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1日，毛澤東評論墨子哲學，提出“墨家的‘欲正權利，惡正權害’、‘兩而無偏’、‘正而不可搖’，與儒家的‘執兩用中’、‘擇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變’是一個意思，都是肯定質的安定性，為此質的安定性而作兩條戰線斗爭，反對過與不及。”（同日《毛澤東年譜》），這段話，道出中華文化的精髓。這是人類史上唯中華文化連綿不斷，具有“質的安定性”的文化密碼。
反對過與不及，當然也是中西方文化比較的中華智慧，本質在于“平視”。
近代之前，西方皆蠻夷，唯中華獨尊，這是秦漢唐宋明清輝煌文明視野積累的成見，其中自有秦皇大一統，相對東西方多數時期的零散部落民族、撮爾小國，可以有俯瞰天下的相對優勢。從中世紀特別是到近代反帝反封建，付出數代人的生命、尊嚴，到新中國建立，國人經歷過極度自尊和極度自卑，“叩其兩端而竭焉”，重返中庸，不卑不亢。但當今時代的全球化，依然還在努力擺脫1840年開始的西方掠奪財富，華為余承東說，我們太相信全球化分工了。同時，還要認識過去沒顧上的對我文化掠奪，可見，平視，并無一勞永逸。
當下的主流認識，即當代的一般視野，例如國學張岱年教授認為：“中國傳統中，沒有創造出歐幾里德幾何學那樣完整的體系，也沒有創造出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的嚴密體系；到了近古時代，也沒有出現西方十六七世紀盛行的形而上學思維方法，更沒有伽利略所開創的實證科學方法。應該承認，這是中國傳統思想方法的重大缺陷。……更要學會縝密分析、進行實驗的科學方法。中國新文化的燦爛未來，有待于思維方式的更新”（張岱年:《文化與哲學》，教育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08頁）
中華文化側重系統性，沒有西方文化重分析的實證科學，無論從中醫望聞問切，西醫化驗解剖，還是通訊地址、姓名的位序，中西語法，族譜排列……等等形式，東方先總后分，西方先分后總的日常差異體現出來。這是差異，還是缺陷？
挾近代科學的巨大差距，以馬關、辛丑條約以后，國人欠缺“縝密分析”，不能邏輯、定量、實證已成定見，也形成國人不善于創新，造不如買，貿工技的所謂當代“實事求是”。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把被毛澤東稱為“柯老”的柯慶施等人領導的上海工業奇跡，把錢學森分析農田的能量變換，把國人組織起來修水利辦鋼鐵以至大戰狼窩掌的經濟救亡圖存，歸并為本由自己挑起的浮夸狂熱極左，任由“高貴者”無盡嘲諷窮棒子為改變命運的“土法上馬”“大呼隆”；又指西人封鎖為國人封閉僵化。一小部分人的這類政治心機、嫁禍于人的渣式操作，逆“兩個凡是”而行：大凡毛澤東譽之，必將毀貶之；大凡挫折積怨，必諉誣之。當然，所謂“思想解放”的多數人，多是受信息差所累。但若反思，骨子里，依然掙不脫近代民族自卑感的殘余折射。可見，平視，也并不容易。
歐幾里德幾何學，是“泰西利瑪竇口譯”，明末禮部尚書“吳淞徐光啟筆受”。煌煌大作，印量稱僅次于圣經，構成西方文化科技基石，譯在明末，出版在清初。1840年之前兩百年，滿人貶漢，而西人中世紀的專制黑暗，不乏地中海海盜遺習，滿人貶漢和海盜遺習相互為用，掩護了西人中心，文化霸蠻的所謂“地理大發現”，這種揚西抑華，鴉片戰爭后更甚，往往又因人們聚焦于近代史而被忽略。傳教士的幾何學口譯中，據維基百科圖片，居然有“莊子稱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原本和譯本，關系混亂，引起偽史質疑。這是東升西降大背景下的視野變遷。
西史辨偽的質疑，反映了中國人對西方文化平視的理性深入。西史辨偽，當前是學術問題，尊重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也合唯物反映論。
