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翔把辛亥革命說成是排滿，隔山打牛似的對深圳日本男童遇害事件進行反思。可惜他的“微言大義”并沒有被大眾接受，評論區成了對他這位法律達人的審判現場。言論自由也在這里蒙羞，據說一晚上就刪掉了一萬多條評論。
羅翔最大的不幸是失真，最大的“坑爹”就是大家都太熟悉那段歷史。這就使他“超越單一的民族主義情感，邁向世界的愛國主義”的循循善誘成了經典的指鹿為馬，不但被看作是項莊舞劍，而且觸及了近代中國政權合法性的問題，這讓任何人都無法無動于衷。
看了羅翔的視頻很有感慨，今天當個公知真的太難了。他實在是繞了太大的彎子，費了太多的力氣，醞釀了太多的感情，最終仍然落得如此狼狽。這同當年公知你方唱罷我登場，大放厥詞而所有人都無法提出質疑的時代相比，羅翔實在是沒趕上好時候。
這也再一次說明了一個道理，那就是在大眾思想意識崛起的互聯網時代，決定輿論戰勝負的從來都不是嘴皮子，而是民心。民心在哪里，主流就在那里，正義就在那里。我們過去姑息公知顛倒黑白，今天正在為此付出社會摩擦和廉價革命的代價。
歷史就是與現實不斷的對話，史論就是政論，不帶立場的史論是不存在的。幾十年來否定李自成，否定太平天國，否定義和團，否定辛亥革命，否定土地革命如颶風般刮過華夏大地。按照這些人口中的歷史，我們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我們到底是誰。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否定掉了這些，把英雄變成了“暴民”“亂匪”和“逆黨”，同一譜系的新中國也失去了執政的合法性，這還能容忍嗎。
站在哪里看世界，站在哪里看中國，站在哪里看辛亥革命，這首先是一個立場問題。所有意識形態領域內的沖突，都是世界觀和價值觀的較量。很多年來大力提倡“包容異質思維”，講了太多的“多元化”，但是人們仍然無法默許這種刨人民共和國祖墳的行為。
對人民史觀的瘋狂否定已經沉淀在了中國自由派精英的血液深處，他們讓失敗者重新獲得了勝利。嘴里高喊民粹的那伙人，不是他們有道理，而是因為他們恐懼。他們害怕人民看到歷史的真相，害怕人民重新看到自己的力量。
新華社記者熊蕾講過，20世紀70年代初英國機場對中國游客實行免檢，理由是中國人不會威脅飛行安全。不知道在羅翔眼里，這算不算是“邁向世界的愛國主義”。在那個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的年代里，沒有公知，不知道是不是這種信任的來源。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史論就是政論。通過這場風波，人們再一次看清了一個事實，那就是當公知談論一切事情的時候，一定要高度當心。首先要看看他們的屁股坐在哪里，時刻警惕他們的價值虛無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一定不要輕易地將他們當作自己人。
伴隨人民大眾的覺醒，當老百姓的吶喊和呼聲贏得了社會尊重，當公知們發現自己心里那點東西正在被民眾唾棄，他們在走投無路和悲觀絕望的時候，就會不再回避核心觀點的碰撞，試圖憑借有利位置，跳出來挑起一場政治交鋒。
今天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同資本主義經濟結構之間的矛盾正在成為無法跨越的大問題，最鮮明的特征就是精英已經完成了西化，而民間卻越來越走回傳統。民眾已經完全看清了公知的嘴臉，雙方幾乎在所有領域都在發生對峙，一點點火星就可以讓干柴變成烈火。
公知是中國低著頭融入這個世界的產物，在中國昂起頭來爭奪21世紀世界主導權的今天，當西方的話語權和道德形象黯然失色的時候，他們仍然刻舟求劍地要把西方的意志上升為中國社會的共同意識，結果只能是自取其辱，轉著圈地丟人。
美國自由民主的牌坊正在轟然坍塌，這讓他們的中國信徒無法對一直鼓吹的這個“地上神國”繼續圓謊。覺醒和覺悟的中國人民同公知之間的斗爭，很像受騙者面對傳銷團伙的代理人，受騙者正在怒不可遏地發泄著被欺騙之后的憤怒。
