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幾篇莫言擁躉者所寫的有關莫言小說《生死疲勞》的書評，深感他們的書評已經充分領會了《生死疲勞》這部小說的思想脈絡。由于他們對莫言的寫作初衷有著深刻的領會和揭示，所以他們的書評令我感慨良多。
最令我感慨的是，這幾個莫粉以其精準的視角，揭示了莫言小說《生死疲勞》的內在精神實質和思想內涵，令人讀過后如醍醐灌頂，頓覺莫言諱澀難測的筆觸里，充斥著對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土地革命難以言表的不滿和怨氣。
《生死疲勞》的故事從上世紀建國前后土改運動開始，一直到上世紀末結束，其中跨越了五十多年時空。其主線是以主人公西門鬧被槍斃后的六世輪回中，經歷了歷史的變遷和時代的發展，從中莫言把他自己個人的價值取向隱藏在輪回五畜獸的視角中，來詮釋他本人眼中人性的善良與丑陋。
莫言在《生死疲勞》中有這樣一句話，
“世間萬物就是這樣，小壞小怪遭人厭恨，大壞大怪被人敬仰。”
這句話其實就是莫言小說《生死疲勞》的題眼！
什么是“小壞小怪”和“大壞大怪”？
小壞小怪，是指沒權沒勢的小人物，身上有小的惡劣行為和小的不良品質，他們如果干點壞事，比如：因生計需要或因心理失衡，他們干些小偷小摸，偷奸耍滑，但也掀不起什么風浪的壞事，就會被打上壞人的標簽，導致被人厭惡和鄙視。
大壞大怪，是指有權有勢的大人物，站在道德和權力的制高點，指手畫腳，指鹿為馬，頤指氣使。表面上看，好事做了一大堆，其實背地里壞事做盡。然而這種大的惡行和大的不良品質卻可能引起人們的尊重和崇敬。
而莫言所作的小說，就是揭露所謂“大壞大怪”的，那么莫言筆下的大壞大怪是什么呢？當然是影射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土改運動和所實行的土地政策。莫言口中的小壞小怪自然便是指地主對窮人的剝削。
一個莫粉在書評中寫到：
“在《生死疲勞》中，土地是一個核心的元素。對于中國農民來說，土地是他們生活的依靠和精神的寄托。莫言通過西門鬧這個角色的經歷，展示了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歷史事件對于農民生活的影響。在這些歷史進程中，農民與土地的關系經歷了從擁有到失去，再到重新獲得的曲折歷程。這其中既有對土地的深情厚愛，也有對命運的無奈接受。”
另一個莫粉寫到：
“小說的主人公西門鬧原來是一個家境殷實的地主，土地改革中全部家當被分光，還被五花大綁到橋頭槍斃。他在閻王殿喊冤，閻王判他還生，結果投胎變成一頭驢。西門鬧變成一頭驢卻是好樣的，雄健異常，但它卻也不得不死于非命。西門鬧所有投胎成為的動物都勇猛雄壯，這擺脫了他作為一個地主的歷史頹敗命運，在動物性的存在中他復活了。這個動物的存在，這個動物的視角，使莫言的敘述具有無比的自由和灑脫，它可以在純粹生物學和物種學的層面上來審視人類的存在。這個審視角度是如此殘酷和嚴厲，人類的存在居然經不住動物的評判。盡管說，人們可能會對莫言書寫鄉土中國的歷史玩著花樣有所非議，農民式的狡猾使莫言避重就輕，沒有對血淋淋的歷史進行血淋淋的揭示，沒有撕開歷史的心臟，而是在外表，與歷史逗樂取笑。”
綜合這兩個莫粉的書評，我們可以發現，莫言筆下所書寫的這段歷史，寫作要點是重在表述土地革命的手段是血腥鎮壓這方面的。他狡猾地運用了各種暗寓寫作手法來隱射這段歷史的所謂“血淋淋”，同時表述了地主由頑抗不屈的怨恨到對命運的無奈接受的過程。事實是，地主和地主的代言人至今都想反攻倒算，哪有什么無奈接受之說？否則為地主鳴冤叫屈的文學作品越來越多的現象怎么解釋呢？
有一個昵稱叫“顏威說歷史”的莫粉，他的一篇長論確實體會到了莫言的寫作真諦，他說：
