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粉絲為了給莫言“辯護”，最近加大了對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抹黑力度。
現在形成了這樣一種關系：只有否定前三十年，莫言的作品才能正名。
他們需要的否定還不是部分否定，而是全面否定。不肯承認前三十年有任何成就，有任何進步，有任何發展。他們甚至要讓人們相信，新中國的前三十年還不如民國的三十年代。
他們可以把歷史顛倒為，民國是黃金時代，而新中國的前三十年只有饑餓和災難。因為他們要得出的結論就是中國搞社會主義是走錯了路。
這幾乎成為文藝界一些人的彼此心照不宣但又實際執行的政治正確。所以，《繁花》把九十年代的上海拍出了三十年代上海的味道。
這里面有很強的政治隱喻。
1
用文藝實現政治目的，靠的就是政治隱喻。莫言的作品就是在政治隱喻方面做到了極致，最肆無忌憚，所以才被諾貝爾文學獎看上。
這一次給莫言辯護的，我們也看明白了，是以買辦文人和網絡偽軍為主體。所以，他們既反對新中國選擇的道路，又貶低和丑化中國人。既反對社會主義，又敵視愛國主義。
在政治上向往資本主義，就容易走向逆向民族主義。
所以中國的思想防線只能是兩個而不是一個，即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突破了其中一個，就很容易突破另一個。否定對社會主義的認同，就能找到辦法瓦解中國的民族主義。“月薪3000元”的梗就是這么來的。
否定社會主義的合理性，把中國引向全面的資本主義，就能夠在中國制造拉美經濟危機，日本金融危機，類似俄羅斯的經濟倒退，總有一款會用在中國身上，從而阻斷中國的民族復興進程。
只要否定中國的前三十年，他們就能否定社會主義的合理性基礎，因為新中國的基本框架，就是那個時代建立的。
怎么否定前三十年呢？光靠發明歷史，是很難的。歷史畢竟要求嚴謹，太過荒誕的歷史發明，很容易被揭穿。所以，就要靠文學，因為文學允許虛構，給了他們巨大的發揮空間。
莫言的作品在這方面做了示范。用極具夸張的方式，虛構情節，把中國的前三十年寫成荒誕的年代。
前三十年被否定了，那么建立新中國的合理性就自然被否定了，創建新中國的英雄先烈，也就沒有功而只有過了。
解放戰爭的政治意義也就變成了勝者為王敗者賊的內戰，人民解放的意義就不見了。
所以，莫言的小說雖然被認為是魔幻現實主義的寫作，但并不是真的魔幻，而是始終圍繞著如何顛倒現實而去使用魔幻手法。
莫言的作品里面，八路軍和搞土改的干部，人物設計成極具負面形象，把國民黨和還鄉團喜歡干的事，張冠李戴給了他們。
地主也成了大善人，比如，
長篇小說《生死疲勞》
地主的形象站起來了，自然支持土改的農民形象就好不到哪里去。
莫言這哪是在寫小說，他是根據政治需要構建一個完全不同于真實歷史的“歷史”，在那些荒誕情節背后，隱藏著嚴謹的歷史虛無主義邏輯貫穿其中。
莫言通過作品，既體現出鮮明的民族立場，又有鮮明的階級立場。
所以，他既贊美日本人，美化日本鬼子，又贊美地主。
既丑化中國人，更丑化人民的軍隊和領導人民搞土地改革的干部。
一些人總是要抹殺階級的觀點，以為這樣就不存在階級之分了，看看莫言的作品，階級立場多么鮮明。
他們引導勞動者抹掉了階級意識，而他們的階級意識從來沒有淡化。
新中國的立國之基就是工農的主體地位，勞動人民翻身當家作主就是新中國的政治合法性來源。
莫言的作品為地主說話，如此敵視新中國，你想想他可能是“只為蒼生說人話”？
2
不管怎么樣，都不能否定前三十年的勞動者地位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以至于很多勞動者一時都很不習慣，畢竟之前幾千年都是被各方壓榨的最下層，對政治更沒有話語權。
偉人那一代人，才是真正的只為蒼生打江山，只為人民的解放而奮斗。紅軍、八路軍新四軍、解放軍、志愿軍，這支英雄的隊伍，為什么能夠得到當時民眾的衷心擁護，就是因為他們是在為窮人打天下。所以，他們為群眾打土豪分田地，讓“粗黑的手 掌大印”，還做到了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為了實現這個理想，他們不怕犧牲，甘愿獻出青春和生命。
