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提起朝鮮，你會想到什么，是核武器、貧窮，還是饑荒?你又可知，在1980年，朝鮮實際人均GDP水平遠高于印度和中國，也高于世界上其他許多的發展中國家?彼時，朝鮮還提供免費醫療、教育等福利，提供高質量住房和大力度的住房補貼、還有集體供暖和公共交通。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經濟表現良好的國家，何以在蘇聯解體之后出現大規模食物短缺和饑荒?
從經濟指標來看，朝鮮在最初三十年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1950年至1980年，其人均GDP年增長率為4.5%，約為美國的兩倍。盡管從一開始就得到蘇聯和中國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慷慨支持，朝鮮領導層仍然強調了“主體”的核心思想，即自主思考和自力更生。糧食自給自足也是朝鮮主體思想的一部分。因此，朝鮮推行了徹底的農業工業化。
整個70年代和80年代，朝鮮都熱情地接受了以工業石油和化學農業為基礎的綠色革命。即便忽視這個過程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性影響，這種工業化農業模式實質上也與朝鮮的“主體”思想中蘊含的核心精神相矛盾，因為建立在日益增加的石油使用之上的農業體系根基不牢。朝鮮并沒有石油資源，就需要從國外獲得石油來維持工業化農業的發展。長期的貿易逆差和外債也導致朝鮮越來越依賴社會主義陣營的支持。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蓬勃發展的時候，這種策略是有效的。然而，當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在1980年代末以各種方式開始向市場經濟轉型時，朝鮮也毫不意外地進入了危機階段。
在前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中，朝鮮是唯一一個在蘇聯解體后經歷嚴重糧食短缺和饑荒的國家。但對比其他食物短缺嚴重的國家，朝鮮的國民人均收入卻相對較高。換句話說，朝鮮是理解當代世界食物短缺問題的一個獨特案例。因此，重新審視朝鮮的糧食問題，對平衡好堅持社會主義斗爭和追求食物自給自足二者之間的關系，具有重要意義。目前看來，鑒于朝鮮的客觀條件，從綠色革命鼎盛時期建立的舊式工業化農業體系過渡到更務實、有效、生態的農業模式，才是更明智之舉。
宣傳畫標語：讓我們大幅度提高農業生產!
工業化農業：朝鮮的教訓
多年來，每當西方主流媒體提起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朝鮮)時，往往會講述兩種故事：一是它對美國及其盟友的威脅，二是它的貧窮與饑餓。除此之外，美國總是刻意將朝鮮領導人刻畫成“非理性的”。
關于“朝鮮威脅論”，馬克思主義者和反帝國主義左翼人士經常指出，朝鮮長期處于一種防御模式，自朝鮮半島分裂以來，美國一直在威脅和扼殺朝鮮。然而，關于它的貧窮和饑餓問題，左翼人士似乎沒有太多深入討論。無論政治派別，學者們對朝鮮社會和經濟狀況的了解普遍少于對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的了解。喬恩·哈利戴在《新左派評論》和約瑟夫·奈在《韓國時報》發表的文章中使用了同一個標題“朝鮮之謎”，這很能說明問題。
的確，隨著新自由主義主導后冷戰時代的政治想象，世界各地許多評論家理所當然地認為，朝鮮要么會崩潰，要么效仿中國和其他國家開始改革開放。這種知識上的局限性不僅是西方的問題，即使在中國，這個據稱自革命初期以來就與朝鮮關系密切的國家，公眾和知識分子對朝鮮的了解也不總是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更深入。一些左翼人士仍然贊揚朝鮮的社會化住房和醫療保健，而右翼則喜歡暗示朝鮮是毛時代中國的縮小版，尚未開始擁抱全球市場的改革。
朝鮮首都和最大的城市平壤