“魯迅說，我們總是在‘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兩種時代中循環。而之所以循環是因為上千年來，我們的制度沒有根本性的變化，一直都是專制，一個君主取代另一個君主。新主子取代舊主子后，還是承襲舊制，沿用老規矩，唱老調子，新的主子決不肯廢掉奴隸制度的，奉行的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規則。而民眾依舊還是奴隸的命運，永遠臣服于君主，飽受剝削、壓迫和奴役，順從、服從。而在莫言的《生死疲勞》中，我們看到了西門鬧原本是一個勤勞樸實、心地善良的地主，但這也不行，只要是地主身份，不管是什么樣子的，一律一刀切，于是在土改中他的全部家當被瓜分，甚至被黃瞳綁到橋頭槍斃。……從而我們發現西門鬧的故事其實有點荒誕，為什么荒誕，無非是時代的荒誕，西門鬧其實根本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
看到了吧？在莫言的筆下，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土地革命，是封建專制的延續。在莫言的筆下，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土地革命過程中，廣大中國農民翻身解放只不過是虛罔的假象，所以“民眾依舊還是奴隸的命運，永遠臣服于君主，飽受剝削、壓迫和奴役，順從、服從。”所以土地革命不僅平白無故地槍殺那些“勤勞樸實、心地善良的無辜地主”，而且還給廣大農民套上被奴役的沉重枷鎖。
因為莫粉“顏威說歷史”的書評表述得非常直白，所以他的話無疑是破解莫言《生死疲勞》中所蘊藏的隱射寫作所表達出來的思想密碼，那就是潑污土地革命，把已經被史料定性為正面的歷史顛倒過來，讓正面成為反面，讓反面成為正面。所以莫言筆下地主無不是充滿人性光輝的善良之輩和弱者一方，而土地改革的領導者和參與者無不是壞事做絕，齷齪卑瑣的小人。
如：莫言小說《生死疲勞》中大善人地主西門鬧在地府對閻王控訴道：
“冤枉！想我西門鬧，在人世間三十年，熱愛勞動，勤儉持家，修橋補路，樂善好施。高密東北鄉的每座廟里，都有我捐錢重塑的神像；高密東北鄉的每個窮人，都吃過我施舍的善糧。我家糧囤里的每粒糧食上，都沾著我的汗水；我家錢柜里的每個銅板上，都浸透了我的心血。我是靠勞動致富，用智慧發家。我自信平生沒有干過虧心事。可是——我尖厲地嘶叫著——像我這樣一個善良的人，一個正直的人，一個大好人，竟被他們五花大綁著，推到橋頭上，槍斃了！……他們用一桿裝填了半葫蘆火藥、半碗鐵豌豆的土槍，在距離我只有半尺的地方開火，轟隆一聲巨響，將我的半個腦袋，打成了一攤血泥，涂抹在橋面上和橋下那一片冬瓜般大小的灰白卵石上……我不服，我冤枉，我請求你們放我回去，讓我去當面問問那些人，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一個“大善人”卻被“不識好歹”倍受地主恩惠的翻身農民二話不說就拉出去槍斃了，這在邏輯上說不通呀？可見莫言筆下描繪的中國農民都像畜牲不如的惡魔。
再比如，莫言在《豐乳肥臀》中描寫土改“大人物”，寫作手法是把領導土地革命的高級干部惡魔化！其文字是這樣寫的：
“一乘雙人小轎，抬來了一個大人物，十八個背著長短槍的士兵護衛著他……這個人是最有名望的土改專家，曾經在濰北地區提出過‘打死一個富農，勝過打死一只野兔’的口號…………大人物的十八個保鏢，站在臺子上，一個個面孔如鐵，殺氣逼人，好像傳說中的十八羅漢。臺下鴉雀無聲，孩子們懂點人事的便不敢哭泣。不懂人事的剛一哭泣便被xx子堵住嘴……大人物穩穩當當地坐著，他那兩只黑眼睛一遍一遍地掃視著臺下的百姓。人們把頭扎在雙腿之間，生怕被大人物看到自己的臉……大人物陰鷙的眼睛在母親的臉上做了長時間的停留……”
