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與國家主義，都不是打工人的主義。他們不能與義和團相提并論。義和團進步，他們倒退；義和團勇敢，他們怯懦；義和團愚鈍，他們精明。他們的種種作為，與其說像義和團，不如說更像愚弄義和團的陰毒狡詐的晚清頑固派。
唯物辯證法的一個基本原理，是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
布魯諾，文藝復興時期偉大的思想家、科學家和哲學家，勇敢地捍衛(wèi)和發(fā)展了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批判經(jīng)院哲學和神學，反對地心說，最后被宗教裁判所判為“異端”，燒死在羅馬鮮花廣場。
他所宣揚的日心說，在今天看來并不準確，從科學上講是錯誤的。但在那個黑暗年代，敢于向反動的宗教勢力挑戰(zhàn)，敢于宣揚日心說、反對地心說，他就是無畏的戰(zhàn)士，是科學的先驅，是進步勢力的優(yōu)秀代表。
但是，如果21世紀20年代的今天，有人堅稱太陽是宇宙中心，在抖音B站上炒作不休，我們大概不能稱之為當代布魯諾，而只能視之為精神病，或是別有用心者。
同理，如果今天有人煸動殺光日本人，反對一切與日本有關的事物，我們也絕不能稱之為當代義和團。他們沒有資格與義和團相提并論。
網(wǎng)絡上有兩類人，“左”右互博，圍繞義和團問題爭論不休，吵得熱火朝天，卻都拋棄了這個基本原理，搞錯了一個基本的事實：他們不是義和團，他們與歷史上的義和團沒有絲毫聯(lián)系。
第一類人，秉持自由主義理念，將他們和義和團相提并論，并一起否定掉，這類人鼓吹抽象的人性、和平、個人自由和人道主義，鼓吹市場萬能論，幻想用人性的光輝克服社會的深層矛盾，這類人不懂得，或裝著不懂得，市場經(jīng)濟的內在矛盾無法化解，會以各種方式折射到社會，甚至產生戰(zhàn)爭危機；
第二類人，秉持國家主義理念，也將他們和義和團相提并論，這類人用著“左”的話語體系，寫著文章洋洋灑灑贊揚義和團，卻又急赤白臉地維護Ｕ型鎖們、戰(zhàn)馬們，稱之為愛國群眾，他們對市場的危機不抱幻想，對未來的動蕩不抱幻想，卻妄圖用國家與民族話語來消解現(xiàn)實危機，用歷史仇恨來轉移現(xiàn)實矛盾，這類人不天真，卻險惡。
這兩類人都錯了。自由主義與國家主義，都沒有超越市場經(jīng)濟與私有制的邏輯。20世紀初，從大西洋兩岸歌舞升平的資本全球化到炮火連天的歐洲地獄，從軟弱無能的魏瑪共和國到雞血沸騰的第三帝國，前者與后者互為因果，轉化是瞬間的事。市場經(jīng)濟之下暫時的和平與繁榮，繁榮之后的危機與動蕩，本就是一體兩面。兩種主義，看似對立，無非是兩種時代應運而生的產物。
自由主義與國家主義，都不是打工人的主義。
我們處于危機時代混沌的交接期，自由主義與國家主義在形式上尖銳對立，意識形態(tài)上的種種亂相，因此應運而生。這是這個時代經(jīng)濟基礎的反映，不足為奇。
第一類人，借胡友平事件，鼓吹“胡友平一己之力拯救了蘇州三千萬人”，鼓吹日資（外資）企業(yè)養(yǎng)活中國人，鼓吹“他們的思想配得上他們的苦難”，最后滑向逆向民族主義，對這類人的批判已經(jīng)不少。本文重點談談第二類人，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的欺騙性更大。打工人要關心國家大事，對此不可不察。
他們是誰
先說說他們是誰。這個群體有點大，這里只能列舉典型。
這位劉繼興先生，擁有作家、文史學者頭銜，平時的文章充滿“正能量”，在胡友平事件發(fā)生后，很及時地對兇手表達了同情之意。
