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要高度重視全民所有制經濟問題,有必要從人類社會必然趨向科學社會主義發展前景的一般角度和從中國國情現實出發實踐科學社會主義的特殊角度來認識,全民所有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主要特征。馬克思依據歷史辯證法,闡明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特征,即公有制、科學生產、計劃調節和按勞取酬(按勞分配),這是共產主義經濟的“基因”,如果現階段的“全民所有制”失去這些“基因”性質,那就失去了與共產主義公有制的內在聯系?，F階段“全民所有制”具有現階段中國國情的許多特點,主要表現在經濟范圍沒有覆蓋全社會、生產資料仍然具有價格形式和“社資形式”、管理中心職能仍然要由國家來承擔、按勞分配還不能統一實施、外部還并存著非公有制經濟。認識到這些特點,有助于從實際出發,鞏固和發展現實的全民所有制經濟即國有經濟。我們有必要堅持一般與特殊相結合的唯物辯證法,自覺維護國有經濟的整體性,堅持國有經濟的獨立性,堅決維護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地位,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鞏固和發展國有經濟;明確全民所有制與其他經濟成分的關系,把國有經濟主導城鄉集體經濟發展放在首位,堅持國有經濟主導私有制經濟成分,堅持國有經濟控制外資經濟。
在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充分和科學認識全民所有制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主要特征，對于高舉科學社會主義旗幟、把握經濟體制改革實踐的正確方向，是非常重要的。
一、高度重視全民所有制經濟問題
當前為何要談這個題目?因為輿論界存在不少輕視全民所有制經濟的糊涂觀念和錯誤觀念，有的甚至到了無視和公然違反憲法的嚴重程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1]。可是有人則認為，國有經濟都將改為混合所有制經濟，這等于否認了全民所有制經濟獨立形態的存在。還有人公開要求“淡化并取消國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類”[2]，這等于要取消全民所有制經濟及其國有企業。甚至有人把國有資本(即在商品生產中全民所有制的生產資料的資本存在形態)的作用解釋為“兩大功能：一、政策性功能。也就是作為政府實行特殊公共目標的一種資源。二、收益性功能。獲取財務回報用于公共服務”[3]。這等于要把中國社會主義性質的國有資本像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資本那樣，只發揮穩定社會秩序的一般服務功能，而否定中國的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而與此相聯系的是，現實中的國有經濟比例已經嚴重下降，國有經濟主導作用嚴重被削弱，以致宏觀經濟結構出現嚴重失衡?？梢姡覀儽仨殢睦碚摵蛯嵺`的結合上，高度重視全民所有制經濟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同時，科學社會主義也絕不是一成不變的教條。”[4]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是馬克思應用唯物史觀，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及其發展的必然趨勢，所得出的科學結論;而生產資料“公有制”或“社會所有制”①(以下簡稱“公有制”)，就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原則。無產階級團結廣大勞動人民，開展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建立、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最終消滅私有制，這就是科學社會主義最基本的經濟實踐原則。因此，鞏固和發展現階段的公有制經濟，也就是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原則，這絕不是教條主義。而全民所有制是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主要經濟特征。
只有堅持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才能真正劃清科學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同一切具有剝削性質的社會制度的界限。唯物史觀揭示出，在一定歷史時期，一個社會的最隱蔽的經濟基礎是“生產條件的所有制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系”，也就是生產資料所有制(以下簡稱“所有制”)②。從人類社會發展的縱向看，只有區分主要的所有制的不同歷史形式，才能科學區分歷史發展中不同階段的經濟特征;從人類社會一定歷史階段的橫向看，只有區分不同社會的主要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才能正確區分不同社會的經濟基礎或經濟制度特征?？梢哉f，正是唯物史觀的這個基本原理，指導當代中國建立起以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為核心內容的公有制經濟基礎。正是這種所有制的核心內容，顯示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主要特征。如果離開這種現實特征來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制度，談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除了反映一些淺薄的現象或者引起思想的混亂之外，什么真理也不會得到。
我們有必要從兩個角度來認識全民所有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主要特征：一是從一般的角度，即人類社會必然趨向科學社會主義發展前景的角度;二是從特殊的角度，即從中國國情現實出發，實踐科學社會主義的角度。
二、未來科學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一般特征