朝鮮現在確實是一個貧窮的國家，尤其是與韓國和日本等鄰國相比。然而，這種觀察缺乏關鍵語境。在蘇聯解體前，朝鮮經濟一直表現良好，而蘇聯解體極大地破壞了整個蘇聯貿易集團的經濟。根據格羅寧根大學的麥迪遜項目統計，朝鮮實際人均GDP在1980年已達2315美元(以2011年的美元水平測算)。這遠高于印度和中國的收入水平，也高于世界上許多發展中經濟體的收入水平。朝鮮還提供免費醫療、教育和福利，以及高質量、大量補貼的住房、供暖和交通。據加文·麥考馬克記錄，1980年前后，朝鮮每萬人擁有23名醫生，而日本約為12名，韓國則不到6名。作為社會取向的另一項衡量標準，朝鮮每年有27%的人口接受學校教育，這一比例高于日本和韓國。此外，盡管面臨美國的封鎖和緊張的地緣政治狀況，朝鮮仍然在飽受戰爭蹂躪的土地上取得了這些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朝鮮的經濟和社會在90年代遭受重創，且經濟至今仍未恢復，但自90年代“苦難的行軍”(朝鮮饑荒)以來，朝鮮人民的總體生活水平有所提高。1990年，朝鮮人均壽命達到70歲左右，1998年降至64歲，但此后不斷上升，于2020年達到73歲，高于印度、菲律賓等國的水平。
即便如此，朝鮮似乎總是在艱難地養活其人口。20世紀90年代的大規模食物短缺和饑荒還沒過去多久，新冠疫情期間，有報道稱該國可能再次出現嚴重的食物短缺，之前的食物短缺已經嚴重到迫使朝鮮政府向韓國和美國求助。對于一個以自力更生為核心政治意識形態的國家來說，無法建立自己的食物生產體系是一個真正的問題。
主流分析人士經常將1990年代的糧食短缺和饑荒歸咎于社會主義或非市場制度。例如，美國國際開發署前署長安德魯·納齊奧斯出版了一本名為《朝鮮大饑荒》的書。他認為朝鮮糧食系統幾乎每個方面都存在問題，包括集體農業中所謂的不正當激勵以及僵化的蘇聯式公共糧食分配系統等。納齊奧斯強調，大饑荒期間公共糧食分配系統的崩潰是饑荒的主要原因，并認為私有市場和家庭農業的興起才是正確的出路，將責任歸咎于社會化的平等分配制度并不準確。正如納齊奧斯本人承認的那樣，當公共糧食分配系統運轉良好時，它能夠以高補貼的費率向民眾提供基本必需品。朝鮮糧食分配系統直到1990年代才陷入全面危機，顯然其根本原因另有所在。
安德魯·納齊奧斯在《朝鮮大饑荒》中提出了三個總體性的問題：我們對饑荒的起因和范圍了解多少?為什么捐助國政府和組織沒有提供更多的幫助?這場饑荒對朝鮮有什么后果，以及對國際社會有哪些教訓?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中，朝鮮是唯一一個在蘇聯解體后經歷嚴重糧食短缺和饑荒的國家。即便如此，在食物短缺嚴重的國家中，朝鮮的收入相對較高。換句話說，朝鮮是理解當代世界食物短缺問題的一個獨特案例。因此，重新審視朝鮮的糧食問題對于社會主義斗爭和養活全世界的追求具有重要意義。
1990年以前的朝鮮經濟與農業
盡管遭受了半個世紀的日本殖民統治、隨后的內戰以及帝國主義封鎖，朝鮮還是設法按照蘇聯模式重建了國民經濟。盡管從一開始就得到了蘇聯和中國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慷慨支持，朝鮮領導層仍然強調了“主體”的核心思想，即自主思考和自力更生。在1976年由每月評論出版社出版的有關朝鮮的早期重要研究著作《社會主義朝鮮》中，艾倫·布倫(Ellen Brun)和雅克·赫希(Jacques Hersh)指出，這種自決和自給自足的態度與朝鮮半島上精英階層的“事大”(為權貴工作)傳統形成了鮮明對比。“主體思想”這一有爭議的思想可能源于在社會主義集團內外復雜政治環境中保持獨立的決心，但它也很可能是對朝鮮必須克服其所經常面臨的敵對條件的認識。
艾倫·布倫(Ellen Brun)和雅克·赫希(Jacques Hersh)著作《社會主義朝鮮》
日本殖民時期，朝鮮半島北部和南部的殖民工業大多用于生產大米和紡織品。朝鮮半島分裂后，朝鮮的起點相對比較好，雖然重工業和采礦業尚未完全發展，但仍有一定基礎。輕工業和工業化農業的基礎較為薄弱。到南北朝鮮分裂時，北朝鮮的鐵路和通訊系統也已相當發達。
朝鮮火車