但要說思想體系，當前基本形成兩大陣營，一個是田野派，姑且如此稱之。黃河清教授“下過鄉，扛過槍，留過洋”，他的思想體系應該和陳平、溫鐵軍、何新、任正非、金一南等這一類人相同，屬于文革時期形成的知識分子。這類人來自地頭、車間、營房，有廣闊的、跳躍性的履歷，后來有機會接觸西方，正是在毛澤東倡導下，他們在一個特殊的階段，實現了馬克思的“把不同社會職能當作互相交替的活動方式的全面發展的個人”，他們有個人“全面發展”的幸福，就可以在人生歷程后，娓娓道出的生活真諦往往比“只是承擔一種社會局部職能的局部個人”（《馬恩選集》二，213）比如“三門干部”有更大的聰慧，洞察真偽，他們有最早的思想解放，又有更為深刻的否定之否定。相信這種類型的人才，并不如同工人福利房，成為絕唱，也許可以從今天的扶貧村官、從身懷不同專業絕技的快遞保潔，從熟悉資本雇傭的青年一代得到繼承。
當然還有堅決的反派，是與國際接軌，形成的金字塔象牙塔教育等精神等級結構的捍衛者，在文化上，往往和曾被“十惡不赦”的“浩劫”視為“復辟”的民國海歸精英的精神還鄉團產生共鳴。筆者曾認為，八九十年代以來，的確已經形成了從幼兒園到各級重點再到清北，然后再進入“藤校”式的“雁陣”模式，其中高精尖被西方資本收割，回國的寥寥可數。而這些高精尖中又有極少完成特別是藤校自然科學和工商金融科學的培訓，跳入華爾街投資界龍門。氣象學博士朱云來先生讀完會計即絲滑進入瑞銀，離開時，其官員稱不知其身世，欲蓋彌彰。受這類尖頂尖影響，國內一部分高官子女進入金融界一度成為潮流。另一方面，中美非軍事形態戰爭白熱化后，如任正非言，高代價的進口技術，打開后發現是中國雞下的蛋，人們開始正視中國的精英教育是資我還是資敵，反思教育價值觀是人民（奴隸）史觀還是精英史觀？
新時代后，有所好轉，但社會意識基本矛盾依然尖銳。捍衛市場經濟的自由主義虛偽秩序的一類人，西方史是天，天不能塌。要他們平視西方，是緣木求魚。
1964年1月5日，毛澤東與日共領導談話時說，“我主張你們要把愛國主義的旗幟緊緊的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讓資產階級奪取這一旗幟。”（同日《毛澤東年譜》）這個主張富有深意，區別在哪兒？
改開以來，有個謀生糊口的公司不斷蛻變壯大，舉世矚目。當華為不賣給摩托羅拉，就發生了質變：對外識破令體制內部買辦感激涕零的全球化分工陷阱，對內冷眼審視資本與勞動關系。華為坦承他們管理的主要內容學的是美國，對待國外先進，是僵化、固化、優化三步曲，看似新奇，實際上是對毛澤東十大關系中對外開放，對自然科技具體要求的運用，也是對列寧的“人類知識的總和”的開放。華為的不讓雷鋒吃虧，重視了勞動力的使用價值，豐富和深化了對馬克思勞動二重性理論、對毛澤東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的實踐，從企業微觀角度，也創新了自蘇聯、中國以來的社會主義實踐。華為現象是偶然的，但反映了社會主義在中國、在世界的必然性。
華為率二十萬員工，單挑美國及其盟國，單挑美國壟斷科技資本的現行秩序，體現了胸懷，脊梁和眼光，迄今取得的成就，跨越了東西方，是實至名歸的、由現代工人階級為主角的先進生產力和先進生產關系代表，如今成了各條戰線的旗幟。也是當下“兩個毫不動搖”的生命力所在。相比一眾注冊開曼，或庸庸碌碌，唯資本馬首是瞻的公司，華為鶴立雞群，造福人類，真正做到了平視西方。這就是毛澤東要奪取愛國主義旗幟的意義。
今天的西史辨偽，主要是解決我們自身平視西方問題。未來，西史辨偽的主體，是覺醒了的西方人，“自有大儒為我辯經“，這就是人民史觀、奴隸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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