馬克思依據歷史辯證法，根據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深刻揭示出人類社會的最后一個私有制社會必然要轉變為科學社會主義公有制社會，從而闡明了科學社會主義所有制的一般特征。這種一般特征顯示出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的顯著區別。
馬克思揭示出，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同生產社會化的矛盾，這種矛盾具有對抗性，并表現為一次次周期性經濟危機越來越尖銳，而矛盾的最終解決就是代表生產社會化發展方向的無產階級通過社會主義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消滅私有制，建立起共產主義的自由人聯合體經濟，其基礎必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科學社會主義社會是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其基本特征是：生產資料已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5]495，“生產資料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已不再是私人生產的資料和私人生產的產品，它們只有在聯合起來的生產者手中還能是生產資料”[5]498;“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5]828-929;自由人聯合體“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并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作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勞動時間的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調節著各種勞動職能同各種需要的適當的比例。另一方面，勞動時間又是計量生產者在共同勞動中個人所占份額的尺度，因而也是計量生產者在共同產品的個人可消費部分中所占份額的尺度”[5]96;“把勞動普遍限制在合理的程度”[5]734。也就是說，科學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是全社會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共同占有“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5]874，共同從事有計劃的合理的協作勞動，并按勞動者個人在總勞動時間中所占份額分配個人消費資料。這些可以簡要地概括為公有制、科學生產(合理調節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計劃調節和按勞分配(在做了必要社會基金扣除前提下的按勞取酬)，這正是馬克思揭示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原則，也是共產主義經濟的“基因”，即現階段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尤其是“全民所有制”理應具備的科學社會主義經濟性質的一般性。如果失去這些“基因”性質，那就失去了與共產主義公有制的內在聯系，也就不可能向科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發展。
因此，科學社會主義一般特征或一般經濟原則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即社會社會化發展并突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局限性發展的必然結果。如果說這是一種預見，那么它并不是像某些人說的具有“空想”成分，而是具有充分根據的科學預見。不但當今的資本主義世界周期性危機正在證明這種預見的正確性，而且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和經濟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領導全國人民在1956年取得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和小私有制的農業、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勝利，建立起了以全民所有制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基礎，從理論和實踐上證明了科學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一般特征具有現實性。
認識這種必然性和一般性，是堅定科學社會主義信念的思想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中國經濟學界許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學者對全民所有制的認識，主要是從一般性上來理解的，如把全民所有制理解為生產資料“歸全社會公有”，“歸代表全體人民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占有和支配”，“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也就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簡言之，他們認為全民所有制就是“生產資料屬于代表全民的國家所有”。但是，只從一般性來理解現階段的科學社會主義經濟是不夠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直接用科學社會主義一般原則來裁剪現實，難免會在經濟工作上犯簡單化和急于求成的錯誤。
三、現階段全民所有制的特殊性
從中國國情決定的現階段經濟社會形態的特殊性角度來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以下簡稱“全民所有制”)畢竟尚未發展到馬克思揭示的科學社會主義階段，它具有許多現階段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全民所有制的范圍沒有覆蓋全社會