這位網(wǎng)名“一個人的莎士比亞“的網(wǎng)紅，千萬級粉絲的大V，在胡友平事件發(fā)生后，變臉比翻書快。可惜變臉再快也沒用，直接翻車了。
他們僅是其中的代表，還有更大的V仍在興風作浪，沒有收手的跡象。
這些聲稱“現(xiàn)在就是一個平民無辜的日本老人或者日本嬰兒在我面前，我也下得去手”的，是以上大V的典型粉絲群體畫像，這不是個別現(xiàn)象，是烏泱泱一大片的存在。粉絲們是一個相對被動的群體，更多是受大環(huán)境和信息壁壘所限，我們暫不把粉絲們列在“他們”之列。
還有更大的V長期興風作浪，至今沒有收手的跡象。
在各大平臺紛紛發(fā)布“打擊煽動中日對立、挑動極端民族主義”的通知后，一些“正能量”坐不住了，觍著臉否定他們的存在。這些所謂正能量，正是他們的組成部分。
他們否定的辦法很簡單：套用義和團光環(huán)，再加比爛大法。無非是義和團雖有毛病，卻是愛國的！無非是說美帝也有極端民族情緒，排外情緒，比我們爛多啦！他們的邏輯是：美帝也有這種爛事，我們這點事算啥呢？
比爛大法，戰(zhàn)無不勝。
他們和他們的粉絲并不是鐵板一塊。他們是煽動者，他們秉持國家主義理念，善于以民族話語來消解社會議題，善于轉移社會矛盾，善于鼓吹陰謀論。他們滿嘴的主義，滿腦子生意，嘴上的大義掩蓋不住精致的利己主義。
粉絲更多是被動的接受者，隨風而動。我們把目光放遠一點：在強調階級話語和群眾路線的年代，群眾真誠地高呼口號，聲援日本人民反對美帝、反對軍國主義的斗爭，聲援日本人民收回北方領土的斗爭；在改革初期的蜜月期，群眾迷戀上了高倉健和山口百惠，隨著《血疑》的劇情起伏一把鼻涕一把淚；在中日政冷經(jīng)熱時期，群眾又熱捧來自日本的電器、相機、汽車和日用品；在資本主義危機的日益加重時期，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逆轉，中日國力此消此漲和地緣政治的持續(xù)緊張，群眾開始追抗日神劇，刷日本人學校的小視頻，充滿對日本人不共戴天的仇恨。
粉絲們大多生活于信息繭房之中，隨大流，并沒有多少堅不可摧的觀點。
他們說要牢記血淚歷史，不忘民族仇恨。這聽上去是不錯的。但是，我們牢記血淚歷史，是要深挖戰(zhàn)爭根源，消滅人吃人的制度，進而消除國家壓迫國家、民族壓迫民族的根源，最終追求人類的永久和平。他們說要牢記血淚歷史，卻是要鼓動民族仇恨、國家仇恨，讓仇恨偏離其根源，仇恨本身就是目的。他們鼓吹血統(tǒng)復仇論，我們主張團結絕大多數(shù)反對極少數(shù)。他們與我們南轅北轍。
血統(tǒng)復仇論也是近些年應運而生的產物。難道新中國成立后直到21世紀初，數(shù)十年的歷史見證人不比現(xiàn)在多、歷史記憶不比今天更強烈嗎？難道始終勇敢戰(zhàn)斗在抗日戰(zhàn)爭最前線，支撐起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成為全民族抗戰(zhàn)的中流砥柱的中國共產黨人，不比這些別有用心之徒更懂抗戰(zhàn)嗎？那個時候我們怎么就不鼓吹血統(tǒng)復仇論？
按照他們血統(tǒng)復仇的邏輯，要報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之仇，我們是否要殺光滿人？要報國民黨反動派“茅草要過火、石頭要過刀、人要換種”的血海深仇，我們又該殺光誰呢？
胡友平事件，兇手具體信息尚未公布，我們只能說，從刑案角度講，這可能是孤立的偶然事件。但是，近些年來南寧“旭日旗“事件、農夫山泉事件，南京戰(zhàn)馬事件，層出不窮，一個比一個離譜，一個比一個極端，早已引發(fā)了社會上的激烈爭論與嚴重撕裂，胡友平事件，無非是一個導火索，引爆了早已存在的各種對立的社會情緒。你可以說兇手是偶然產生的，但你能否認這些高度對立的社會情緒的真實存在嗎？