從經濟指標來看，朝鮮在最初三十年左右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1950年至1980年間，其人均GDP年增長率為4.5%，約為美國的兩倍，僅略低于備受贊譽的韓國。內戰結束三十年后，朝鮮實現了較高水平的城市化和工業化。盡管許多社會主義國家都實現了高度工業化，但朝鮮卻脫穎而出;到1987年，朝鮮一半以上的勞動人口從事工業，這一比例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是最高的。1970年代后，類似于蘇聯，朝鮮進入了緩慢增長時期。1980年至1985年，朝鮮的人均GDP年增長率僅為2%，此后十年里以類似的速度下降。
盡管如此，朝鮮最初的經濟成就確實存在。即使在批評性評價中，哈利戴(Halliday)也認為“去過朝鮮的人都無法不被其經濟成就，特別是精選的游覽路線和示范村莊所震撼。” 韓國專家李碩基(Seogki Lee)在最近的一份報告中承認，朝鮮的社會主義制度從一開始便運作良好，到1970年代，朝鮮取得了相當高的工業化水平。
朝鮮的農業至少在一段時間內也取得了成功。朝鮮宏觀經濟增長模式與其農業生產的變化相對應。1961年至1980年間，朝鮮的谷物產量年均增長4.8%，但在1980年代，其年增長率僅為0.8%。然而，糧食產量的停滯與后來的糧食短缺和饑餓狀況完全不同。實際上，在此期間，朝鮮的糧食供應仍然相對穩定，僅需適量的谷物進口，甚至在1985年還能出口谷物。
值得一提的是，朝鮮的農業生產自然條件并不十分有利。該國約80%的土地為山地，只有約14%是可耕地，夏季生長期也很短。盡管大米是朝鮮飲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由于這些限制，朝鮮的水稻種植面積低于韓國和日本。
朝鮮稻田
朝鮮政府試圖通過在農業生產中使用更多的化學品來克服這些自然條件的限制。在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全球均表現出農業生產中化學品使用增加的趨勢。綠色革命進一步加劇了這一趨勢。20世紀，社會主義國家率先進行了構建環境可持續社會的一些重要早期嘗試。然而，在許多情況下，社會主義領導人和活動家也認為未來的農業將是一個高度工業化的部門，即以機械化和化學品使用為基礎。在這方面，朝鮮也不例外——盡管可以說，朝鮮面臨著最大的壓力去養活其人民。與此同時，糧食自給自足是主體思想框架中的自然組成部分，這可能加劇了朝鮮領導層在推動農業生產方面的緊迫感。因此，朝鮮進行了徹底的農業工業化。
1965年，朝鮮領導人金日成在關于朝鮮農村發展的論文中強調了農村技術革命的重要性，并將其置于其他基本任務之上。金日成將他的社會主義農業愿景總結如下：
灌溉、機械化、電氣化和化學品使用是農村技術革命的四個基本組成部分。如果只重視機械化和電氣化而忽視灌溉和化學化，農作物產量將無法穩步增長。相反，如果只重視灌溉和化學化，而忽視機械化和電氣化，那么勞動效率便無法提高，也無法減輕農民的繁重勞動。
工業化農業的所有主要組成部分都在短時間內被拼湊在一起。到1970年代中期，灌溉和農村電氣化項目完工;到1975年，犁地等勞動密集型工作已實現全面機械化;1963年至1976年間，農用拖拉機的數量增加了八倍。這些對任何經濟體來說都是不小的成就。
化肥產量的增長同樣驚人。盡管朝鮮戰爭摧毀了日本殖民時期建立的整個化肥工業，朝鮮卻能在戰后迅速重建其化肥工業。到1970年代，朝鮮擁有一些亞洲大陸東海岸最大的化肥廠。美國中央情報局(CIA)1978年的一份報告承認：朝鮮糧食產量增長迅速，農業“機械化程度相當高”，化肥使用量高，灌溉項目廣泛。
朝鮮最大化肥廠興南化肥聯合企業
有意思的是，隨著20世紀70年代環保意識的興起，布倫和赫希提到，許多外國人會詢問化學品使用帶來的污染問題，他們與化學工程師、教師等人討論。盡管回應各異，但作者確信，隨著污染問題在全球范圍內日益受到重視，朝鮮一定會意識到其嚴重性。然而，基于化學投入和化石燃料的工業化農業模式似乎沒有受到質疑。朝鮮對工業化農業和綠色革命依然深信不疑。
1990年，金日成在朝鮮中央人民委員會的講話中重申了他在1965年提出的主張。他回憶說，朝鮮人民長期以來的夢想是吃上米飯和肉湯，而黨將實現這個愿望。在講話中，金日成還分享了他對社會主義農業的愿景，這種愿景基于一種略帶神秘化的大型資本主義農場的形象：