在未來的科學社會主義階段，生產資料由全社會生產者共同占有，但是現階段的生產資料卻沒有達到這種高度，全民所有制的生產資料包括“土地和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還不由全體人民占有。這里應當把現階段政治含義的“人民”，同生產資料占有者的“全民”區分開來。由于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限制，現階段中國還存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全民所有制經濟中的“全民”只能是指本所有制范圍內的生產者或工人階級。如果把“全民”理解為全社會包括集體所有制、各類私有制的生產資料所有者，就等于承認后者占有兩種經濟成分的生產資料，這顯然是不合理的。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經濟中的勞動者是否包括在“全民”中?顯然也不包括，這只能說他們仍處于雇傭勞動者的經濟地位，這是現階段社會主義經濟不能覆蓋全社會的一種現象。
(二)全民所有制的生產資料仍然具有價格形式和“社會主義資本形式”(簡稱“社資”)
在未來的科學社會主義階段，按照馬克思的理論邏輯，雖然“價值決定”(價值的內容即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依然存在并在調節社會勞動在不同生產類別中起支配作用③，但是價值的形式即商品貨幣形式已經消亡，從而生產資料的資本形式也已經被消滅。而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實踐的經驗證明，現階段中國仍然處在商品生產程度很高的經濟的社會形態。全民所有制經濟的內外經濟關系都要以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現——價格形式來核算，其生產資料還必須經過生產、銷售和購買等環節，來進行價值增值形式的再生產過程或經濟循環運動，這就使它具有了“社資”形態。既然生產資料存在價格形式和“社資”形態，也就具有了拜物教形態。如果不能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指導，就不能看到“社資”與私人資本的本質區別，就會認不清“社資”的本質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而不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社資”運行機制的“主動輪”[5]683是工人階級，而不是資本家。
(三)全民所有制經濟的管理中心職能仍然要由國家來承擔
在未來的科學社會主義階段，階級已經被消滅，從而國家已經消亡;全社會協作生產勞動將由非國家的專門的全社會經濟指揮管理監督中央機構來承擔。但是，現階段的中國依然存在著階級和一定范圍的階級斗爭。當代中國的國家是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專政的中國形式)的階級統治工具，它同時承擔著全社會經濟管理的職能，包括對全民所有制經濟的管理。雖然任何時代的國家都有承擔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維持公共秩序的職能，但人類社會有史以來的國家都是階級存在及其斗爭的產物。世界上并沒有所謂的“全民國家”，國家都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所以，中國現階段的全民所有制經濟被稱為“國有經濟”，實質是以工人階級為實踐主體并實施領導管理的經濟。憲法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從經濟層面看，這集中地體現在全民所有制經濟中，因為黨的領導是工人階級先鋒隊的領導。所以，現階段對全民所有制經濟必須實施“社資”(國有資本)中央專職機構管理和黨中央領導兩者的統一。
(四)全民所有制經濟中的按勞分配還不能統一實施
在未來的科學社會主義階段，即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全社會實行統一的沒有商品貨幣關系的按勞分配;在保證社會擴大再生產、社會管理和社會共同需要，對社會總產品做出必要扣除的前提下，每個勞動者將直接從社會消費資料中，按照在社會總勞動量中個人投入的社會勞動量，相應地取得自己的一份，“他以一種形式給予社會的勞動量，又以另一種形式領回來”[6]。簡言之，那時的按勞分配是在做了社會統一扣除前提下的“等勞交換”。但是中國現階段的全民所有制經濟還不可能實施全社會統一的按勞分配。商品貨幣關系、企業作為商品生產者的獨立經營、地區之間的較大差異，這些決定了按勞分配的原則只能采取工資形式，在一定地區的企業范圍內具體貫徹實施。這就使同樣的個別勞動者在不同地區、不同企業付出相同時間的勞動，卻存在工資的差別。只有看到這種差別或特殊性，并從實際出發科學制定收入分配政策，才有利于消除地區之間、企業之間因客觀原因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
(五)全民所有制經濟的外部還并存著非公有制經濟
在未來的科學社會主義階段，既然生產資料歸“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共同占有，也就不再存在非公有制經濟。而現階段的中國，與全民所有制經濟并存的，還有集體所有制和包括中、外資本主義經濟在內的多種非公有制經濟成分，在實行國有資本控股的企業，甚至全民“社資”與集體“社資”或“私資”同在一個企業經營。全民所有制與其他所有制勢必存在既統一又對立的辯證關系。其中全民所有制與資本主義私有制雖然有統一發展中華民族社會生產力的一面，但是兩者也存在相互排斥甚至對抗的一面，表現在企業層面的爭奪技術人才、原材料，宏觀層面的控制與反控制，計劃調節與自發生產等方面。全民所有制不僅會受到中、外私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經濟侵襲，還會受到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侵襲。只有承認“社資”或“私資”有對抗關系的一面，全民所有制經濟的當事人才能夠從思想上、經濟措施上提高自覺性，防止“社資”私有化。
毫無疑問，認識到現階段全民所有制與未來科學社會主義階段公有制相比較表現出的差別性或特殊性，有助于從實際出發，鞏固和發展現實的全民所有制經濟。但是，如果夸大這種特殊性，以此淡化或否定貫徹科學社會主義的一般經濟原則，可能會出現搞現代修正主義的現象。
四、從中國國情出發鞏固和發展國有經濟
我們應堅持一般與特殊相結合的唯物辯證法，既要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一般要求，又要從國情出發，弄清現階段中國國有經濟的特殊運行形式，這對于自覺落實憲法規定的“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改革和完善經濟管理體制具有重大實踐指導價值。
(一)應當自覺維護國有經濟的整體性