莫言筆下的土改干部竟然是這樣一副反派角色的模樣，如果隱去土改干部的信息，讀者一定會把這個“大人物”認定為日本鬼子。
而莫言筆下的這位“大人物”所屠殺的不是罪惡累累的惡霸地主，而是一些靠手藝吃飯的工商業者，甚至是無辜的婦孺。
如莫言小說《靈藥》中，被鎮壓的竟然是地主馬魁三的老婆和地主欒風山的啞巴老婆。
而土改工作隊的張科長不僅在地主家吃香喝辣，而且還睡了地主的閨女，其情節如下：
馬魁三的老婆哀求道：
“張科長，自打你住進俺家，俺讓你吃香的喝辣的，十八歲的閨女陪著你，張科長，你難道是鐵打的心腸?……”
這就是被莫言所歪曲抹黑的土地革命！
但現實中土改中的農民又是什么情況呢？
現實中翻身農民對一般無惡行善的地主和惡霸地主的對待是有區別的。
人緣好的地主基本會不挨整，行善積德的地主可以劃成中農。因為在善良地主家做工的雇農不承認自己是在給地主做工 ，說成是幫忙的 。既然不雇工，自然成分就定為中農了。結果多數善良的地主被農民保護了，因果報應在土改中體現得涇渭分明。
莫言的大爺爺管遵仁成份是地主，莫言的大哥管謨賢在《莫言小說中的人和事》一文說，大爺爺名叫管遵仁，字居安，是莫言爺爺的大哥。他唯一的兒子（莫言二叔）跟國民黨軍隊從青島撤退到臺灣。
莫言在與王堯對話時說：
“那時我因為組織“蒺藜造反小隊”被趕出校門，干農活又不中用，便有許多時間泡在大爺爺家。名曰學醫，實則是泡在那里看熱鬧，聽四鄉八屯前來求醫的人說一些逸聞趣事。大爺爺是地主成份，只因為有醫術，土改時才免于一死。解放后政府對他特別照顧，沒強制他下田勞動，允許他在家里坐堂行醫。”
可見土改工作隊和翻身農民對待普通地主和惡霸地主是有明顯區別的。
而莫言有意混淆個別地主和整個地主階級的概念。按原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李學先的話說：
“首先要承認，地主里肯定有個別好人。有些地主，說是大善人也不為過，這一點我們要實事求是。但是地主里有好人，與地主階級是好的，有因果聯系嗎？沒有。地主作為一個階級，代表著舊土地所有制，是一個禁錮流動資本、抗擊大工業化進程的反動的集團，是一個占有不動產產權、收窄不動產資本流轉的落后的階級，從整體上講，是必須消滅的。個人的善惡屬性，與其所屬階級的進步或落后，沒有必然的關聯，這是馬克思主義階級論的核心，也是階級斗爭的根源。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激進式大工業化的障礙，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資本家們，沒有本質的分歧。”
——李學先，原廣東省監察廳廳長，原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1983年《與青年同志的座談》
根據湖南省益陽市桃江縣《中共桃江黨史》記載：
“1951年土改前雙江鄉的調查顯示，全鄉總人口3418人，共有稻田4458畝。其中地主富農442人，占總人口的13%，卻占有86%的稻田；而占人口87%的農民，卻只占有14%的稻田。絕大部分貧苦農民缺少甚至沒有土地，靠租種地主富農的土地為生。農民租地，得先向地主交押租，一般每石田（約6.3畝）交進莊谷10擔，秋后一般再交租谷10擔。農民辛苦勞作一年，交了地租后所剩無幾。遇到天災人禍，農民向地主借錢借谷，月息高達10%以上。逾期未還，還要息上加息。每當青黃不接，農民斷糧挨餓之際，地主以擔谷擔息的高利貸剝削農民。夏荒租谷到秋收償還，前后只有一個月左右，借一還二。夏荒時，地主還以“買青苗”的辦法，賤價收買農民田里即將成熟的稻谷。如此盤剝，農民越來越貧困。每遇水旱災害，逃荒討飯、流離失所的貧苦農民比比皆是。”