根據我多年前掌握的資料，一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有成千上萬的農場，其中大多數是擁有一千、兩千、三千或一萬公頃耕地的大型農場，灌溉、電氣化、機械化和化學應用水平都非常高。
因此，發展社會主義農業的途徑就是加速技術革命。金日成認為，既然電氣化已基本完成，剩下的任務是灌溉和機械化，并“確保對水稻和非水稻作物大量施肥”，因為產量“與施肥量成正比”。
圖1：部分國家的化肥使用強度(1961–1990)
圖1展示了1961年至1990年間多個國家的化肥施用情況，朝鮮單位土地面積化肥使用量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增長尤為迅速。即便在更早的時期，朝鮮的化肥施用強度也已遠高于中國和印度。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朝鮮的化肥使用強度穩步上升，超過了美國。整個70年代和80年代，朝鮮的平均化肥施用量盡管仍低于日本，遠低于韓國，但是遠高于中國、印度和美國。換句話說，無論政治傾向如何，整個朝鮮半島都熱情地接受了以工業石油和化學農業為基礎的綠色革命。
即便忽視其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性影響，這種工業化農業模式也與朝鮮的主導思想相矛盾。表面上，這種看似成功的農業“現代化”確實使朝鮮在數十年內實現了糧食高產和糧食自給自足。問題在于，其工業化農業，包括先進的機械化和密集使用化學品，都是建立在廣泛和日益增加的石油使用之上的。朝鮮雖然有煤炭和水力資源，但沒有石油，需要從國外獲得穩定的石油和其他燃料供應來維持工業化農業的發展。換句話說，通過綠色革命實現自力更生的努力，本質上加深了對外國市場的依賴，這自然導致朝鮮更加重視國際貿易和對外交流。
對朝鮮而言，這主要涉及與蘇聯和中國的地緣政治經濟關系，而這些關系在動蕩的1990年代前夕即將發生劇變。
貿易、債務與1990年代的巨大困境
20世紀90年代，朝鮮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挑戰。1990年至1998年間，朝鮮的人均GDP幾乎減半，降至1970年代初以來的最低水平。盡管到1993年，朝鮮仍生產了約910萬噸谷物，這是前所未有的紀錄。然而，此前行之有效的農業模式很快失效，國家陷入了嚴重的糧食問題。1993年后，朝鮮的糧食生產崩潰，谷物產量在短短兩年內下降了超過70%。這場糧食危機持續了數年，導致全國范圍的營養不良和饑荒。直到本世紀初，朝鮮才開始逐步恢復部分糧食產量。盡管付出了努力，朝鮮至今仍未從這一沖擊中完全恢復過來，過去二十年的谷物產量僅恢復到1993年峰值的一半左右。
朝鮮的農業和經濟到底怎么了?在許多前社會主義國家，精英階層推行了“休克療法”改革，摧毀了社會主義經濟體系，隨之而來的就是經濟和社會危機。然而，朝鮮的情況并非如此。朝鮮領導層早期嘗試過進行一些市場改革，但并未采取“休克療法”的路線。盡管如此，社會主義陣營的劇變極大地縮小了朝鮮幾十年來依賴的國際政治和經濟空間。
為說明這一點，我們可以考察危機前朝鮮的對外貿易模式。在朝鮮戰爭期間及其后的1950年代，朝鮮選擇不加入經濟互助委員會，幾乎只與蘇聯、中國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進行貿易。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朝鮮的貿易伙伴逐漸多樣化，到1970年，朝鮮30%的出口和13.7%的進口來自非社會主義國家。圖2展示了1950年至1988年間朝鮮進出口總值。盡管出口和進口都快速增長，但總體而言，朝鮮始終存在貿易逆差。朝鮮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互惠貿易協定可能導致了這種長期逆差。當朝鮮的出口增加時，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會提供更高的對等承諾。然而，朝鮮經常無法按協議向貿易伙伴交付約定的貨物，導致貿易逆差和債務逐漸增加。