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單個國有企業也是商品生產者，具有相對的對立性，但是一段時間以來出現了一種去掉定語“相對的”，輕視國有經濟的整體性，從而輕視整體性管理國有經濟的傾向。應當說，現階段國有企業應當從事商品生產，這是符合實際的，但是正因為國有企業是國有經濟的組成部分，它的獨立經營就只能是相對的，不應當把國有企業的相對獨立經營等同于非公有制企業的絕對獨立經營。不能忘記，憲法關于“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的規定，實際上這規定了國有經濟的整體性，正是這種整體性，體現出全民所有制經濟具有聯合起來的生產者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優勢，即從整體上自覺尊重價值規律和服從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實行社會范圍內的生產力布局和生產分工協作。國有經濟的全民所有制性質的整體性，不僅表現在產業“社資”形態上，還表現在國有“社資”的產業、商業、金融業三大形態上，而且還表現在全國除農村集體所有制之外的土地所有權都屬于國家。這就要求國有經濟建立和完善統一指揮管理的中心機關，從價值和使用價值兩個方面對所有國有經濟或國有“社資”實行適應市場經濟的直接或間接的統一領導，只有這樣才能解決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自發競爭和無政府狀態的問題，使占相當大比重的國有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穩定運動和可持續發展的主導力量。
(二)堅持國有經濟的獨立性
國有全民所有制經濟具有未來科學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一般性或共性特征，這在現階段存在多種所有制經濟的歷史條件下，是通過它的獨立存在形式表現出來的。國有獨資工商企業、國有獨資銀行和金融機構、體現全國國有資本整體所有權的管理機關和經營權機構，都是國有經濟獨立存在的具體表現。如果沒有這些獨立存在的具體形式，也就等于消解了全民所有制性質的國有經濟。這里強調國有經濟存在的獨立性，是因為一段時間以來，有一種把混合所有制普遍化的流行觀點，似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所有國有經濟都應當改制為與非公有制經濟混合，而且是私人資本控股的股份制形式，這樣才有現實生命力。這種觀點是與“國有企業具有壟斷性，背離市場競爭要求”“國有經濟缺乏效率”“市場經濟的基礎只能是私有制”等新自由主義觀點聯系在一起的。其實，股份制只是不同投資者聯合經營的一種企業形式，把它說成混合所有制是值得商酌的。因為它只是允許不同所有者的投資在使用價值形態上混合起來使用，但是在價值形態上是根本不混合的，而是極為清晰的，否則就無法理解按投資量來分割利潤。顯然，股份制是以多種獨立所有制的存在為前提的，可以說它是所有制的一種派生形式，但它并不是所有制的“實現形式”。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出，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實現形式，實質是所有權的“經濟價值”[7]695的實現形式，也就是所有者憑借自己占有的生產資料，通過一定途徑獲取經濟利益的實現過程，它通常用收入形式來表現④。因此，國有經濟各類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經濟實現形式，是通過利潤、利息、地租和全民所有制生產者的收入等多種利益形式來實現的。因此，國有經濟的經濟價值的增長，從根本上說，要依靠自身各種獨立存在形式的鞏固和發展。這并不排除部分國有資本可以根據具體需要搞混合所有制，但是也應當以公有資本控股為主，以壯大國有資本為目的。那種認為國有經濟唯有與中、外私有資本“混合”“搭便車”的主張，從好的方面說，也是對全民所有制經濟本身喪失自信心的表現。
(三)堅決維護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地位
中國國有經濟的實質是國有全民所有制經濟，它與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有根本性區別，后者實質是為“總資本家”服務的經濟工具，是資產階級為緩和基本經濟矛盾被迫建立的宏觀經濟調節的所謂的“穩定器”，可多可少。而前者由科學社會主義發展的戰略目標決定，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為剝奪官僚資本建立的，從誕生起就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并將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而逐步壯大。為此，對于國有全民所有制經濟，不應當只從所有權歸屬來簡單地理解，而應當按照客觀經濟辯證法，把它理解為包括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過程的全社會的國有總資本的再生產循環運動;它是在這種過程中，起主導全社會科學生產、按比例發展作用的經濟力量。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商品生產一般存在的固有自發性和競爭性，國家宏觀經濟調控機關加強計劃調節是不可缺少的，而在各種經濟成分中，只有國有全民所有制經濟才具有服從國家計劃調節的自覺性，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國有全民所有制經濟是避免宏觀經濟出現結構性失衡的決定性力量。現在，有一種主張認為，要提高經濟效率就應當把“一切交給市場來決定”。這種說法看起來是重視市場對經濟增長和發展的作用，但它顛倒了唯物史觀揭示的生產與流通之間決定與被決定的辯證關系，只看到市場關系能發展社會分工、市場競爭能促進生產增長，而看不到市場關系存在的固有自發性，不懂得馬克思揭示的科學原理：簡單商品流通就已經包含危機的可能性[5]135;而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必然會產生社會收入兩極分化和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會受“不同生產部門的比例關系和社會消費力的限制”而必然爆發經濟危機[5]272-273。其實，透過拜物教觀念可以發現，市場關系的背后是商品生產者的關系，如果資本主義私有制成為主要經濟成分，那么，“一切交給市場來決定”，也就是一切交給資本家來決定。難道不是這樣嗎?我們現在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絕不應當是以私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而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因此，理應強調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它也是促進宏觀經濟市場供求平衡的決定力量。