這次黎巴嫩BP機爆炸，徹底動搖了西方的道德框架，讓人們對西方幾百年的信任在源頭上完全消失殆盡。原來他們不但用文化控制人們的頭腦，用歷史操縱發展中國家的人民，而且還用炸彈威脅著所有的人，讓整個世界都成了資本的人質。
這是一個信號，一個標志，一個轉折點，一個非西方國家徹底覺醒的警示鐘聲。爆炸聲響起，受傷最重最絕望的卻是中國公知，他們必然要承受來自人民大眾的質疑和警惕，必然要為曾經的“傳銷”布道提供一個說法，必然要面對一場思想文化領域的世紀之戰。
懷疑正像洶涌的洪水一樣泛濫開來，四處流淌并尋找答案。人們追問猶太資本把炸藥埋藏在BP機里的同時，他們在意識形態領域給我們埋下了多少“炸彈”。這種懷疑和追問是羅翔“塌房”最真實的背景，從現在開始，所有的公知都要在這樣的背景上生存。
發展中國家的精英都是美國培養的，這些精英在精神上被美國牢牢地控制，這是一個無奈的，但是又不得不接受的現實。正是有這些人的存在，美國才有那么多的牌可以打，才能在債務危機和內政絕境中仍然在意識形態上處于主動的進攻姿態。
這就使意識形態領域去美國化成為中國無法回避的現實。如果無法用強大的，中國化的有效意識形態來凝聚國民，經濟和政治的改革就會失去方向，就會越來越艱難。不但很難登頂，甚至還可能毀于一旦。中國公知從反面告訴我們，對這種危險不應該視而不見。
今天中國的任何事情，都和世界緊緊地纏繞到了一起。發展中國家的覺醒是當今世界的第一主題，也是中國的第一主題。西方中心主義的衰落和東方的崛起同樣不可避免，這就使那些西方軀體上孵化出來的中國公知，不但不合時宜，而且成了時代的一種阻力。
我們付出了巨大的社會成本，得到了一個在改革之初我們并不想要的經濟結構。我們今天正在努力地調整這種依附型的經濟結構，重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意識形態領域還有哪些殖民化的東西，還有哪些埋藏起來的炸彈，今天已經到了該說清楚的時候了。
人民大眾思想文化意識的崛起，是國本國運國脈的覺醒，是中國復興的必由之路。這是一場21世紀中國文化啟蒙的解放運動，洋溢著新中國人民至上價值觀和理性的人文主義光輝。在這場運動碾壓過公知之后，中國將不會再有崇洋媚外的土壤。
幾年前有位公知哀嘆道，“站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我敢僭越地說一句，過去30年所有啟蒙的努力，失敗了”。他的這句話，其實由美國總統來說更合適。今天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他們已經徹底失敗了，而勝利者是覺醒了的人民。
踩在西方的文化和價值觀上走自己的道路，時間已經證明不但十分可笑而且更十分危險。當今世界，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領域里的斗爭，正在成為世界博弈的新趨勢。中國當前急需收復思想道德文化領域的失地，重建意識形態的獨立性。
中國已經搞過工業大摸底和農業大摸底，今天特別需要的是一場意識形態領域的大摸底。我們要從去意識形態化的極端中走出來，不能滿足我們的意識形態只能用來自保，更要擁有具有世界影響力，能夠引領世界文明的新的思想體系。
中國公知很難承擔這一重任，如果我們完成了意識形態上的去美國化，中國公知也就不存在了。在覺醒的中國面前，西方為他們標注好的價格就會徹底失去價值。他們的命運和他們全部“舶來”的知識都會走向終點，最終成為一個并不光彩的墓碑。
湯因比說過，“中國文化如果不能夠取代西方成為人類的主導，那么整個人類的前途將是可悲的”。中國正在從西方現代文明是最高價值的“圣經”中解放出來，超越西方文明，讓中國天下主義精神成為世界上最高的文明準則，這是中國的方向，也是中國人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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