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潮不斷向深度邁進的時候，反映這個偉大時代的當代文藝作品不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都產生了前所未有的飛躍和發展。一年創作或生產數千部長篇小說、數百部電影、數萬集的電視劇，在我國文藝發展歷史上都堪稱奇跡。特別是電視連續劇，這樣一個在西方世界被當作純消遣的娛樂體裁，今天已成為影響我們國民精神生活的最為廣泛的文藝形式。所以，理論界稱：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代表性文藝樣式，比如漢賦、唐詩、宋詞、明清小說戲劇，那么當代影響百姓生活的最重要的文藝樣式是什么呢？那就是電視劇。電視劇成為中國當代文藝一道最亮麗的文化景觀。同樣，我們的長篇小說和電影，如果僅從數量上看，也是呈爆炸式增長的。這是我們這個偉大時代在文藝創作方面的最集中的反映。
然而，當我們以十分欣賞的心情來看待這些年文藝的發展狀況時，我們一方面對文藝的快速發展和繁榮表示振奮，一方面也常常為一些作家作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放棄對高遠理想和深邃思想的追求而感到困惑和隱憂。毋庸懷疑，在我們的文藝創作中，有的作者迫于市場的壓力，正在不斷地向“物性”退守。就在不久前，一部剛剛投放市場的電影，在導演與記者見面會上，導演以毫不隱諱的方式對著鏡頭說，我對作品的要求，首先要有“意思”，而后才說意義；先說意義才說意思的電影，意義再怎么樣我也不會做。不用說，這里所說的意義，就是社會效益，“意思”就是經濟效益。這樣一種說法在一些明星大腕那兒，幾乎成了一種時尚。
前些年，一部炒得很熱的電影，公映后卻被群眾評為最差電影。而該作品的導演面對媒體的詰問，卻公開宣稱：“我的作品是反對對它施加什么思想的，我只想給觀眾以笑聲。都什么年代了，何必活得那么累？”于是，在這樣一種看似“為群眾著想”的公開喧囂中，舞臺上、銀幕上、熒屏中充斥著淺薄的搞笑，淺薄的搞笑成了一些人追逐的時尚。于是，把淺薄當深沉，把玩笑當藝術，消解思想、解構理想，成為一種時髦。一些被冠以“文化英雄”式的人物，與那些低俗東西的制造者們，好像合謀式地一起來攪亂社會大眾的審美判斷，好像我們的大眾對低俗的笑話突然有了一種濃厚的興趣。
曾幾何時，在《非誠勿擾》這檔相親節目中，因語出驚人而走“黑”的馬諾，竟然堂而皇之地被某網站邀請主持即將開始的世界杯足球賽。她與那個因大膽出位而為人注目的芙蓉姐姐，一起受到手舞熒光棒的群體的無聊追捧。正是這些現象，它們與以搞笑贏得電視市場的趙本山的小品、郭德綱的相聲，以歷史虛無主義和現實虛無主義占領電影市場馮小剛、管虎、張藝謀等的快銷爽片，一起全方位地占領著大眾的文化舞臺，好像大眾娛樂一下子進入一個全民狂歡的時代。這如同是一種合謀或同盟，通俗與低俗以搞笑的宗旨開始了全方位對接。在有些人看來，“輕松”或“放松”是對藝術的最高期待，娛樂至上的無厘頭是藝術的一種目標。所以，一些娛樂至上的作品，荒唐大笑即是作品的開始，也是作品的結束。笑過之后想想有什么收益嗎？其實什么也沒有。在這種假象的引導下，一些荒誕的離奇故事，一些格調不高的無厘頭作品，便堂而皇之地進入網絡，上了熒屏，走進書刊。所以，拒絕文藝的理想情懷和精深的思想，便成為一些作家藝術家為自己純粹追求市場利潤開脫的說辭。
文藝的思想性真的已經過時了嗎？恐怕事實絕非如此。一部文學藝術作品的歷史證明，思想性永遠都是衡量作品成敗的最為重要的條件。對一個作家藝術家來說，思想決定著精神生活的質量、方向和方式。如果一個作家藝術家把賺錢當作一種追求，把崇高的理想和深邃的思想化為日常生活中庸俗的物質性，那么，這樣的作品決不可能傳之后世的。這樣的作家可能賺個缽滿盆盈，但永遠也無法享受社會大眾發自內心的敬重。魯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曹禺的作品，之所以成為傳世經典，正是因為在他們的作品中蘊含著高尚的政治理想和深邃的思想，成為鼓舞人們奮發進取的精神號角。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產生的作品“三紅一歌”（《紅日》《紅巖》《紅旗譜》《青春之歌》）如果僅僅用純藝術的標準來評價，或許他們還有這樣那樣的缺憾，但這些作品所張揚的理想正義的精神以及對信仰的由衷贊頌，成為幾代人精神追求的楷模，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長和進步。同樣，今天被人民大眾厚愛的許多文藝作品，不僅僅是因為作品藝術的審美價值，更是因為作品所具有的思想性，引發了人們內心深處極大的震撼。