(四)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鞏固和發展國有經濟
從理論上說，國有全民所有制經濟的所有權和經營管理權是徹底擺脫了私人權利的“社會權利”，而不是像資本主義經濟那樣，原本管理社會生產的“社會權利”卻異化為資本家的私人權利，由此產生對抗性矛盾[5]293-294。中國的國有經濟管理要落實這種“社會權利”，就應當糾正“社會生產條件和實際生產者的分離”，努力實現它們之間的結合，實現由工人階級來掌握這種“社會權利”。不言而喻，在實際操作中，工人階級作為國有經濟的管理主體，需要通過一定的管理機關和代表它們利益的個人來實施。這就要求管理機構中的個人成為這種“社會權利”的代表或人格化。毫無疑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是國有經濟的所有權機關，而中央政府的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以及其他配合機關則是行使對國有經濟管理權的機關。為了真正落實工人階級對國有經濟管理的“社會權利”，一是要遵循經濟管理權服從所有權的規律，要求國有經濟的各類管理機關必須向全國人大定期匯報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布局發展、收入分配關系、占所有制結構的比重等數據，并接受全國各級人大的監督管理。全國各級人大又要建立與全國勞動人民之間的聯系溝通機制，從而使國有資產真正成為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占有和管理的財產。二是要在國有經濟的管理中強調管理民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有人主張，“當前，要注重調動企業家、創新人才、各級干部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8]，而不再提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這是值得質疑的。實際上，在國有全民所有制經濟中，企業家、創新人才、各級干部都是工人階級中的一員，固然要重視發揮他們從事復雜勞動的作用，但是，也不能忽視他們和普通工人之間并非存在絕對的鴻溝，后者也可能成為前者。更重要的是，科學管理和科技要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絕不是靠少數人就能實現的，大量的問題會出現在生產實踐的第一線，而解決問題不能不依靠從事具體操作的工人。因此，鞏固和發展國有全民所有制經濟，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理念。
五、堅持國有經濟主導其他經濟成分
憲法關于“公有制為主體”和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的規定，明確了全民所有制與其他經濟成分的關系是主體與附屬、主導與被主導的關系。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朝科學社會主義戰略方向前進的觀點來看，這也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
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經濟成分是完全平等的，為此，主張“對國有和民營經濟一視同仁”，“在貸款發放、債券投資等方面一視同仁”[9]。這些觀點在理論上犯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反復批判的把商品流通等同于資本流通的錯誤，而這種錯誤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的通病。不錯，在商品市場或商品流通層面上，不同所有制經濟生產的商品是等價交換的平等關系。但是，在物質生產領域，不同商品生產者的生產條件是有差別因而是不平等的，不同商品生產者掌握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規模也是有差別因而也是不平等的。國民經濟中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屬于物質生產領域，不同經濟成分從來都是不平等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壟斷企業、中小企業、小生產者之間難道平等嗎?在當代中國，憲法規定的“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難道不是明確了在物質生產領域非公有制經濟職能處在輔助的、次要的、被主導的地位嗎?怎么能用商品流通領域的平等關系來替換物質生產領域不同經濟成分之間的不平等關系呢?否定公有制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主導地位，就是背離了科學社會主義的一般性，也就是違反了中國憲法的規定，這是絕不允許的。因此，應當研究的問題，不是把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蛻變為與非公有制經濟“平等”的地位，而是在鞏固和發展國有經濟的前提下，如何在經濟工作實踐中保證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從目前的實踐來看有必要確立以下重要認識。
(一)把國有經濟主導城鄉集體經濟發展放在首位
現階段的國有經濟是在與多種經濟成分并存中發展的，它與各種經濟成分之間都存在對立和統一的辯證關系。在這些關系中，國有經濟與城鄉集體經濟的關系，實質上是勞動者階級內部的關系，主要是工農聯盟關系;而國有經濟與中、外私有制經濟成分的關系，主要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外國資產階級的關系。