舊社會的地主往往是以高利貸為迂回手段，達到廉價掠奪土地的目的。特別是春天，春耕往往伴隨春荒，這邊時令不等人，那邊不把麥種吃了全家就得餓死，為了救急只好飲鴆止渴，去借地主的高利貸，順帶把家里的房子、土地抵押給老爺。秋收到了，收成不理想，驢打滾的印子錢還不上了，要么繼續借債，要么賣房子賣地，甚至賣兒賣女賣老婆。
1930年秋，由于中原大戰和水旱蝗災的接踵而至，這年的收成減產嚴重，農民紛紛破產，日趨貧困化。反動政府和土豪劣紳惡霸地主卻根本不顧人民的死活，仍然實行殘酷的剝削。四、五十多種苛捐雜稅，一點都沒有免除，僅地畝附加稅就超過正賦的7到19倍，高利貸率卻從100％提高到 160％。
貧苦農民被逼無奈，只能吃樹皮樹葉、野菜草根度日，有些人淪為盜匪，大批老百姓外出謀生，不少人家為了生計，不得不賣兒賣女，自殺身亡的悲慘事件也常有發生，人民敢怒不敢言！
1932年，國民政府中央農業試驗所調查了全國22個省的農村借款來源，發現24.2%來自地主，25%來自商人，18.4%來自富農，13.1%來自商店，而傳統的銀錢業（銀行、典當、錢莊）加上政府的農業合作社，也只占了農村放款總額的還不到19.3%。
有幾個關鍵性的數據是討論“地主是招誰惹誰了”所必須了解的：
1949年，中國人均耕地已下降到3畝，農業人口人均耕地不到4畝；
1949年，中國全國平均糧食畝產為70公斤，而在此之前全國平均糧食畝產從未高于100公斤；
1950年，農業直接稅占國家財政收入的39%；而在此之前，如果包括各種雜捐、厘金、間接稅等，農業相關稅收要占國家財政收入的4/5以上。
土改以前，全國平均地租為收獲物的5成。農業人口人均耕地不到4畝，平均畝產不到100公斤，繳納苛捐雜稅后，還有高達收獲物5成的地租，這才是真實現狀！
因此無論如何，受苦人在土改中翻了身，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以致當時的桃江縣委書記曾經這樣說：
“土地改革是窮人翻身的一個寶貝，他可以使我們產生無比的力量，我們大家要賭個咒，非把這次土地改革搞好不成。”
湖南省新田縣驥村的一位土改時入黨、當干部的老人回憶說：
“舊前（解放前）我們是寸地沒有的，一寸地也沒有，一棵樹也沒有，要說有一棵樹就是燈樹（油燈）。共產黨、毛主席來了，土改，都安家落戶，都分地分窯。全國的事咱們解不下（不了解），拿這兒來說啊就屬我們村的人沾光沾的大了，舊社會屬我們這莊里沾毛主席光沾的大，咋介沾光了？分到地，分到窯，自家就不要出租子；人家地主都圈下窯了，沒地主的窯還不是要自己圈了？”
“評價一個政策在當時是好是壞，關鍵是要看人民的態度。”可以說任何政策一定是對部分人好，對部分人壞。而政策從決策到執行，一定是順應了底層的力量與需求。而這些底層力量，一定不是個別或少數人的團體能夠左右的。所以我們真正要尋找的，并不是政策方向，而是這種底層力量和需求模式的轉換與改變，政策只是將其追認而已。
結論就是，中國的土地革命是歷史的必然，是時代的潮流，按主張“平均地權”的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的話說就是：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教授認為：