比如，電視劇《士兵突擊》，如果僅僅從市場的角度看，這樣一部沒有女性、沒有明星、不涉愛情的作品，會不合于今天市場選擇所謂的經濟“規律”。所以，有的電視臺根本不看好，認為其缺乏市場價值而不予接受。但后來播出后卻受到全國觀眾的一致稱贊，創造了多年來的最高收視率。原因就是作品蘊含的不拋棄、不放棄的團結精神和進取品格，成為當今社會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對建立一種良好人際關系的期待和呼喚。還有，電視劇《亮劍》所張揚的英雄品格和高尚情懷，《人間正道是滄桑》《潛伏》等作品對理想信念的贊美和歌頌，都在億萬人民中產生了強烈的共鳴效應。
當然，文學藝術作為以形象思維為表現方法的藝術，它強調的思想性不同于哲學、社會學、歷史學的思想性。它的思想性是與作家的生命情感體驗、藝術直覺以及作品的思想價值融合為一體的。越是偉大的作品，它這種思想的融合度越高，而在這種融合中，作為作品的思想性的生命力越占有突出的地位。毛澤東同志早在1938年4月給魯迅藝術學院師生的講話中就提出：“要造就有遠大的理想、豐富的生活經驗、良好的藝術技巧的一代藝術工作者。”在這里，毛澤東同志講的就是作家藝術思想與技巧的有機融合。高遠的理想和深邃的思想永遠都是文藝的精髓。缺乏理想情懷和思想深度的作品，永遠都只能是曇花一現的瞬間景觀，包括那些自稱只給觀眾以笑聲的作品，只能是熱鬧一時，決不會傳之久遠。
眼下，文藝的思想貧乏及至被邊緣化，在一些人的作品中已經成為一種不斷滋長的傾向。有些人利用自己曾創作或演出過某些成功作品的影響，公開地宣揚拒絕理想和思想，這種情況的的確確是很值得我們警惕的。應該說，在“左”的傾向橫行的年代，我們確實曾吃過文藝政治化、概念化、公式化的苦頭，但我們強調文藝從過去的“政治化”概念中解放出來，并非是要拒絕思想性，更不是與政治理想剝離，那樣的話，文藝去掉了理想情懷和教化功能，必然會釀成另外一種惡果。今天，重建文學藝術的理想精神，應該說是這個時代對文學藝術的更高的要求。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我們的文學藝術就不可能承擔起燭照國民精神的光榮使命。
當今一些人之所以用搞笑娛人愚人的方式來拒絕對思想的追求，說穿了，最根本的一點，是把藝術當作純粹掙錢的工具。他的一切創作，必然是以利潤的最大化為終極追求。他創作的作品，必然成為他獲取金錢的工具。在他的理念里，有意思取代了好聽或好看，粗俗取代了高雅，無聊的笑話取代了經典的寓意。毋庸置疑，當下低俗的搞笑，正誤導著社會大眾的審美走向。試想，在我們的屏幕前、劇場里，在一個又一個的“晚會”上，一些有意義的文藝演出正被腦筋急轉彎式的搞笑所包圍時，當一些不動腦子的藝術作品泛濫時，當文藝過分搞笑化、圈子化、沙龍化、粗鄙化時，當文藝過度娛樂化和過度技巧化時，當千百萬青少年觀眾揮舞著熒光棒發出一陣陣淺薄而狂熱的笑聲時，有誰曾經思考過，我們一個民族的智力和審美正在滑坡，正在遭到前所未有的損害呢？
當今我們正處在社會變革的偉大時代，偉大的時代必然需要與它相適應的偉大的作品，而偉大的作品也必然需要高尚的情懷和遠大的理想，需要作家藝術家的堅定信念和深邃的思想。這是這個時代對我們作家藝術家的最高要求。當然，人的正確思想不可能是與生俱來的，它需要刻苦的學習，需要到人民群眾中去體驗、去修煉，需要時時保持與時代與人民的心靈共振。文藝作品是精神產品，精神產品不僅要有意思，更重要的是要有意義，有意思沒有意義的作品，換來的笑聲是淺薄的，也是有害的。文藝的功能不僅在于娛樂，更要“寓教于樂”，它不僅要“養眼”，更重要在“養心”，“養眼”不“養心”甚至“花眼亂心”的東西，注定不符合人民群眾的要求，也注定會被人民大眾所拋棄。
我們處在這個偉大的轉型時代，我們需要輕松、需要娛樂，甚至需要一些真正具有幽默品格的健康的有品位的搞笑，但是，我們更需要一些引人思考、啟人心智的藝術，更需要提高我們全民族的審美品位和鑒賞趣味的藝術。我們不能讓一個有十幾億人的偉大國家，把淺薄無聊的搞笑當作藝術去欣賞，我們更不能容忍那些以賺取百姓笑聲為幌子、實則為掏取百姓腰包的江湖藝人，被當作“文化英雄”去崇拜。我們期待著社會大眾對淺薄的搞笑投一眼鄙視的目光，也期待著作家藝術家奉獻更為有理想情懷、有品位、高格調的作品，做一個無愧于“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稱號的真正的作家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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