前一種關系從政治上看，工農聯盟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必須加強;從經濟上看，國有經濟與城鄉集體經濟的關系不存在相互排斥的關系，而是相互支持、協作的關系。國有經濟實現社會主義新型工業化、信息化，需要城市集體經濟的配套和協作，需要集體農民提供工人階級生活的糧食和生產的大量原材料。只有鞏固和發展農業土地集體所有制，促進農村集體經濟向統一經營發展，才能促進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滿足國有經濟鞏固和發展的客觀要求。而國有經濟的科學社會主義性質和先進性，決定了它必須主導城鄉集體經濟的發展。這種主導作用包括在黨的領導下，工人階級用先進思想團結、教育集體農民，幫助農民發展社會化協作生產，促進農業機械化、現代化發展。為此，國家必須發展國有經濟和城鄉集體經濟的相互支持、協作關系，把鞏固和發展工農聯盟作為“主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關系[10]。
為了鞏固工農聯盟，將勞動者階級團結起來，應當徹底清除新自由主義“私有化”思潮，糾正那種消解城市集體經濟的錯誤“改制”，在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同時，國家應充分發揮國有經濟優勢，帶動、支持創辦各類集體企業，使其逐步取代難以生存的中小私營企業。
當然，處理好國有經濟和中、外私有制經濟成分的關系也很重要，但是這種關系與處理工農聯盟的關系相比，畢竟處于次要的地位，而且這種關系必須服從于工農聯盟關系。這是由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方向決定的，也是由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決定的。
(二)堅持國有經濟主導私有制經濟成分
這種主導關系的字面含義是，國有經濟占主要地位和國有經濟控制、引導私有制經濟的發展方向。但是還必須用科學社會主義的觀點來認識國有全民所有制經濟與私營經濟的關系。必須看到，這種關系具有對抗的性質，這是由科學社會主義終將“消滅私有制”的最終目標決定的。不過，在中國國情條件下，這種對抗性矛盾可以用非對抗性的方式來解決。中國憲法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1]，這種共同發展體現了用非對抗性方式來解決國有經濟與私營經濟的關系。然而，正因為這種關系具有對抗性質，就不能把共同發展理解為兩者在所有制結構中可以平起平坐、平分秋色，永遠固化現有比例的關系，更不能把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資本主義私有制之間的關系等同于工農聯盟的勞動人民內部關系。必須科學認識當代私有制經濟的存在是由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的，它們的存在是民族經濟整體發展的需要，但是，這絕不意味著可以否定存在雇傭勞動的私有制經濟具有資本主義剝削性質，否定、掩蓋國有經濟同私有制經濟之間的矛盾本來具有的對抗性質⑤。實際上，目前國有企業出現的“資產流失”“人才流失”“私有化”等現象，以及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所有制結構中所占比重嚴重降低、私有制經濟比重顯著上升的不良態勢，都是這種對抗性矛盾客觀存在的表現。因此，國有經濟控制、引導私有制經濟的發展，實質上具有現階段走社會主義還是走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性質，或者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誰勝誰負的階級斗爭的性質?？辞辶诉@種性質，才能正確處理好“共同發展”的關系。從當前實際來看，首先應當根據黨中央關于依憲治國、依憲執政的指導方針，堅決采取措施，把國有經濟在所有制結構中的比重提高到能夠保證國有經濟成為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使它與集體經濟構成的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主體地位的程度。這是整個國民經濟具有科學社會主義性質的基本標志，也是國有經濟能夠主導非公有制經濟朝科學社會主義方向發展的基本前提。其次，國家應當根據國民經濟和國有經濟發展的狀況，用國家資本主義的方法，堅持對私營經濟實施利用、限制和監督。利用，即通過依法合理收稅，讓私營經濟中雇傭工人創造的一部分利潤回歸國家和勞動人民;限制，即通過實施經濟政策，維護私營企業雇傭工人利益，降低對工人的剝削程度，還包括限制私營企業盲目擴張和脫離國家計劃調節軌道。最后，國家還要加強對私營企業朝社會主義經濟方向的引導。應當說，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國家資本主義措施實際上使私有制經濟具有相當程度的社會主義性質。但是，在對外經濟開放的條件下，還應看到外商尤其是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會設法吸引國內私人資本，削弱中國民族經濟。因此，必須加強對私有制經濟企業的領導和員工的愛國主義教育，對外商直接投資與國內私人資本的聯系進行監督控制?？傊_處理國有經濟與私營經濟的辯證關系，才能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促進國民經濟朝科學社會主義方向發展。
(三)堅持國有經濟控制外資經濟
現階段中國在一定程度上合理地直接利用外資，有助于學習國外先進科技和管理經驗，這是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加快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建設，理應釆取的經濟對外開放戰略性措施。由此，產生出國有經濟與外資經濟的關系這一重大的新問題。
外資一般來自資本主義國家，是外國私有資本。雖然中國無須引導外資朝社會主義方向發展，但外資所有權屬于外國投資者，所有外資及其賺取的利潤，所有權終究屬于外國而不屬于中國。因此，外資與中國民族經濟、國有經濟是存在矛盾的。這就要求利用外資必須合理有度，即必須以維護國家經濟安全、促進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鞏固壯大和整個民族經濟的獨立自主發展為基本前提。
目前，在擴大經濟對外開放的新形勢下，出現了一種不加限制地引進外資的主張，有些已經出臺的經濟開放政策，要求不少重要產業取消原先規定的“由中方控股的限制”或“外資準入限制”，甚至要求在金融業也“取消外資股比限制”[11]。按照市場經濟一般規則，在任何領域，只要被外資控股，那就讓外資取得了對該經濟領域的控制權。因此，放任外資在中國重要產業領域和金融領域控股，無異于給外資控制中國民族經濟大開“綠燈”;在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仍然有相當大的經濟和科技實力的現實條件下，這種政策一旦實施，無疑會使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主導地位受到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極大威脅。有人辯護說，中國有關產業的市場競爭力已經很強，放開對外資控股的限制，不可能發生事實上的外資控制;而中國既然要去境外投資，可以在境外控股，也就應當放開外資在中國的控股。我們有必要運用歷史辯證法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批判不加限制地引進外資的主張，并澄清某些似是而非的糊涂認識。