第一個紅色政權——茶陵縣工農兵政府熱鬧非常的成立大會現場（油畫）
我們國家以往的歷史上有過這樣的軍隊嗎？沒有。有過這樣的政治組織嗎？沒有。
所以，近代百年，只有他們才能夠完成民族救亡的使命。通過解放人民的方式，找到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于危亡時刻從根本上扭轉了中華民族命運，這在當時是唯一可以走得通的道路。即便歷史再倒回去，也是這樣。再給國民黨一次機會，他們還是會變成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
這些看似與個人利益無關的宏大敘事，才是與個人利益息息相關。一句“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是凝結了多少人的努力和犧牲，付出了多少試錯成本，才逐漸凝聚起來的政治共識。
而莫言們的作品就是要瓦解我們的這種政治共識，要讓我們相信，那代拯救中國于水火的人，為我們選擇的道路是錯的，應該走歐美的道路。他們的重要依據是亞洲的日韓都是走歐美道路，成為了發達國家，但他們絕對不會告訴你，菲律賓的模式和美國幾乎一樣，卻成為一個內亂頻繁的貧窮國家。
日本在二戰之前就已經是工業化國家。韓國是二戰之后成為工業國的，所以韓國對他們的證據支持作用似乎更大。
但即便是現在的韓國，都成為發達國家了，十大財閥控制70%的GDP，內卷到極致的韓國社會底層，老年人退休了還需要做各種工作才能養活自己，女人為了生存而出賣肉體的比比皆是，外媒保守估計韓國色情產業占4%的GDP。
不走社會主義，即便進入發達國家，普通老百姓依然會是這樣的生存方式。
普通的韓國人看不到未來的希望在哪里，他們國家也沒有教員這樣的人物，所以，他們只能寄希望于宗教。韓國人信仰基督教的比例特別高，把希望寄托給了死后可以升到“天國”。
在經濟上被盤剝之后，還要在精神上再被盤剝一次。
宗教就是人民的精神鴉片，起到精神麻醉作用。
對宗教的信仰越重，對他們的經濟盤剝越沒有顧忌。
印度教讓印度人把受苦當成此生的修行，結果就被人稱為一億人口加十億牲口。
被稱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又如何？至今都是高度饑餓的國家。和阿根廷一樣，有那么優越的農業條件，卻解決不了饑餓問題。這不是體制問題，又是什么？
為什么東亞國家都普遍內卷嚴重？因為東亞國家人口多，密度大，而資源相對又匱乏。如果搞資本主義，就會出現社會貧富懸殊，就必然有人要被迫掙扎在溫飽線上。
何況，大多數搞資本主義的國家，并不能成為日韓。尤其是中國這樣有超大人口的國家，走歐美道路，更不會被允許成為發達國家。奧巴馬已經說得很明白，如果中國過上發達國家的生活，就是地球的災難。
美國聯合盟友打壓中國，不就是中國的產業升級，正在讓中國走向發達國家嗎？
他們的意圖已經如此明顯，所以親美西方的，和美西方站在一起的，都不可能是為了中國的蒼生而說話的。而這些人就構成了支持莫言的群體的基本盤。
他們支持莫言，不是因為喜歡莫言的作品，是因為符合他們的利益。看看這些人習慣的污言穢語，習慣的扣帽子打棍子，就知道他們的文化水平在整體上是遠不如批判莫言的廣大網民的。如果會講道理，能講出道理，誰會用這種下三濫的方式代替辯論？就跟美西方一樣，要不是家里逐漸沒有余糧，把幾百年搶劫的財富都快消耗空了，誰愿意放棄文明紳士風度，再次暴露出強盜的嘴臉來？
誰代表文明，不能繼續由他們說了算。如果這樣的人掌握了對文明的定義權，人類就會始終走不出叢林社會，大多數人就會繼續成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受害者。
這就是話語權的重要性。在大多數時候，筆桿子比槍桿子重要，思想比利劍厲害。所以拿破侖那句名言對我們是有啟發的：“世上只有兩種力量：利劍和思想。從長而論，利劍總是敗在思想手下”。
3
完成對莫言作品的批判，是我們拿回話語權的重要步驟。因為莫言的作品被加持了諾貝爾文學獎的光環，背后是西方的話語權。整個文化買辦就依附在西方的話語權上，成為西方話語權的延伸。