再往前若干年，鼓吹原子彈下無冤魂，鼓吹核平日本、核平東京，狂熱反對一切與日本有關的風俗文化，這股風潮已不是一天兩天了。這些話語，經(jīng)過無數(shù)次的輾轉傳播后，在一些人心目中幾乎是不假思索的公理般的存在。
而所謂“原子彈下無冤魂”，是美帝國主義者炮制出來的為其濫殺無辜辯護的觀點，也是親美的自由主義者長期鼓吹的一個觀點。這個觀點，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是堅決反對的。自由派與國家主義者，卻在這個觀點上都與美帝高度一致，這是歷史的諷刺。（附：原子彈下多冤魂）
這股風潮其來有自，遠不是幾個大V可以決定的。
義和團進步，他們倒退
庚子年義和團在北方運動，孫中山也在南方搞事。孫中山起初是很看不上義和團的。
這年9、10月間，孫中山發(fā)動廣東惠陽起義，起義主要是依靠當?shù)氐娜蠒⒏缋蠒牧α俊Ｆ鹆x前，孫中山在一封信中歷數(shù)清朝政府的罪狀，把沒有剿平義和團看作是一條罪狀，并希望在英國的幫助下“改造中國”。此時的孫中山，沒有反帝的綱領，對英日帝國主義抱有很大的幻想。
血淋淋的歷史教育了孫中山。1924年，孫中山在其《民權主義》演講中贊揚義和團反抗侵略者的戰(zhàn)斗精神：“其勇銳之氣，殊不可當，真是令人驚奇佩服。所以經(jīng)過那次血戰(zhàn)之后，外國人才知道，中國還有民族精神，這種民族是不可消滅的。”
也正是因為義和團表現(xiàn)出偉大的英雄氣概與民族精神，使侵略中國的列強意識到，直接瓜分中國并非上策，侵略聯(lián)軍的統(tǒng)帥瓦德西稱，“吾人對于中國群眾，不能視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實際上，尚含有無限蓬勃生氣”， “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tǒng)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 “故瓜分一事，實為下策”。這就是義和團運動偉大的歷史進步性。
中國的共產黨人，通過艱苦卓絕的英勇斗爭，最終完成了義和團和資產階級都無法完成的民族民主革命。共產黨人之所以能完成這個偉大的歷史任務，重要原因之一，是有了先進理論的指導，學會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認清了義和團式的盲目排外是不可取的。“我們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只是限于反對帝國主義分子，一定要把美國帝國主義分子同美國人民劃分清楚。這個觀點在我們中國長期搞不清楚，是鬧了幾十年才逐步搞清楚的。在這以前，總認為侵略中國的國家的人都是壞的，這就產生所謂排外的政策。要講搞清楚，還是五四運動以后的事。共產黨成立以后，讀了一點馬克思主義，我們才鬧清楚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才知道政治結構、社會結構。”（毛澤東同參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聯(lián)歡的日本各代表團團長和其他日本朋友談話，1955年11月25日）
而他們，這些孱頭們，與義和團有絲毫可比處嗎？義和團沒有統(tǒng)一的組織，沒有先進的理論指導，在黑暗中自發(fā)摸索，用千萬人的血肉之驅阻止了列強瓜分中國。孱頭們卻開著歷史的倒車，非要把中國共產黨人“鬧了幾十年才逐步搞清楚”的經(jīng)驗教訓，重新搞得模糊不清、混亂不堪。他們有什么臉面和偉大的義和團相提并論？