“土地改革運動的偉大歷史成就恰恰就是1950年運動開始時宣布的目標，即消滅作為一個社會階級的地主階級，盡管在這一進程中使用了比最初預期中更多暴力和恐怖手段。事實證明，擔心土改運動會破壞農業生產是沒有根據的。在1950-1952年間，農業總產量以每年15%的速度遞增，1952年增幅最高。雖說經歷了十多年的外敵入侵和內戰，但1952年的農業產量依然比戰前最好的一年——1936年——還要高得多。1949年開始興建新的灌溉和水利工程，逐漸擴大可耕土地的面積，組織消滅害蟲活動，農藥與化肥的使用量有了顯著增長，這些足以彌補了土地改革運動帶來的副作用。由于現在耕作的是自己的土地，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和勞動效率都比過去更高，并且開始采用了更好的耕作技術。”
當然，中國地主階級中肯定是存在好的地主，但是問題是，地主階級本身對于農民來說就是不好的。地主階級的消亡對于農民和農業的益處遠遠大于好地主被消滅帶來的損失。封建的土地關系本身給農民帶來了大量的剝削之苦。比如說：
湖南省新田縣地主集團的代表人物馬維新擁有土地超過四千畝。這些土地分為208塊，由一百多個佃戶租種，地域包括23個村莊。驥村周邊數村的人家幾乎都是馬氏地主的佃戶，靠租種馬家的土地謀生。在號稱“馬光裕堂”的堂號地主之外，只有四戶小地主，一戶中農，其余的全是靠租種、伙種地主土地的佃農、為地主雇傭的伙計、掌柜和少數工匠、商人、游民等，形成高度分化的“富者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經濟結構。
據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的《調查》記載，自光緒十年（1884年）至1941年，每坰土地的租額從1.76斗提升到3.31斗，其間公開的加租有過七次，可見租額是逐年提高的；在正常年景，實交租額通常為定額的80%-110%；荒年的實交租額一般占定額的20%-50%，最低的年份為0.5%；豐年實交租額一般占定額的120%，最高達到166%。荒年欠租、掛賬，豐年追交欠租，表明租佃關系的彈性和作為社區中非正式社會保障的互惠與庇護關系。當然從階級分析的觀點出發，《調查》將此概括為地主的貪得無厭和殘酷剝削的表現。
而美國漢學家史景遷說《生死疲勞》是將政治作為病理學來闡述。就是說，莫言之流通過小說來否認土改的正確性，或者與地主共情對于土改中的暴力大力批判，且只字不提土改的成就，這就是地主階級的代言人的一副嘴臉。而對于地主的暴力，很多實際上是農民階級意識覺醒之后對惡霸地主很氣憤，是由農民自己提出的。
土地改革中被殺的地主大多數都是劣跡斑斑的惡霸和漢奸之流。
作家流沙河（余勛坦）的父親，是靠吃“人骨頭錢”——抓壯丁迅速致富,成為本縣橫行鄉里的惡霸地主。1946年，國民政府分配金堂縣壯丁三千名，流沙河他爹就私自多派兩百名，每名賣三十石。1946到1947兩年的壯丁安家費，全部被他們吞沒了，反而還去敲詐壯丁家屬。他搞了錢交不出壯丁時就到處亂拉，拉的金堂路斷人稀，他靠這筆“人命錢”向農民放高利貸，積累了大量的不義之財。土改時，由于余勛坦罪大惡極，民憤極大，因此被新生的人民政權所鎮壓。
黃仁宇在其作品《黃河青山》中說：
“如果貧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別，即使是貧富差距不那么明顯，也會構成最嚴重的問題。”
莫言的報復，是在他一系列事關土地革命的小說中完成的。他把報復放在輪回的概念里，這輩子不報，總有一輩子會報。
所以莫言將故事編成西門鬧利用驢的畜生身份，大鬧村公所，撞斷村長的胳膊，報了當年自己被槍殺的大仇。又利用西門鬧牛的身份和抗拒合作化運動的藍臉并肩作戰，寧死不給人民公社耕地。在莫言的筆下，藍臉的單干成了政治正確，因為單干，他可以拒絕出工建設利在集體和長遠的水利工程。殊不知，這些水利工程將保障和庇護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免受災荒和饑餓之苦。