1.必須弄清引進外資的現象與本質。
從現象上看，外商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可以解決中國發展經濟的資金不足、擴大中國勞動者就業、帶來外國先進管理經驗和先進科學技術、為中國政府提供稅收等。但是，從本質上看，絕不是引進外資越多越好。這是因為：
第一，外資具有資本的本性。資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潤，外資勢必要在中國擴大市場占有率，賺取高額利潤，否則就不會來中國投資，跨國公司更是如此。正如陳云同志深刻指出的：“外國資本家也是資本家。他們做買賣所得的利潤，絕對不會低于國際市場的平均利潤。”[12]
第二，根據馬克思關于資本簡單再生產和資本積累的原理，即使外商首次投資是自有資本，但是經過不斷進行的再生產過程，也必然全部為中國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所替代;在擴大再生產條件下，這種替代將大于外商最初所投的外資，因為私人資本不斷積累的過程，其實是不斷用工人無酬勞動占有工人創造的新的無酬勞動的過程⑥。為此，那種認為引進外資是“外商把利潤取走，把資本留下”的觀點是不科學的，外商不但會拿走利潤，也會拿走投資，只留下物的外形。
第三，外商直接投資出于追求高額利潤的本性，為了占據中國市場，必然與中國民族企業、國有企業進行市場競爭，通過提高勞動者薪酬等手段，挖走國內企業尤其是國有先進企業的科技人才，由此導致競爭力差、有機構成低(勞動密集型)的民族企業破產，造成內資失業工人數量大于外資雇傭工人數量，增加絕對失業。因此，外資經濟與中國民族經濟、國有經濟雖有統一、合作的一面，但是更有對立乃至對抗的一面。
第四，西方發展經濟學所謂外商直接投資會產生對先進技術的“溢出效應”，這是很有限度的，不可夸大其詞。中國引進外資的實踐表明，外商對真正一流的高新技術，總是以維護知識產權為名，絕對保密而不肯泄露，所謂的“市場換技術”只能是某些人的一廂情愿。因此，中國國有經濟要超越世界先進水平，依賴外資是不可能達到目的的，唯有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方針才可能實現。
第五，不能忽略外資經濟有“拉攏”中國私有制經濟的現實可能性。在國有經濟被削弱的條件下，一些私營企業一旦陷入經營困境，難免會找實力強大的外資企業做“靠山”，成為外資的附庸，這種現象如果不加以控制，勢必會削弱整個民族經濟的力量。
可見，中國從歷史造成的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力落后的國情實際出發，合理利用外資，為的是“將欲取之，必先予之”。也就是為了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寧可讓外商無償拿走中國勞動者創造的部分剩余價值。只要堅持合理引進和利用外資的原則，中國得到的利益就可以大于失去的利益。這與放開引進外資的限制，甚至放任外資控制中國產業，完全是兩碼事。而如果像有些人說的，中國的產業市場競爭力已經很強，不可能發生事實上的外資控股，試問，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還用得著引進外資嗎?至于用中國對外投資在外國控股的少數案例，為放任外資在中國產業控股的政策做辯護，這是用個別說明一般，邏輯上是站不住的。須知，發生個別外資控股的現象，應當具體對待，這與普遍放任外資控股產生的后果是完全不同的。
2.應當根據馬克思揭示的國際貿易和國際資本流通的原理，認識國有經濟與外資經濟的關系。
從國際貿易關系看，馬克思揭示的國際價值規律告訴我們，同種商品勞動生產率高的國家的國民勞動在同一時間能創造出較多的國際價值，因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可以在表面上平等的國際貿易中，無償占有或剝削勞動生產率低的發展中國家的社會勞動[13]。我國國有經濟只有在勞動生產率達到和超過發達國家的勞動生產率水平，才能在國際貿易中真正取得平等交易的地位。從國際資本流通關系看，各國資本都體現了一定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都具有一定的民族國家的性質，相互之間都有資本所有權和民族經濟利益的界限，從而各國的國民經濟都是相互獨立的民族經濟體系，都有國別界限。因此，國際資本流通的平等關系，只能是國家之間相互投資，從對方獲得利潤的平等。尤其要看到，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流通與社會主義資本的流通，體現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與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對立，這是兩種經濟體系的對立，客觀上是具有對抗性的，是不可能形成“一體化”的。因此，除非想蛻變為帝國主義國家的附庸國，世界上的國家面對經濟強權，都不能不維護本國經濟的獨立自主和民族經濟利益。中國國有經濟既然是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就必須成為維護國家民族經濟利益的中流砥柱，也因而必須主導外資的引進，并對引進的外資予以控制。那種所謂“促進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公平競爭”的主張，實際上照搬了混淆商品流通和資本流通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觀點，在實踐上勢必否定民族經濟的獨立自主性，放任有實力的外資損害民族經濟利益，削弱國有經濟的主導權。而這正是新自由主義的主張。新自由主義作為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喉舌，鼓吹取消國別市場、取消各國民族經濟，鼓吹無國別的“經濟全球化”、全球“投資自由化”，鼓吹取消各國政府對本國經濟的宏觀管理，是為帝國主義國家憑借經濟實力控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服務的。實際上，資本之間的市場競爭，總是大資本控制、排斥、吞并小資本，是不可能平等的。那種對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的要求，具有很大的虛偽性和欺騙性。因此，在國有經濟與外資經濟的關系上，國有經濟只有處于壓倒性優勢，控制和限制外國資本在本國的流通，才能真正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為此，國家有關部門必須對引進外資進行必要的宏觀控制，堅決維護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那種認為政府在本國市場中無須管控，只應充當中外資本之間“公平競爭”的“裁判”的觀點是必須否定的。