西方就是用獎項設置的巨大光環，引導和批量制造文化買辦的。他們利用資本和傳媒機器，給獎項賦予榮譽和經濟的雙重利益。在文學方面有諾貝爾文學獎，在電影方面有三大獎。這些都是中國搞文藝的人特別推崇的，誰得到了這些獎項，誰就有了江湖地位，自然也就伴隨著巨大的經濟利益。
為了獲得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好處，就會有人去迎合西方的政治正確，丑化中國人，否定中國的制度，否定中國的革命，這都是最容易讓西方人看重的三個點。
西方的大獎都能讓清華美院放棄中國人的傳統審美標準，把“瞇瞇眼”這種丑化中國人的惡臭審美當成自己的標準。
久而久之，中國的這幫文化“精英”就變成了文化買辦，以丑化中國人作為投名狀。
文藝界如此，學術界、媒體圈也是如此，學術圈又可以影響教育。這樣，幾個對意識形態影響最大的領域，就被高度滲透，變成了我們的最大短板。
文科就是因為這些人而走向墮落，在生產精神產品方面，跟著西方的指揮棒走。中國在硬實力方面已經很強，制造業的增加值已經相當于第二到第十名的總和，但因為這些人的存在，并且這些人掌握了很大的話語權，我們在軟實力方面依然很弱，而且還存在著因為軟實力的短板，而讓我們有功虧一簣的風險。
因為輿論戰的功能更加強大，誰掌握了話語權，誰就掌握了現代社會的制空權，就能通過第四權影響乃至決定社會的方向。
拿回話語權，對中國的重要性無論如何強調都不過分。中國老百姓現在通過批判莫言，就能完成對諾貝爾文學獎的批判。諾貝爾文學獎在中國的光環都消失了，電影界的三大獎也就光芒不在。通過丑化中國人求得西方人設置的文學和藝術獎項，不再是榮耀，而是恥辱，才能切斷西方對中國文人的遙控指揮。
由此及彼，除了意識形態色彩很淡的科技界獎項，人文社科領域的那些西方獎項，對中國文人也就失去了價值，誰拿誰覺得燙手。這樣，中國的文藝界才能正氣壓倒邪氣，中國的文化自信才能在文化精英中樹立起來。
這還僅僅是批判莫言的成果之一部分，更關鍵的是通過批判莫言們以文學為載體，顛倒中國人歷史認知的做法，廓清和堅定中國人對于未來的方向和道路選擇，道路選擇是關系國運的關鍵。我們正是因為選擇了社會主義，才能實現工業化，建立完整的農業體系，奠定農業豐收的基礎。而印度因為選擇了被西方人認可的道路，才至今都無法實現工業化，耕地比我們更多，農業條件比我們更為優越，卻至今無法告別饑餓。
這樣的對比，才最有說服力。但我們的輿論戰對手，一直在回避這樣的對比，他們不肯讓中國去跟人口規模差不多，起步條件還比我們更好的印度比較，而是要通過中國跟二戰之前就實行工業化的日本作比較，跟只需要發展幾個產業就能起飛的“亞洲四小龍”作比較，才能得出中國前三十年經濟失敗的結論。
中國的經濟學家在這方面也喜歡引用世界銀行的數據，竟然相信1978年，已經基本完成工業化的中國，比世界最窮，至今都沒有多少工業的南非洲窮國還窮，因此作為中國前三十年經濟失敗的證據。
他們的辦法就是要用西方的GDP體系進行轉換，故意壓低中國在1978年之前的經濟數據，得出挑戰基本常識的結論。
中國前三十年的經濟成就，就是這么被虛無不見的。經濟圈、文藝圈、媒體圈在這方面通力合作，做到了默契配合。
中國那一代人，吃了三代人的苦，干了五代人的活，在用西方工業化道路已經不可能實現工業化的條件下，用社會主義的模式實現了工業化，打造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從而奠定了中國富起來和強起來的基礎，就被這些人說成是失敗。不但抹黑社會主義模式，而且他們還要抹黑那個時代為了后代人少吃苦而自己多吃苦的前輩是懶漢。
莫言這樣的人，對中國完成工業化，沒有尺寸之功，但他們卻有臉抹黑我們的前輩實現工業化的艱苦卓絕的努力。
錯過了那個工業化的時機，中國就再也沒有機會工業化。而且這個時機，還是那代人硬生生創造出來的。二戰之后，本來已經沒有超大人口國家實現工業化的外部環境。
沒有工業化，中國現在能依靠什么崛起？指望西方的產業轉移幫中國實現工業化？超大國家的工業化必須有完整的工業體系，靠幾個行業是無法支撐起來的，也很容易會被西方鎖死上升空間，連產業升級的機會都不會有。現在美國不就想方設法把中國的產業鎖死在中低端嗎？美國以舉國之力制裁華為，不就是因為華為沖刺在產業升級的前面嗎？