要知道在當時，所有人都是心甘情愿自帶干糧去修建這些水利設施的。比如愚公渠、紅旗渠修建時，前后就有數萬青壯年自帶干糧趕赴工地，用鋼筋和手錘在千米高的懸崖絕壁上開鑿出一條人工天河。老百姓為什么要這樣去拼命奮斗呢？因為他們是在為自己的集體家園建設盡力。因為他們心里清楚，只要自己努力了，把這些工程都做完了，那么自己的子孫后代就可以過上更好的生活。反觀現在，錢不給到，誰心甘情愿地到工地吃苦受累？
《生死疲勞》中藍臉解放后一直沒有入社的故事，是莫言取自他自己爺爺身上的事。2002年，莫言在接受采訪時說道：“當地成立初級社時，我爺爺對我父親說，你們入吧，我不入，堅決不入。人民公社以后，他就發誓不給生產隊干活了。生產隊的那些人，隊長啊、村長啊，動員他，有喊他二爺的，有叫他二叔的，可家里自留地的活，爺爺照樣干。”
一個莫粉在其《生死疲勞》的書評中說：
“《生死疲勞》這部小說是莫言整整醞釀了43年的作品，但僅僅用了43天完成了創作。這部小說的歷史跨度很長，從1950年到2000年，講述了這段時間經歷的歷史進程和變革。通過驢、牛、豬、狗、猴以及大頭兒藍千歲這六世輪回轉世的角度，展示了中國農村充滿苦難的歷史。雖然以魔幻的手法寫作，但真實的歷史印記與虛構的情節相互交織，生動而感人。”
莫粉“顏威說歷史”接著解析道：
“在宏大敘事、時代洪流下，個體根本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個體總是跟隨時代的遷徙而流轉。那個時代的荒謬，而個體的經歷也必然荒誕；那個時代的非理性，而時代下的每個人自然狂熱。
不管是在哪個時期，人們往往都被宏大敘事牽著向前走，人們的個體意識淹沒在歷史洪流之中，一切要以大局為重。而大局就是統治者意志，上級的意志，權力的意志。當權力缺乏約束和監督，變得無法無天的時候，人的貪欲就會毫無顧忌。因欲望的無窮而導致個體生命的悲劇性命運就非常自然而然了。
于是一幕幕宏大敘事便隨著歷史而展開了，在每一次的王朝更迭，權力轉移，社會變幻，新舊交替中，個體都會被牽引。在這種莫名的力量面前，任何短促而渺小的個體生命都無法與它的意志和力量抗衡。它的任何一個乖戾的動作或表情，都會使它腳下的社會發生扭曲，社會扭曲導致人性的扭曲，人生出現顛倒。
其實，每一次社會運動都是歷史自體的一次痙攣，而進入微觀，歷史的每一次痙攣都會造成無數個體生命的人生悲喜劇。歷史和社會都不會有什么收獲或損失，但生命個體的人生軌跡則因此被改變，嚴重的是被中斷。人們只能在時代歷史的夾縫中艱難生存，成為時代鬧劇的犧牲品和受害者。我們深刻體會到宏大敘事、歷史洪流和大時代對人性的壓制，每個人都淪為了權力的奴隸，都是統治意志的體現，喪失了獨立性。當獨立和自由的喪失，個體生命意識的削弱才是真正悲劇的開始。”
看到了吧？莫言在其一系列詆毀土地革命的小說中傳遞出來的就是這樣的信息，心有靈犀的莫言擁躉者于是便從上帝角度給土地革命一個道德評判，并且利用他們自己的價值判斷，竭盡全力想把土地改革描繪成是一群精神上有病的痞子革命。
正如著名作家魏巍所說的，莫言的作品“歪曲了黨和國家的歷史”。莫言的目的，就是以不真實來取代真實，讓許多不了解歷史真相的人以為中國歷史就是如此。
在香港鳳凰衛視《鏗鏘三人行》節目上，王斌在竇文濤節目里揭露，二十多年前，王斌和莫言等一眾作家去井岡山參觀毛主席住過的地方，出來后莫言咬牙切齒惡狠狠地說：“我恨不得在那床上撒泡尿。”當時《鏗鏘三人行》的節目現場，馬未都、竇文濤都一臉尷尬地聽著。由此可見，莫言對土地革命最高領導人毛主席充滿了階級仇恨！虧他還是一名共產黨員。
著名作家劉白羽評價莫言道：
“世風如此，江河日下，我們浴血奮斗創造了一個偉大的國家，竟養了這些蛀蟲，令人悲憤。”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