明古國，是最后一個不在基督教手里的大陸性帝國，是一個至今未被收服為打手的君子之國，是不打掉就沒法讓他們獨霸世界的障礙，是一個太能干的競爭種族。我就是從這最后一點發現整個想也想不到的現實的。
發現我們挨打挨整的真實理由并非一直被灌輸的“窮困落后”而是“能和善”，是我看世界的轉折點。我們把自己在近代的命運與非洲、美洲這些大陸等同，是接受了西方對世界的解釋權之直接后果，是犯了一個絕對的、卻絲毫沒有意識到的錯誤。雖然受害者的命運是相同的，但施害者的動機是不可等同的。而我們并未細察結果和動機，并未看到征服非洲、美洲、南亞與征服中國的動機是截然不同的，為什么我們看不見如今想來如此明顯的事實?究其根源，就是我們雖然不愿接受西方強加給我們的命運并為之抗爭，但卻糊里糊涂地接受了西方對世界的解釋。這是一件難以想象的荒謬之事，這等于是說，近兩百年來我們浴血奮斗反對的東西，其實在源頭就接受了，從一開始我們就承認了征服者對世界的解釋權。
一切的誤解和看不透就是從對近代史的解釋開始的，由于我們把自己的不幸命運與非洲、美洲、南亞等同，我們在二十世紀加入“東方陣營”，在“東方陣營”垮臺后，以為滿嘴“民主”、“人權”、“人道救援”的西方已改邪歸正，是我們自己固步自封、錯怪好人。我們以為人家擁抱亞馬孫河原始部落的印第安頭領、抬出甘地、爆捧曼德拉、救濟海地，十九世紀的游戲規則就結束了，既然我們也是亞、非、拉一員，人家那么待見印第安原始部落、非洲饑民，憑什么專與中國過不去?這是中國人的邏輯，中國人會小謊小騙，卻不會演戲。由于自己不會演戲，也就看不出這是一出導演好的戲，而且是六十年代以后發覺用武力強行征服已力不從心才設計的新劇情。
三、西方文明看世界的真實眼光
我發現這一點是從直接翻閱法國十九世紀的報紙開始的，由于是第一手資料，就繞開了近代以來他們特意向我們推薦的讀物以及中國轉介者的無知誤導。繞開了預設答案的圍墻，我發覺西方統治集團一百多年來針對中國的基本思路自始至終就沒變，具體到某國某屆政府會有一些外交層面的變化，但掌控西方的這個統治集團的大目標并未挪移，隨著時代變遷，變化的只是浮在基本思路表面的名詞和概念。比如十九世紀是基督教與異教、上等人與劣種人的對立，今天換掉了上面的名詞改叫：民主與專制、自由與不自由。我們看到，名詞漸趨溫和，照顧到被攻擊者的自尊，名詞本身也變得更加概念模糊和便于詮釋。所有這些名詞和為之設計的概念都是為了掩蓋基本思路，由于挑選名詞和設計概念的水平越來越高(拜賜于心理學與傳播學的研究)，被征服者從一開始看得見基本思路而拒絕名詞和概念，到后來看不見基本思路接手名詞和概念自戕，時間跨度逾百年，其間充滿血腥。
西方統治集團看世界的基本思路其實非常本能，就是統治與被統治，而覆在上面的名詞和概念卻漂亮和形而上。這個基本思路也不會隨著時代變遷而改變，變來變去的只是掩蓋核心的招數，因為“西方文明”這個近代人為制造的概念，確立之始就是對立于世界的，是用來征服的道德核心，基因如果被改變，作為一個概念的“西方文明”也就消失了。在他們的精神世界不存在和而不同，這里的“異端”已超出十九世紀以前基督教與異教的不共戴天，而是早就壓倒傳統宗教的意識形態新一統的對立面。不看到這一層也就看不到本性的延續，看不到尋找和制造對立面、打擊和摧毀對立面依然是他們的基本思維和行事方式，看不透“傳教”乃西方知識分子的集體屬性。我們后來接手歷史的新注解甚至忘了一個多世紀前的巨大創痛，也是由于沒看透這換了一手牌的老游戲。所以兩百年來不是我們要與他們對立，而是我們不幸地橫亙在他們征服世界的路上，被他們視為要摧毀或至少肢解的對手。
推演到這一層，才看清我們究竟落到了哪一步，被打是悲劇，但更大的悲劇是連被打的解釋權也被劫走。無敵無界、精神上已被徹底繳械的中國人哪里能想到自己就像棋盤上的棋子，走到哪兒、怎么走的解釋權已經在別人手里，這是下一步走到哪兒、怎么走的權力也落于人手的前奏。振興中華，富強只是軀殼，真正站立起來要靠找回對歷史的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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