義和團勇敢，他們怯懦
義和團興起于民族危亡之時、滿清王朝完全淪為列強附庸之際。晚清的政局，百姓怕官，官怕洋人，義和團毀教堂，殺洋人，與今天某些人吹捧為英雄的孱頭們的行為，有云泥之別。當時的外國教會，不少地方教堂擁有武裝，大量土豪惡霸加入其中，霸占土地，壟斷市場，欺壓百姓，無惡不作，滿清官員卻總是順應洋人的要求，對義和團采取剿滅政策。義和團反抗洋人，同時具有反抗?jié)M清暴政的意義。面對擁有最新式近代武器的帝國主義者，“團民大半手持刀矛，以血肉之軀與火藥相敵，均屬發(fā)于義憤，然皆勇而無謀”，這是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在支撐著他們，絕非一個愚昧迷信可以解釋。
在抗擊八國聯(lián)軍的侵略時，裝備比義和團精良得多的滿清軍隊，毫無斗志，望風而逃，是義和團給予侵略者以沉重的打擊。在著名的“廊坊阻擊戰(zhàn)”中，英國海軍大將西摩爾率領的一千五百多人的聯(lián)軍，被義和團“直逼火車，持矛猛觸”，死傷將近一半，最后狼狽地逃回天津。后來西摩爾膽戰(zhàn)心驚地說：“義和團所用設為西式槍炮，則所率聯(lián)軍必全體覆沒。”在保衛(wèi)天津的戰(zhàn)斗中，義和團同侵略軍進行肉搏戰(zhàn)，在火車站一仗，就把一支二千人的俄國侵略軍，打死打傷了五百多名。帝國主義者不得不承認：“此次天津華軍與西兵苦戰(zhàn)月余，西人咸謂如此死戰(zhàn)，實為從來所未見”。在楊村的戰(zhàn)斗中，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軍，被義和團戰(zhàn)士打得落花流水。帝國主義侵略軍一聽到義和團的軍號聲，就惶恐萬狀，驚呼：“聞此聲，可以使人之血凝而不流。”
而他們呢，他們勇敢嗎？河南紅碼事件，他們不發(fā)聲；896工作制，他們不發(fā)聲；年輕人失業(yè)，他們不發(fā)聲；城管打人了，他們不發(fā)聲；樓房爛尾了，他們不發(fā)聲。他們對看得見的苦難與不平視而不見，對境內已合法存在數(shù)十年、經(jīng)教育部門批準成立的日本人學校卻表現(xiàn)出白癡般的恐懼。魯迅說，“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藥的民族中，一定有許多英雄，專向孩子們瞪眼。這些孱頭們。”他們變著法子贊揚抽刃向孩子的孱頭，他們也是怯懦的孱頭。
義和團成長于民族危亡之時，東西方列強直接欺壓中國人民。今天的情況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中日力量對比，與義和團時代相比，已完全逆轉。日本沒有完整的主權，沒有獨立的軍權，經(jīng)濟長期沒有起色，老齡化問題嚴重。日本右翼政客借助中美博弈的契機，混水摸魚，篡改歷史，涉足臺海問題，想把自己從“戰(zhàn)敗國”變成“正常國家”。但從現(xiàn)實層面講，日本不要說稱霸東亞，僅僅達到國家正常化的目標，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們，這些孱頭們，卻把這樣一個國家宣傳得無比可怕、無所不能，他們的民族自信在哪呢？他們到底在怕什么？他們到底是自卑呢，還是自卑呢？
義和團愚鈍，他們精明
義和團有愚鈍的一面，主要體現(xiàn)在他們對滿清統(tǒng)治者認識不清，抱有幻想，提出了“扶清滅洋”的口號。至于他們用畫符、念咒、請神，自稱練成“神拳”刀槍不入，仇視一切外來物，這些倒是其次。義和團的愚鈍，主要責任在于滿清統(tǒng)治者，統(tǒng)治者始終在愚弄義和團。