這些跟著莫言抹黑中國前三十年的人，他們無視實現工業化的地獄級難度，他們也不承認在幾乎一窮二白基礎上實現工業化，本身就是從0到1階段最艱巨的任務之一。曾經一只手摸到發達國家門檻的阿根廷巴西，都因為沒有完成工業化，而跌落回發展中國家。并不是他們國家的人不知道工業化很重要，而是他們用的那套西方模式，已經不允許。
很多人不知道韓國實現工業化，一方面有美國的外援，另一方面還是因為學習社會主義國家搞經濟計劃，突出了政府的作用，才能集中不多的經濟盈余，用于實現工業化所必須的初始積累。
很多人自然也不知道，韓國人為了實現工業化吃了多少苦，他們的政府甚至為了創匯，鼓勵本國的女人賣淫，向外國人出賣肉體。
實現工業化沒有輕松的，中國前三十年實現工業化的代價已經是最小的了。勞動者特別是女性不需要放棄尊嚴，社會風氣也沒有出現黃賭毒泛濫和黑社會滋生。
我們對外還打贏了幾場關鍵的戰爭。還未實現工業化的時候，外部環境會異常險惡，因為沒有工業化，也不可能有強大的國防工業，我們就還會因為以農業國面對工業國，而承受著巨大的外部威脅和國防壓力。
給那些抹黑中國前三十年的人這樣的內外部條件，他們能做得更好？
中國前三十年是在很長時間內沒有解決吃飽的問題，但這是新中國獨有的問題嗎？1949年之前、他們津津樂道的三十年代普通老百姓吃飽了嗎？除了建國前被侵略、掠奪、戰爭造成自然條件和經濟基礎一窮二白的原因，還有一個原因還是中國沒有實現工業化，農業無法改變靠天吃飯的局面，即便是用小農經濟模式，也沒有辦法提高單位糧食產量。所以，那個時代用集體經濟模式建造了九萬座水庫，農田水利的條件具備了。在實現工業化過程中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化肥廠，這才有了化肥使用。水和肥是糧食單產提高最重要的條件。
另一個重要的條件是改善糧食種子，雜交水稻和雜交小麥就出現了，還是依靠的農業集體協作模式。
我們吃飽飯不能忽略那代人的努力，否則就是沒有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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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分析一個人是否有良知和基本的判斷力，就看他對前三十年的評價。如果只知道抹黑，我就能確定這個人不光是判斷力有問題，而且可能良知也有問題。
判斷一個經濟學家的水平，也可以用這個標準，基本是不會失誤的。
西方經濟學為什么更像是神學而非科學，看看他們如何為了西方經濟學不破產而默契地在前三十年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成就上集體撒謊，就知道了。依靠謊言才能維持的學說，跟科學有幾毛錢的關系？
這些人只是從立場出發而做的選擇。
他們是這樣，莫言也是這樣。莫言和胡錫進一樣，也曾經是一個軍人，但他們都用各自的方式抹黑我們的軍隊，也是從立場出發。
莫言和胡錫進他們也是跟著風向而變化的。有一個莫言的講座視頻，反對妖魔化毛主席，與莫言之前對毛主席的態度有很大的變化。有人以此來反對批判莫言，但他們忽略了這個講座的時間，是在十八大之后領導人提出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是在理解毛主席的人越來越多之后。
當然，有人也會解釋為莫言的思想有了積極的變化，就跟很多網友一樣，但我認為這種可能性不大。如果是從內心發生了這樣的變化，完全可以一紙聲明跟自己以前的作品做切割，但他沒有。
莫言曾經寫那樣的作品抹黑前三十年，抹黑八路軍，美化地主，抹黑抗日隊伍，美化日本鬼子，從根本上說，是因為當時寫這樣的作品，能夠迎合一些人，可以獲得最大的利益。