圖2：朝鮮的對外貿易：1950–1988
由于起點低，朝鮮在國際貿易中銷售原材料或購買機器設備時并不占有天然優勢。然而，在與蘇聯和中國進行貿易時，朝鮮享有優惠待遇，并且在1950年代和60年代，貿易逆差大多較小。然而，正如圖2所示，當朝鮮在1970年代開始廣泛與西方經濟體接觸時，這種逆差變得更加嚴重。
朝鮮的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及其對西方先進設備需求的增加部分導致日益增長的貿易逆差。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日本在與朝鮮的貿易往來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些西方國家也紛紛效仿，短短幾年內，朝鮮就積累了約10億美元的對西方債務。這些債務正好可以彌補朝鮮對西方的貿易赤字。由于這些貸款與社會主義國家的貸款不同，是短期貸款，朝鮮開始無法按時償還債務，這顯然產生了長期影響。主流評論認為，朝鮮“徹底燒毀了通往國際金融市場的橋梁”。這種記錄，加上其他政治因素，有效地切斷了朝鮮獲得西方信貸的渠道。
盡管逆差和債務問題令人擔憂，但這些都是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問題。朝鮮特別脆弱的原因是，國家越來越依賴此類貿易來維持國內社會和經濟的基本運轉。1950年代，朝鮮主要出口礦產，進口機械設備。隨后幾十年的快速工業化讓這種模式迅速轉變。到1970年代，朝鮮幾乎一半的出口是制造品，而進口的首要商品則是礦物燃料(主要是原油)。同樣在1970年代，蘇聯和中國的技術支持使朝鮮得以在雄基(Unggi)和鳳化(Pongwha)建成多個石化和煉油廠。此后，原油進口量急劇上升。1980年代，朝鮮從蘇聯進口的商品中，超過20%是石油及其相關產品，其中約80%是原油。
1984年金日成訪問東德
隨著中國擴大石油產量，1976年兩國之間修建了一條輸油管道。此后，中國逐漸取代蘇聯成為朝鮮的主要石油供應國。例如，1980年，朝鮮從中國進口了200萬噸石油，從蘇聯和中東國家進口了150萬噸。事實上，1980年代初，朝鮮從中國進口的商品中，超過80%是礦物燃料。盡管這一比例后來有所下降，但到1987年仍超過了60%。
換句話說，朝鮮的高度工業化農業是建立在石油進口基礎上的。由于長期的貿易逆差和外債，這一戰略越來越依賴來自社會主義陣營的外部支持。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蓬勃發展的時候，這種策略是有效的。盡管1970年代和1980年代油價上漲，朝鮮仍能以優惠價格從蘇聯和中國獲得大量原油。然而，當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在1980年代末以各種方式開始市場轉型時，朝鮮也毫不意外地進入了危機階段。
隨著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推行市場經濟和利潤原則，對朝鮮的援助和信貸變成了不必要的開支。蘇聯和中國并沒有真正向朝鮮施壓，要求其償還舊貸款，但可以輕易取消新貸款。1987年，蘇聯開始削減對朝鮮的援助和支持。可能最為痛苦的時刻是，蘇聯在1990年與韓國建立外交關系時，要求朝鮮以世界市場價格的外匯支付進口商品。中國緊隨其后，于1992年與韓國建立了外交關系。在此之前，中國經常與朝鮮簽訂互惠商品交換協議，這類交易由兩國的商務部處理。
從1992年開始，這類協議中的“商品交換”一詞被“貿易”所取代，而這種“貿易”則由貿易公司管理。1993年，中國也開始要求朝鮮以現金支付貿易款項，由于制裁的收緊，這變得“越來越困難”。
社會主義貿易體系的瓦解對朝鮮造成了巨大的打擊，因為朝鮮的經濟模式并非為國際市場競爭而設計。蘇聯(后來成為俄羅斯和其他國家)和中國的政治經濟迅速變化，意味著朝鮮不得不積極參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以獲得美元購買基本的經濟投入品。沒有人比已故的金日成更好地表達這種緊迫感。在1992年底的一次講話中，金日成表示，