義和團之所以由官方口中的“匪”變?yōu)?ldquo;團“，由剿而撫，使義和團在一個短時期內擁有一定的合法性，僅僅是因為義和團在京城周邊乃至京城內遍地開花，滿清統(tǒng)治者根本無力剿滅，以慈禧為首的頑固派，害怕帝國主義者拋棄他們，更害怕義和團運動的發(fā)展，于是想出借洋人之手滅義和團之火的陰毒辦法。頑固派一邊鼓動手持原始武器的義和團以血肉之驅抵抗列強，一邊同列強暗通款曲，表達忠心。這是何等的陰險狡詐與無恥！在八國聯(lián)軍占領京城后，頑固派的奴顏婢膝更是展露無遺，他們被洋人徹底嚇破了膽，完全同意列強提出的和議大綱，保證殺光“拳匪”，“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反觀他們這些孱頭，精明得很。他們精準把握住時代的脈搏，知道在危機四伏的年代如何轉移矛盾；他們知道仇恨的力量足以讓人們喪失方向；他們知道什么話題既有流量又安全；他們躲在安全的地方為濫殺婦孺叫好。
他們的種種作為，與其說像義和團，不如說更像愚弄義和團的陰毒狡詐的晚清頑固派。
冤有頭，債有主
危機四伏的年代，社會上“戾氣”很重。所謂“戾氣”，就是社會矛盾的表現(xiàn)。“戾氣”需要有個排泄口，主流宣傳中的階級話語消失后，民族主義成了不二之選。而我們的性情又善于遷怒，只要有一個排泄口，就把所有的怒氣都傾泄過去。如果這種傾泄還是安全的，那更是再好不過。民族主義就這樣不斷加強并極端化，成了不少群體心照不宣的最大公約數(shù)。
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失敗，也是民族主義興起的外部因素。說是外部因素，其實也是市場經(jīng)濟的內在邏輯，資本主義全球化，一方面擴大了資本的全球聯(lián)系，同時也導致更大規(guī)模的競爭、壟斷與動蕩。壟斷資本之間的矛盾加劇了，國與國之間的矛盾加劇了。資本主義條件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全球化。
遷怒，終究是別有用心者和懦夫的辦法，不是長久之策。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不是打工人的主義。打工人該信什么？其實很簡單，冤有頭，債有主。
如果有日本企業(yè)鼓吹996（現(xiàn)已進化為896），鼓吹狼性文化，我們將矛頭對準這種無良資本家，不必針對無辜的孩子。
如果有日本企業(yè)搞蠻不講理的競業(yè)協(xié)議，還收買政府官員來站臺，你打幾個月工倒賠幾十萬，官司也打不贏，你需要思考官員是為誰服務的，勞動法為什么不靈，不必針對無辜的孩子。
“工人階級的狀況是當代一切社會運動的真正基礎和出發(fā)點，因為它是我們目前社會一切災難的最尖銳最露骨的表現(xiàn)。”這是我們這個時代與義和團時代的根本不同之處。打工人的大部分痛苦的根源，都源自雇傭勞動制度，源自勞資雙方的矛盾。社會上的矛盾，看上去五花八門，形形色色，上至國家民族問題，下至失業(yè)教育養(yǎng)老問題，大都也是這個矛盾的派生物。世上也沒有單純的歷史問題，都服務于現(xiàn)實。我們要銘記歷史，但歷史怎么為現(xiàn)實服務，卻大有講究。
打工人，少看些讓人雞血沸騰的短視頻吧，那多半是為我們準備的毒藥與麻醉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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