3.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發揮主導作用，要求把利用外資納入宏觀經濟計劃調節軌道。
這是遵循馬克思揭示的社會再生產按比例發展的規律的客觀要求。從直接利用外資的角度來看，外資一旦進入中國，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就進入了中國經濟的某個產業領域，就會在投入產出上進入社會再生產兩大部類的聯系之中，如果不加以控制，像新自由主義鼓吹的那樣可以自由進出，那么，勢必會造成外資在有利可圖時大量進入，而無利可圖時大量出走的情況，這樣必然造成國民經濟各產業部門之間的比例關系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導致宏觀經濟結構失衡，乃至發生經濟危機。由此可見，在經濟對外開放中，必須堅持國有經濟主導外資經濟，引進外資必須在合理利用上下功夫，并不是越多越好，更不能把引進外資蛻變為依賴外資。
綜上所述，確立全民所有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主要特征的意識，對于各級黨政領導干部自覺把“四個自信”“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要求落到改革開放實踐中，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各級領導干部應堅決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關于“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憲執政”的要求[14]，把向憲法宣誓的誓言落實到改革開放的實踐中;要遵照憲法關于“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1]的莊嚴規定，認真審查自己管轄范圍實施的有關經濟改革、開放的政策;堅決依憲糾正違憲的經濟政策。這樣就一定能促進中國國民經濟朝著“以人民為中心”的方向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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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陳云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
[13] 何干強.泛用西方發展經濟學話語的若干問題[J].經濟縱橫,2019(5):1-10.
[14]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N].人民日報,2014-10-29(1).
注釋：
?、佟顿Y本論》第1卷德文原著中的“Gesellschftliches Eigentum”在中譯本中有兩種翻譯：一是“公有制”(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832.);二是“社會所有制”(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874.)。
②馬克思指出，“任何時候，我們總是要在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系--這種關系的任何當時的形式必然總是同勞動方式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一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當中，為整個社會結構，從而也為主權和依附關系的政治形式，總之，為任何當時的獨特的國家形式，發現最隱蔽的秘密，發現隱藏著的基礎。”(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874.)
?、垴R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消滅之后，但社會生產依然存在的情況下，價值決定仍會在下述意義上起支配作用：勞動時間的調節和社會勞動在不同的生產類別之間的分配，最后，與此有關的簿記，將比以前任何時候都重要。”(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874.)
④例如，馬克思指出：“地租是土地所有權在經濟上借以實現即增殖價值的形式”;“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權借以實現的經濟形式”;“土地不出租，土地所有權就沒有任何收益，在經濟上就沒有任何價值。”(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698, 714, 857.)
?、菝珴蓶|指出：“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存在剝削和被剝削的矛盾，這本來是對抗性矛盾。但是在我國的具體條件下，這兩個階級的對抗性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可以轉化為非對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決這個矛盾。”(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759.)
?、迏⒁姟顿Y本論》第1卷第21章“簡單再生產”、第22章“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部分內容。(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653-678.)
(本文原載《改革與戰略》2019年第6期，作者授權紅色文化網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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