莫言在本質上跟何祚庥是一樣的。何祚庥在毛時代就表現特別極左，他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用于物理，發明了“層子”理論，還爭先恐后地寫文章給梁思成反對拆除北京城墻定性為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能把三個代表與物理學結合，用“先進的形容詞”論證了三個代表理論。有人揭露，他在中科院期間，還用“八榮八恥”與學術結合。
所以，用風骨評價他們，實在是對風骨的最大侮辱。他們只是善于跟風，所以能夠成為不同時代的獲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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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人不管是寫小說還是搞學術，其實都是在搞政治，進行政治上的投機。
這些人吃得開，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悲哀。
當然，我們跟莫言們沒有個人恩怨。要不是莫言用文學形式，否定前輩們用辛苦和犧牲找到的社會主義道路，抹黑中國人，并且跟諾貝爾文學獎結合，對中國人進行精神PUA，我們也懶得關心他是一個什么樣的人。
但因為他的作品承載了這樣的政治功能，我們跟他們的矛盾就具有了民族和階級的性質。
我們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和后代的利益而捍衛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不被瓦解，而他們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去瓦解我們的意識形態。
這個矛盾自然無法化解。除非莫言做一聲明，說他之前錯了。
不能只允許莫言有抹黑中國人的自由，而中國人卻沒有批判他、起訴他的自由。一些人習慣了以自由之名，享受單方面的自由，剝奪別人的自由。
我們的這些對手雖然目的卑劣，但又足夠狡猾。他們用小說等形式從反社會主義到抹黑人民的軍隊，用虛構的方式解構歷史，虛無歷史，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在戰術上又可以做到進可攻退可守，進攻的時候就明示或暗示自己反映的是歷史的實情，防守的時候就說自己的作品只是文學的虛構。
所以，對這些人，我們要從戰略上藐視，但戰術上還是要重視。
他們的力量足夠強大，浮在水面上跟我們進行輿論戰的還不是真正的主力。
這場圍繞莫言被起訴而爆發的大論戰，之所以具有又一場輿論決戰的意義，就是因為其影響重大而深遠。起訴能否成功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一場網民自發開啟的批判，對促進更廣大民眾的覺醒、全面徹底去掉精神枷鎖的推動作用。
只要完成了這場批判，并且舉一反三，我們就可以宣布：西方人和文化買辦，企圖用西方的幾個獎項就能影響和控制中國人頭腦的時代，從此一去而不復返了。
由此，我們的軟實力短板可以得到極大的彌補。決定我們能夠成功的關鍵，不是看我們的長板有多長，而是我們的短板有多短。這樣我們的民族復興，就可以擺脫最大的精神包袱而成為不可阻擋和無法逆轉的潮流。
輿論戰是最難打的戰爭，當主流媒體不能給以配合，我們只能依靠網絡人民戰爭，用小米加步槍的手段，面對對方的飛機大炮，打贏輿論戰。
這是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也是時代給予我們的責任。人民推動歷史的發展，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明顯。我們生活在這個時代，要見證百年大變局，就需要完成這樣的使命，承擔起這樣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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