我們必須大膽進入資本主義市場，發展對外貿易……官員們必須積極行動。如果他們只是等待別人發起合資或合作，或擔心社會主義市場已經不復存在，他們就無法發展與外國的經濟關系。
盡管朝鮮進行了大量努力，試圖通過增加出口量來實現貿易平衡，但其產品在世界市場上缺乏競爭力。長期以來，朝鮮所謂的“軟商品”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中是可以接受的，但這些國家以利潤為導向的新企業不太可能繼續尊重這種團結傳統。在討論這一形勢的講話中，金日成仔細討論了朝鮮所有主要潛在出口商品，指出，“如果我們想在資本主義市場上銷售我們的商品，我們必須大幅提高其質量。我們目前生產的商品質量不高。在資本主義市場上，沒有人會購買質量差的商品。”例如，這些努力包括改進包裝，因為“包裝好出口商品非常重要……包裝不好的商品賣不出好價錢。商品的包裝應該迎合資本主義國家人們的口味。”
朝鮮出口到中國的加工食品
由于缺乏足夠的國際貨幣，朝鮮無法繼續從國外進口原油和糧食等關鍵物資。同時，朝鮮還不得不長期面臨美國愈發苛刻的敵視、禁運和制裁。
幾乎每項統計數據都表明朝鮮承受著巨大壓力。就整體貿易而言，朝鮮在1990至1995年間損失了約58%的出口和46%的進口額。據估計，在此期間，朝鮮的原油進口量也下降了一半以上。盡管仍然擁有豐富的煤礦資源，但這些因素導致朝鮮能源供應總量在這五年內急劇下降了28%。同時，嚴重的自然災害永久摧毀了約19%的農田。
斷絕原油供應對高度城市化、依賴化學品和機械化的經濟體來說，是毀滅性的打擊。已實現機械化的農業需要燃料來驅動拖拉機和卡車，以及抽水灌溉等。例如，隨著石油供應越來越少，金日成在1992年下令：“化工廠生產的石油必須首先供應給農村，其余的再供應給其他部門”。在石油短缺的情況下，金日成還將部分希望寄托在一種特定的車型上：勝利58型卡車，因為這種農場上的卡車可以使用替代燃料(如甲烷或次煙煤)以節省石油。
同樣重要的是，石油短缺還意味著化學品短缺。金日成從未放棄工業化農業的理念，在石油短缺的情況下，他仍強調“化肥就是大米”、“大米就是社會主義”。他提出的要求包括：“化工行業明年務必要生產180萬噸氮肥。此外，還要從其他國家進口50萬噸。”
實際上，在朝鮮的工業化農業中，化肥確實意味著大米和其他糧食。但石油短缺和隨之而來的化肥短缺就意味著糧食短缺。圖3是1961年至2020年朝鮮的谷物總產量和化肥施用總量的數據。盡管朝鮮的化肥統計數據通?；谝恍┯懈鶕耐茰y，但總體趨勢是可靠的。
圖3：朝鮮的化肥使用量與谷物產量
(1961–2020)
數據顯示，在1990年以前，朝鮮的農業工業化取得了顯著成效，依靠施用化肥提高了糧食產量。1990年以后，化肥使用量急劇下降，1995年的水平僅為1990年的12%。即使假設其他因素不變(朝鮮的實際情況要糟糕得多)，化肥產量如此大幅下降，這在任何國家都會導致災難性的減產。因此，石油進口量的下降可能是谷物產量下降70%的最直接原因。
和休克療法一樣，糧食產量和其他經濟活動的的大幅減少使整個朝鮮社會陷入癱瘓。此前運轉良好的機構遭遇了巨大困難，如集體農業效率降低，公共食品分配系統失靈，以及政府應對不力等。
由此產生的所有問題都成了納西奧斯(Natsios)等西方主流評論者的主要論點，他們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才是問題根源，資本主義和市場將拯救朝鮮。然而，如前所述，朝鮮在1990年代遇到的問題更多與工業化農業有關，而非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貿易體制的消失和石油進口的減少是朝鮮困難的直接原因。從根本上講，朝鮮問題的癥結是對化石燃料的過度依賴，而這種依賴是朝鮮在一個自然條件極差、帝國主義侵略頻發的狹小國度里努力建設獨立的工業化社會所致。
糧食問題與社會主義
