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繼明老師引用百度百科的詞條，在微博里提到了發生在44年前的“潘曉之問”：
緊接著，劉繼明老師又發出了一個靈魂拷問：44年前的“青年女工”經過這四十多年的實踐，是否會有所醒悟呢？
這樣的“醒悟”當然不是劉繼明老師的臆想。筆者在20余年前走訪國企工廠時已經聽很多工人親口講述過，他們無不感慨毛主席擔憂工人農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高瞻遠矚。
不過，這樣的“醒悟”卻不會發生在潘曉身上。因為潘曉本身就不是一個真人，而是一個杜撰出來的“青年女工”，用胡耀邦當年的話來講，“潘曉不是真潘曉，是塑造的潘曉”。
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發表在《中國青年》雜志上，文章用幽怨、激憤的筆觸，講述了自己人生的痛苦、創傷與迷茫。
潘曉來信
文章開頭寫道：
“我今年23歲，應該說才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不復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盡頭。”
據潘曉在信中的描述，她小學的時候，在家庭、學校和社會的理想主義氛圍中，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雷鋒日記》，“對人生充滿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但文革的沖擊摧毀了她的憧憬，家庭、工作、愛情中經歷了種種不幸……
最后她得出一個結論：
“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這大概是人的規律，也是生物進化的某種規律——是任何專橫說教都不能淹沒、不能哄騙的規律。”
這封“讀者來信”被稱作“文革”后青年一代的精神告白，迅速引發出一場席卷全國的人生觀大討論。
《中國青年》編輯部很快收到大量讀者參與討論的來信，有贊同也有反對。編輯部將6月15日編印的《〈中國青年〉讀者來信摘編》直接送交當時主管宣傳的王任重，想尋求更高層對“潘曉討論”的關注和支持。
6月18日，胡喬木來到編輯部，不僅支持和肯定了這場討論，還表示，希望討論再開放一些，不要急于收場。6月20日，王任重批示“可以報道！這是我們社會主義社會好風尚的表現！”
1980年8月20日，在《中國青年》雜志編輯部安排下，中央電視臺在《新聞聯播》后播發了采訪黃曉菊的專題報道。
于是，這場討論的調門越來越高。第8期的《中國青年》刊登了署名“武漢大學歷史系三年級學生趙林”的來信，稱“自私首先是一種自我發現……”
從《中國青年》第9期開始，趙林這篇文章成為繼“潘曉來信”之后刊登的讀者來信的主題。
那么，潘曉究竟是什么人呢？
她其實在來信的第一段已經有所交代，“回顧我走過來的路，是一段由紫紅到灰白的歷程……”按她的說法，“爸爸、媽媽、外祖父都是共產黨員”。
我們要知道，五六十年代想入黨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五十年代的黨員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比例還不足2%。潘曉無疑是干部家庭出身！妥妥的精英群體，而且潘曉本人善于思考、博覽群書、喜歡“反省”。
這一點在這個群體中尤其具有普遍性，例如十多年前陳小魯等人紛紛出來替整個群體道歉——其實很多事情的確是他們干的，但并不代表這個群體的工農子弟也都干過這些事。真心反省的話，就把自己做的錯事好好檢討一下，而不是借著“反省”來表達對毛主席和那個時代的不滿。不過，精英群體畢竟是突然經歷了沖擊與下行，相當不滿是在情理之中的，這是由立場決定的。
我們再說回到“潘曉來信”的緣起。
1978年5月，《中國青年》雜志決定復刊。當年6、7月間，復刊領導小組成員的關志豪等人希望了解現在的青年在想什么，他們有什么希望，于是決定開展一場人生觀討論。編輯部的人員奔走于北京的機關、學校、商店、工廠，召開各種層次的座談會。
在一次座談會上，編輯部結識了北京第五羊毛衫廠的青年女工黃曉菊。通過幾次溝通交流，決定向黃曉菊約稿。在這前后，在北京經濟學院的座談會上，學校團委向編輯部推薦了二年級學生潘祎。
不久，黃、潘的稿子分別交到編輯部。潘祎的不能用，但其中一些語言和觀點可供參考，而黃曉菊的原稿有8000多字，分為“靈魂的鏖戰”、“個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認”和“心靈的惆悵”四部分，基本可用。
編輯部結合兩篇稿子，最終由編輯馬笑冬執筆，寫出了一篇2400字的“讀者來信”，署名“潘曉”。
而上面提到的“潘曉”的個人和家庭經歷，原型就是黃曉菊。黃曉菊出生于1955年，1972年初中畢業，可能因為身體原因沒去上高中也沒去插隊，而是在家待業了兩年，1974年被分配到北京市第五羊毛衫廠當工人。她當時的煩惱就是“難道就這樣一輩子與機器打交道嗎？”1978年-1979年，黃曉菊參加了當地的文學培訓班，得到了“思想啟蒙”，才有了那篇8000多字的稿件。成名后，黃曉菊進入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當圖書資料員，80年代末先后去了深圳和日本，1993年回北京加入朋友的服裝公司……這些家里與高級干部子弟當然還有不小的階層差距，但也遠勝過一般平民子弟了。
潘祎的家庭經歷與黃曉菊相似，同樣是干部家庭出身，只是父母并不是受運動沖擊，而是去了青海支援三線建設。1978年，潘祎考入北京經濟學院經濟數學系。在大學里，他開始迷茫了：“上了大學又怎么樣？于如此的環境會有什么前途？這樣杳渺昏暗生不如死的未來之路，何去何從是也？”
所以，“潘曉”二人的確是當時的青年，一位青年女工、一位青年學生，但社會地位比絕大多數青年還是要高的。要說他們的思想能代表當時的青年，恐怕也有夸大的成分，他們代表的正是當時的精英群體子弟、青年知識分子。
毛主席那一代共產黨人為實現社會平等的努力尚未完成，當大多數平民弟子還上不了大學，大多數農家子弟當不了工人、端不上鐵飯碗的時候，這些上了大學、進了工廠的精英子弟卻有閑工夫在那里多愁善感，要實現“自我價值”。
然而，他們那種自怨自艾的多愁善感，不過是因為運動沖擊導致家庭狀況向平民階層下行所產生的失落感；他們自以為高明、“先進”的反省與思考，不過是撿起了幾千年以來早已陳舊不堪的破落玩意兒——
樣板戲《紅燈記》鳩山試圖勸降李玉和，所用到的“最高的信仰”便是“為我”兩字。所謂“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幾千年來用下半身思考的統治階級，不都是奉行這樣的哲學嗎？
當然，這篇被《中國青年》雜志操刀的“讀者來信”已經不是停留在個人的抱怨與思考上了，而是上升到政治高度，在一篇兩千多字的短文里用了大量篇幅對毛澤東時代、對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進行討伐。
我們今天無法看到黃曉菊、潘祎的原稿內容。然而，新華社編印的《國內動態清樣》第3028期刊登了記者徐光耀寫的《北京羊毛衫五廠負責人談“潘曉”和她的信的問世的情況》?！肚闆r》指出：“潘曉”的信“完全出于《中國青年》雜志編輯之手”。
當年的知識精英們，真可謂用心良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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