1990年代危機之后，朝鮮試圖解決糧食短缺問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更積極地參與市場、更多私人激勵、更多自留地、以及減少管制和補貼的糧食分配制度。換言之，朝鮮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落實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的大部分建議。然而，朝鮮的工業化農業模式似乎仍未改變，因此基本問題并未真正改善。如圖3所示，盡管目前谷物產量總體上比1990年代中期好，但由于化肥使用量依然較低，仍大大低于19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水平。
朝鮮目前缺乏化肥和燃料供應，不僅由于國際收支問題，也是美國和聯合國不斷實施制裁的結果。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和世界糧食計劃署(WFP)最近對朝鮮糧食安全狀況進行的聯合評估中承認，聯合國安理會2017年實施的制裁是“迄今為止最嚴厲的”。報告稱，對燃料、機械和設備零配件進口的限制正在損害朝鮮的農業，因為這些資源的短缺限制了灌溉能力，導致農作物產量下降且易受極端天氣沖擊。
報告還指出朝鮮農業機械化水平嚴重下降：“隨著機械老化、備件和替換件短缺以及燃料短缺，該國的農業機械化水平急劇下降……由于人力和牲畜替代了機械化操作，農業作業出現延誤”。也就是說，在高度機械化時代過去幾十年后，工業農業的一些最重要的遺產正在瓦解。
好在作為社會主義遺產一部分的公共分配制度仍然有效。這種國家規劃體系每月兩次以低價向所有登記家庭提供糧食配給。例如，2018年和2019年，公共分配系統中的同類食品價格是市場價格的十五分之一。如果沒有這種平等的配給制度，朝鮮的糧食問題可能會更嚴重。即便如此，美國國際開發署前署長納西奧斯仍然認為，市場機制是唯一正確的選擇。他承認“一些救濟人員實際上很欽佩平等的公共分配制度”，但他認為這些工作人員只是太天真而被欺騙了。
朝鮮居民排隊領取口糧 | 圖片來源：韓聯社
然而，平等分配制度本身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糧食問題。雖然公共分配系統確保了基本的食物供應，但自2012年以來，糧食配給量一直在下降，并且仍遠低于政府的目標。朝鮮仍需克服諸多挑戰，探索新的發展道路，增加糧食供應，同時兼顧其他發展目標。
正如上文所述，朝鮮面臨的主要挑戰并非缺乏收入和技術本身，問題本質在于工業化農業的不可靠性，尤其是在朝鮮半島地緣政治制約條件下。
從政治角度看，與更富裕的國家相比，朝鮮在變革工業化農業中遭遇的阻力可能更小。鑒于面臨諸多挑戰，朝鮮領導層確實有動力構建替代性的農業體系。這種動力并不源于對朝鮮領導層的任何浪漫化想象，而是有助于理解該國的政治經濟狀況。盡管多年處于困境，朝鮮并未實施休克療法或漸進式的市場經濟轉型。朝鮮政府確實嘗試過幾波小范圍的市場化改革，但都未帶來深刻變化。
重要的是，這種僵局是1990年代危機前實現的高度工業化的結果。中國式的漸進式市場轉型，本質上依賴農村龐大的潛在勞動力后備軍。如果缺乏龐大的勞動力儲備，市場轉型就必須在現有工人中創造一支后備軍，即蘇聯式的休克療法。朝鮮多年來工業化卓有成效，并且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高度城市化。由于農村沒有大量的勞動力儲備，漸進模式在朝鮮并不切實可行。同時，自殺式休克療法是蘇聯解體后的特有產物，鑒于其災難性后果，朝鮮工人階級乃至整個社會也對其避之不及。這就是為什么朝鮮在蘇聯解體數十年后，盡管多次試圖接納市場經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蘇聯模式的一些核心元素。
同理，無論朝鮮的精英階層怎么想，鑒于該國的客觀條件，從綠色革命鼎盛時期建立的舊式工業化農業，過渡到更務實、有效、生態的農業模式，才是明智之舉。近期歐洲的地緣政治動蕩，加之高昂的油價和化肥成本，更加凸顯了擺脫化石燃料的必要性。
表1. 2020年化肥使用量與谷物產量。注釋與來源: 化肥強度以每公頃耕地的化肥使用千克數衡量;谷物產量以千噸為單位衡量;谷物單產以每公頃的千克數衡量;進口比率定義為谷物凈進口量占國內谷物產量的比例。數據基于FAO和世界發展指標網站。
值得注意的是，工業化農業的問題并不僅限于朝鮮。同一地理區域內，收入高得多的韓國和日本在可比條件下的糧食供應并未表現出明顯優勢。表1列出了2020年部分國家的化肥用量、谷物產量、單位面積產量及谷物進口規模，對比這些數據可以發現一些有趣的模式。
首先，朝鮮的化肥用量低于列表中的其它國家，包括古巴。朝鮮的化肥施用量不到韓國、日本和中國的十五分之一，卻達到了這些國家一半以上的產量。如果朝鮮或古巴將化肥用量提升至美國的水平(仍低于東亞其它國家)，其谷物產量可能會大幅提高，甚至可能超過美國。
其次，盡管韓國的化肥用量比朝鮮高出二十倍，其谷物產量卻與朝鮮大致相當。此外，韓國和日本都高度依賴糧食進口。換言之，這些較為富裕的、擁有高度密集工業化農業的東亞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能避免嚴重的糧食短缺，是因為它們可以在全球市場上購買大量糧食。
日本糧食自給率變化曲線：
2021年度日本糧食自給率為38%
中國作為領土遠大于朝鮮的鄰國，大體上保持著高度的自給自足，但同樣在實施綠色革命后的數十年后累積了大量問題。表1顯示，中國的化肥使用強度竟高于韓國和日本。去集體化后的幾十年內，部分由于工業化農業的快速發展和農用化學品的過度使用，中國出現了嚴重的土壤酸化、退化與污染問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中國領導層一直呼吁生態轉型和構建生態文明。
2021年世界各國糧食進口量前10強
表1還顯示古巴在糧食問題上仍面臨巨大壓力。與朝鮮相似，古巴經濟在以蘇聯為中心的經濟網絡解體后遭受重創，并同樣遭受了美國的長期封鎖。自1990年代初的“特殊時期”以來，古巴人民一直在探索可持續農業生態模式，成效顯著。古巴還能比朝鮮進口更多糧食和化肥，有助于緩解部分壓力。盡管1990至1993年間，古巴的谷物產量銳減過半，但到1997年，其產量迅速回升至歷史水平。
同時，古巴發展出了“兩種極端的糧食生產模式：一種是高投入的集約化模式，另一種是從“特殊時期”初期開始的以農業生態為導向、低投入為基礎的模式”。這意味著古巴尚未能系統地減少對化石燃料和化學品的依賴。在21世紀，古巴的糧食產量保持穩定，直到2020年開始的最近一輪經濟危機。迄今為止的報道似乎都把缺乏化石燃料和化肥作為糧食短缺的主要原因。如果真是這樣，那么當前的危機又是一場工業化農業的危機，與20世紀90年代古巴與朝鮮面臨的難題如出一轍。
基于從朝鮮、古巴和其他農業模式中汲取的教訓，可以公允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工業化農業盡管看似高效甚至“科學”，但其實并不可靠、也不可持續。我們必須承認，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者通常將工業化農業模式視為理所當然。這一點在金日成對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設想中顯而易見。社會主義，或任何旨在可持續地養活勞動人民的嘗試，都必須超越工業化農業的模式。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參照社會主義國家經驗客觀地理解朝鮮，是必要的第一步。
然而，生態農業無法脫離社會主義而實現。一個社會如果計劃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和密集的化學品使用，就意味著我們必須在農業和其他活動中保留相當水平的人類體力勞動，以及一個人口稠密、生機勃勃的鄉村。這與資本主義歷史的總體趨勢相悖。人民必須發展有效的經濟手段，以終結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分工、打破城鄉的分隔。這樣的目標歸根結底還是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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